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璐阳　尚重生

摘要：理想状态中的公共话语，应对公民的普遍利益和国家的民主有所裨益，其对象是公共事务，其载体是大众媒介。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拥有宽松的公共话语空间，但是公共话语却背离了其应然状态，表现出了种种异化现象。从哲学高度看，公共话语的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弱点和网络双面性的结合是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因此，克服人性的弱点、警惕数字技术的有限性、对传统保持敬畏感以及培养公民意识，是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数字媒体时代；公共空间；公共话语；异化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8-0129-05

随着一国进入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公民自由问题便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民自南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即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自由。围绕这一议题，思想家们展开了丰富而思辨的探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承袭弥尔顿、洛克等自由派先驱的思想，强调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他认为真理和谬误必须得到同等传播，因为“人类一见某事不再可疑就放弃思考，这种致命的倾向是其所犯一半的错误之根源”。

自从数字媒体时代来临，公共话语的空间逐渐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并凭借其优势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意见充分自由竞争的场域，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达到了自由派哲学家不让“既定观点昏昏沉睡”的目的，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若在自由意见市场（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上言说的很多是谬误、谣言，并且带有某些非理性和娱乐化的特点，那么真理的传播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艰难了。这恰恰是与自由派先驱们所希望的真实的自由意见市场相背离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比如对网络谣传者秦火火的审判，正是对公共话语空间异态发展的提醒。在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生存空间前所未有地宽松，但是公共话语却出现了种种我们看来是异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本文即对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加以探析，试图从哲学的视角解析这一现象。

一、公共话语的理论渊源及基本特点

公共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不仅如此，其实哈贝马斯已经隐约指出了公共舆论、公共话语的特点：“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模式要求公众舆论和理性相一致，认为从客观上讲通过自然秩序或通过严密关注普遍利益的社会组织，可以把利益冲突和官僚决策降低到最低限度。”

依据哈贝马斯基于公共领域对于公共话语的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公共话语应该具有这么几个特点：（1）公共话语的主体原则上是所有人，但公共话语应具有理性、负责的特点，因此准确地说，合格的公共话语的主体应是成熟的公民；（2）公共话语的实践方式是公民运用话语权参与有关公共问题的论辩。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3）公共话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的言论和思想的交流砥砺，以达到促进社会信息流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公共利益的效果，也即哈贝马斯所言，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的控制。因此，公共话语就是人们聚集在非私人的公共领域所有言论和话语的内容、形式的总和。

二、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状态

我们把公共话语发生的场域叫做“公共话语空间”。它并不总是无条件地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是介于官方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公共话语表达的场所，在专制政权的高压控制以及官方意识形态无缝灌输的情况下，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共话语空间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存在允许公众表达的缝隙，并且有承载这种表达的媒介。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以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逐渐由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学者甚至把数字技术的普及视为公共话语空间生长的春天的来临。网络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对网络时代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乐观期待是不无道理的。然而，由于大众传媒的媚俗特点，在网络空间里泛滥的许多信息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正如尼尔·波兹曼断言的“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另外，在互联网世界行使充分自由表达权的大多是平民大众。而研究群体心理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告诉我们，当生活轨迹迥异的大众在互联网世界合流后，由于大众总倾向于成为“乌合之众”，因而他们将以狂欢的形式，实现对话语权的重新主宰。他对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有精准的描述：“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而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一个方向，倾向于把一些暗示概念立即变为事实。于是这些群体成员都成了一个玩偶，他们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另外一个他们自己都不熟悉的陌生人。”网络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但一旦超过某个边界，互联网世界上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可能变成公众颠覆传统、放纵自身的狂欢天堂，变成公众们非理性言论泛滥、社会责任感缺席、话题严重同质化的混乱场域。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恰恰是当今数字媒体时代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一种演变倾向，很明显它是不符合哈贝马斯所设计的公共话语的理想状态的。

所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想化、有效化发展并没有接踵而至，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公共话语甚至正在背离其基本特点。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健全，对公众的文化启蒙，尤其是政治启蒙的工作尚未做到位，因此徜徉在互联网世界发表观点的人，许多不具有完备的公民素质。这样一来，很多情况下网民们更多地扮演着不负责任的看客角色，发挥着乌合之众的跟风功能，对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公共事务，或是拍手称快，或是义愤填膺，更有甚者，还形成了特有的“网络水军”现象，网民们在互联网天堂里显现出了公众利用话语空间极尽娱乐之能事、不理性、不思考甚至暴力的一面。同时，公众利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的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就算称得上是对公共事务的“论辩”，就算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其“论辩”通常也是混乱的，而“共识”更可能是可怕的。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由于公众舆论的过分参与，公众舆论中不理性因素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媚俗”和“代表大众发声”，最终导致了可怕的“媒介审判”。变了形的公共话语，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让媒体倒戈。让司法失声。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的边界在哪里。媒介利用和引导舆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可谓不重大。最后，在这样的公共话语场域中，即便有部分理性的公民的声音，也被强大的集体呼声淹没了，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引导下的公共事务决策，通常不能对人们的公共生活有所裨益。

