雷墨

“两个小时前，我说五句话，每个字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我说上两小时，也没人会搭理我。”美国前总统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某些国家领导人在卸任后的失落心态。不过，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再担任总统，我失去了权力，但并没有失去影响力。”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认为，目前对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在理论研究、重视程度以及制度设计上都还处于贫乏状态。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在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作为曾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他们的卸任并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休”。

不一般的“退休”

著名管理学思想家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其撰写的《退休综合征：放手心理学》一文中，从心理层面剖析了掌权者退休的心态。他认为，失去权力、地位、关注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年龄老化，使得领导人“放手”和退休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是痛苦。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将这种领导人卸任后的痛苦称作“相关性剥夺综合征”，特指前领导人不再处于决策圈、不再参与决策后表现出的“脱瘾”症状。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甚至把“政治死亡”看作所有死亡中“最可怕”的一种。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用“全新、令人讨厌、空虚”来描述自己离开白宫之初的生活。

卸任领导人是否具有埃文斯所称的那种“相关性剥夺综合征”因人而异。克林顿在谈到离开白宫的心态时就说：“你可以坐在那，为不再是总统而难过，也可以用你的经历和经验，尽力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克林顿离开白宫十多年，但并没有离开政治，在美国社会也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利兹大学历史系教授凯文·希克斯顿认为，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没有定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选择与政治环境。“在职业政治家时代，领导人的‘总统化以及政治知名度，加之媒体对政治与领导人的密集报道，使卸任领导人安静地退休与淡出人们视线变得更加困难，即使他们想这样做，很多人也做不到。”杜鲁门曾说过，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你就不可能指望再成为普通的、平常的公民。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客观地“被关注”，国家领导人的卸任注定与普通人的退休不一样。

对于某些威权体制与转型国家来说，领导人走下权力神坛的意义更加复杂和微妙。在这些国家，领导人放弃权力的方式和后果，往往体现了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如果把视野聚焦在非洲，领导人下台与政治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者伊安·泰勒曾做过一个统计，1960年至2004年，在4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04个最高权力转移案例中，有105个国家元首的下台是因为政变、战争或外部入侵，平均占比51.4%。其中，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是72.9%，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为36.4%，2000年至2004年这一比例降至16.6%。这个比例的变化趋势，与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政治转型基本同步。

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定位

关于国家领导人卸任后的角色定位，目前的政治科学中并没有相关的完整学说，在立法和宪法框架下也基本没有相关的界定。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领导人卸任并不等同于政治生命终结。除了个人选择因素外，领导人卸任后的政治命运取决于该国政治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人卸任基本上意味着从制度性权力核心退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分开任两届的总统。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卸任领导人继续参与政治乃至重回权力中心的几率更高。在议会制体制下，即使该领导人因选举失利或失去党内支持而下台，但只要他重新赢得所属党派的支持出任反对党领导人，就有机会重登最高权力宝座。历史上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都属于这类情况。

法国比较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在《世界领袖》一书中做过统计，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超过一半的卸任领导人没有再从事任何政治事业。在他统计的860名卸任领导人中，37%的人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政治，其中19%的人重回权力核心担任国家领导人，8%的人在后来的政府中出任部长等职位。不过，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并不局限于是否离开政治权力核心。美国罗格斯大学的艾连娜·贝伦凯通过梳理民主制国家历史，把卸任领导人的角色归纳为六种类型：雄心依旧型（渴望重回权力中心）、熄灭火山型（平静退休）、浅涉政治型（参与筹款等党派活动）、第一公民型（参与非党派公共事务）、拥抱事业型（参与人道主义或全球性事业）以及自我辩护型（改变对自己的负面历史评价）。

高政治知名度、发达的传媒以及全球化进程，为某些卸任领导人提供了通过“跨领域”“跨国界”的方式，在国家政府范畴之外延续政治生命的可能。1980年就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如今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并参与外交危机的斡旋。卢森堡前首相加斯东·托恩在卸任两年后，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1981～1985）。2007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发起成立名为“政治元老”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吉米·卡特、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等，希望利用前领导人的政治余热来帮助解决世界性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学者托马斯·夏勒表示，对于卸任领导人来说，如今施展“卸任后权力”以及影响政治、政策和公共事务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现代政治环境也更有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

转型期卸任领导人角色

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最高领导人权力转移的方式，对国家政治往往会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非洲是一个典型的考察样本。非洲民族独立浪潮中产生了不少“国父”，在这些国父中，既有朱利叶斯·尼雷尔这样不恋权、主动放权从而确立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的政治家，也有卡扎菲这样个人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终结的政治人物，还有穆加贝这样多次连任、年届九旬依然手握津巴布韦权杖的总统。同时也有主动放权与曼德拉一起推动民族和解、共创南非转型奇迹的德克勒克。从曼德拉和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那些自愿放弃权力，并因此在国际国内赢得声誉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退休后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非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杰·索撒尔在谈及非洲政治转型时表示，对前国家领导人角色的定位，可能构成导致“转型困境”的关键因素。“在转型困境中，总需要在转型正义与政治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索撒尔认为，退休的成本越低，预期的收益越牢靠，就越可能把那些前领导人的地位“正常化”，即便在多数情况下可能需要他们退出国内政治活动。肯尼亚政治学者阿里·马兹鲁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前领导人的“荣誉性承认”，不仅可以缓解政治紧张，而且也可能打消他们以有违宪法的方式重返政坛的意图。

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能够“有尊严”地“退出”，很少出现政治对手或法院以刑事指控秋后算账的情况。但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卸任领导人官司缠身的现象并不少见。虽然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转型国家在卸任领导人问题上的困境。约翰·基恩在分析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政治改革时，把如何实现体面的权力转移称作“隐退政治学”。在基恩看来，这种“隐退政治学”是对转型国家领导人能力的极大考验。他认为，走下权力宝座，是领导人不愿意学习的一种能力，学起来难度大而且往往外部环境糟糕；这是一种在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模式，也完全没有哲学指导或政治指南情况下需要学习的能力。

（摘自《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