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异化的概念以及公共话语的异化问题了。哲学上的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一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自从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来表现资本主义的邪恶以来，“异化”一词便被学者们广泛运用，并且不再局限于人的异化的表述，其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将异化概念运用到本文探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上来，恰能总结当下公共话语种种背离其本质特点和功能的表现。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研究者创造出一系列新名词如“拖延症”、“囤积症”、“多重任务疯狂症”、“焦虑疯狂症”、“网络暴民”等等来形容数字时代人们的病态表现，而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异化其实归根结底是网络时代人的异化所导致的。被数字技术异化了的人们，表现出了娱乐至死、非理性、狂躁、多重任务疯狂等等异化行为，而这些异化的人类建构了一个带有异化特征的公共话语空间——表面上看，网络是人们意见和思想充分竞争的场所，但正如有的媒体人所言：“……它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高速成长的公共话语空间，往往可能是被数字时代的异化人类所占领的宣泄欲望的场域，这绝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态。在这样一个伪公共话语空间中，其承载的公共话语也必然具有异化的特点。

三、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表现

如上所述，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表现出了一系列异化行为，而由这些异化的人类所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不可能不带有异化征象，充斥其中的公共话语自然也是带有异化特征的。那么具体来考察，当下公共话语的异化有哪些表现呢？

最显著的表现是，互联网时代被异化了的公共话语不再是严肃的、诉诸理性的、逻辑严密的，恰恰相反，娱乐的、非理性的、混乱的、不准确的话语甚至正在侵入一些严肃的场合，例如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法庭。网络时代的公共话语，有时真像塞缪尔·贝尔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在娱乐化和非理性化导向下的公共话语，一般来说是背离了公共性的，即对于公共性事务谈不上建设性的裨益，甚至还可能演变为一幕幕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和无厘头的口水大战。有关公共话语的这一异化表现，清华大学的郑恩等人认为：在戏谑、狂欢症候的引导下，公共话语会形成“碎片化一共鸣极化组织特征”，并主要表现出戏虐和围观的娱乐主义倾向，基于非公共性的人肉搜索、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的“爱国”民粹主义等特点。

关于娱乐倾向，佐证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百变小胖”、“犀利哥”、“贾君鹏”等，公众在不断的话语“歪楼”中寻找一种想象力被满足的快感，但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和炒作以娱乐开始，亦只能以娱乐结束，对公众事务并无裨益。

至于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和公众实时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网民们进行人肉搜索的能力是令人震撼的。例如“表哥”杨达才的微笑图片在网上被公布后，网友们在短时间内对他的眼镜、手表等进行人肉搜索，最终导致了“微笑局长”被双规。公民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反腐监督，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人肉手段的无限制使用，也将危害到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公众在舆论的广场中将无辜民众的家底全部兜漏，不仅侵犯了被人肉者的基本权利，更有可能在无穷无尽的以人肉为乐趣的过程中给网络谣言以滋生空间。

网络暴民与网络审判则更为可怕。白药家鑫案以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了结后，部分公众和媒体才开始反思案件中网络舆论对媒体舆论的片面导向，以至于对法院判决形成了压力。公共舆论和公共话语之间是有边界的，公共舆论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非理性声音，并且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人们的“乌合之众”心理和“沉默的螺旋”理论，渐渐由一种声音占上风，最终导致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而这往往是十分可怕的。这不仅使少数理性的声音在有限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发不出来，亦无益于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成长。

狂热的民粹主义当是异化的公共话语最极端的表现了。2012年9月中旬，我国一些地方的保钓游行中，部分狂热分子采取了一些极端暴力行动，例如砸毁过路的日系车辆等。公共话语的这一畸形化，若不被加以正确引导和规制，最终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四、数字媒体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路径

我们已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话语异化的缘由追溯到了人的异化，但是我们并没有从源头上追问数字时代的到来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我们知道，人性中都潜藏着某些弱点，一旦有某种契机，这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弱点便会被唤醒，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甚或邪恶。网络技术一方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带来了方便，但在此过程中。无边无际的自由恰恰与人性的某些弱点结合，上演了一出出人的异化大戏。

别尔嘉耶夫曾用精辟而深刻的语言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预见性解释：“这一个经验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客体化世界。”在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和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此，人自从被抛入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由此而生。

那么，人性中的哪些弱点，导致互联网世界这一客体化世界来临时人们成了受异化、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互联网世界又有哪些特殊性，导致生存其中的大众表现出种种不寻常的异化行为？人性的弱点和互联网世界的特殊性怎样结合，才开出了现时代人类的异化这朵奇葩？

首先，人的从众心理和观望心态在互联网这一虚拟世界中更容易实现，从众和观望心理的实现保障了自己是与多数人同步的，人们内心的安全感也由此建立。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研究群体心理的作品《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很容易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此一来，便不难解释公共话语空间时常出现的舆论一边倒、言语非理性和极端化等等现象了。

其次，囿于思维的惰性或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满足自己想要不断掌控的心理需求，却往往无力甄别和筛选信息，而更容易倾向于听从宣传或被洗脑。在大众传媒和电子传媒无比发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接收信息，而信息和技术更新速度太快，因此人们往往处于一种追寻最新消息、把握时代律动的不安定状态中。这种状态虽然根源于人们强烈的探索欲和求知欲。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导致人们思考时间的减少和思考能力的下降，从而更容易成为意识操纵的对象。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时时刻刻挂在网上，发表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感叹。

另外，由于传媒的媚俗特征，它的内容发送特征以及与用户互动的方式，导致如今的媒体越来越有不严肃甚至轻飘的倾向。大众是需要娱乐的，在娱乐信息的播送和议论中，人们满足了自己的猎奇欲望、偷窥欲望，满足了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热爱。这种全民娱乐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很明显是无益于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的，而寄生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话语亦无从生成。

最后，每人心里都有一颗自负的种子，自媒体时代不断暗示人们“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恰好满足了人们颠覆权威、放纵自身的强烈欲望。在很多情境中，公众不再迷信于所谓专家和权威人士，而认定自己也有解析一切事务、指点江山的能力。这种狂妄的心态一旦与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相结合，极易形成非理性的狂热民粹主义观点，如此一来，微弱的理性声音自然就不被人们所听到了。

五、走出异化，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

既然数字媒体时代人的异化导致了当下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异化征象的出现，或者说导致了公共话语空间发育的偏离常态，那么要想还原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则最终要从摆脱人的异化人手。针对数字媒体时代人和公共话语的异化表现和异化路径，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来克服当下公众的种种异化行为：

首先，越是在数字化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越要对数字技术保持警惕。作为广义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计算机科技的开发和应用已渐渐成为网络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网络对时空限制的突破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迅捷。网络世界内容的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们的探索欲望，但同时人们也被困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现实中难以自拔。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即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自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早在17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认为科学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同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反对卢梭的观点，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伽达默尔对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科学曾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然而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无限扩张，它自身最终也将成为被启蒙的对象。科学造成的蒙蔽主要集中在其对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追求上，科学对客观性的追求突出地体现在强调方法的客观有效性并将其推广到一切领域，而与对客观性的追求相联系的是对普遍性的强调，过度地追求普遍性将最终消解个体性与独特性。针对现代科学所造成的蒙蔽，伽达默尔认为只有限制科学自身的范围，才能使科学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其次，既然数字技术具有有限性，那么与之相联系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些人之为人的传统和敬畏感。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而非机器，能动性、创造性和思考力正是人作为人最为宝贵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说：“正因为人折射出了另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才使人成为生物界中引以荣耀的个体。当然，这即意味着个体人格以自己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突破世界进程。总之，在人的这种个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灵魂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只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科技产品可以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并不能绑架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便捷的交流是可以的，但通过电波和磁场的交流永远不能代替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因为电波和磁场不能传播人们的气息和丰富的情绪。

俄国作家谢·卡拉-穆尔扎有一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也是操纵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的消亡作为它的结果和原因，与它一起运动来操纵人们的意识。他引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话来佐证这一观点：“南于把生命攸关的一切活动都比做机器的工作，社会也就变成了一台把人们的整个生命都组织起来的大型机器。……人成了一种原料，需要对他进行有目的的加工。因而那个过去曾经具有完整自我、思维健全的人，现在就变成了工具。人性的显现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口头上还宣布说它是主要的。然而一旦目的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它就会毫无商量余地地受到侵犯。所以，绝对要求扩张到哪里，哪里传统的作用就受到局限并将消亡。大多数人却如同沙砾一样，他们是没有根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随便利用。”

因此，坚守某些传统，对传统保持敬畏感，对数字技术有充分的警惕，是每个人走出乌合之众圈套的起点，也是公共话语走出异化、走向理性的起点。

第三，在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更要有意识地克服某些人性的弱点。互联网世界这一庞大的客体化世界包围了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想体味别尔嘉耶夫描述的可怕状态，即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隔绝。只有有意识地克服从众心理、观望心态，思维惰性、猎奇欲望，娱乐心态、看客心态，自负以及对充满幻想的虚拟世界的疯狂热爱，才不致使极端的自由变成对人们极端的奴役，公共话语空间也将不复是娱乐话语泛滥、极端民粹主义话语泛滥了。

最后，每个人都要变成学习型、成长型的公民。我们都知道，正常、有效的公共话语可以对公共事务有所裨益。但正常的公共话语空间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较好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亦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不理性的、知识匮乏的平民成长为理性的、有知识和能力的现代公民，这绝不是仅仅开放言论和话语空间就能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有意识地将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公民来培养。久而久之，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将向着正常的理性论辩、合理协商的平台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