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洋

摘 要：《雷雨》是一部希腊式悲剧，然而因此便用传统希腊悲剧中“宿命论”等观点来解释悲剧的发生，笔者则难以苟同。《雷雨》是一部存在主义式的悲剧，可以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悲剧的形成。本文将运用存在主义“人即自由”、“他人即地狱”的观点来分析产生《雷雨》悲剧的原因，分析悲剧形成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雷雨 存在主义 悲剧原因

曹禺自己在《日出·拔》中说道：“我很讨厌它（《雷雨》）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这里的“像戏”、“技巧”指《雷雨》的结构十分符合希腊式戏剧的“三一定律”——全戏三十年的恩怨只通过一天一夜来展开；场景也只有周公馆与鲁家两处；戏剧的矛盾更是一以贯之；人物冲突激烈、情感丰富、个性鲜明，再者“乱伦”关系的运用，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情节。因此，很多研究者用研究《俄狄浦斯王》的套路来研究《雷雨》，将雷雨归类为单纯的希腊式悲剧，认为导致《雷雨》悲剧的原因是宿命论。这种观点，笔者难以苟同。

一、宿命论与存在主义

诚然，《雷雨》这部作品，多多少少存在宿命论的成分，原始的宗教情绪也可以感觉得出，这些曹禺先生自己也在访谈中提及过了。[1]20，23但是若只拿这些思想来作为《雷雨》悲剧产生的缘由，那便如同将世上的偶然与必然全都交由命运，如此令人成为命运或上帝的提线木偶，陷入命不由己的漩涡。这种解读会让观众把目光放到了罪与罚的报应上，令《雷雨》成为古代神怪小说中的一则奇谈，使《雷雨》的现实意义变得稀薄。而用存在主义来分析《雷雨》悲剧形成的原因则不同。

存在主义认为，个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因此原本的世界与自己里理解的世界存在偏差，人的思想难以理解形成世界的荒诞性。现代社会人被“异化”和“物化”，人被难以名状的孤独所包围，人与人难以相互理解甚至互相倾扎，表现出人在社会中的悲剧性。存在主义作家如萨特、加缪常用荒诞的故事表现了人在社会中难以相互理解、相互着想的悲剧，《雷雨》也有相似之处。三十年内的诸多巧合同时发生才产生了《雷雨》的情节，以至于许多观众将这“太像戏”的剧情归结老天的安排。但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去想，也可以说这些巧合是如同一夜变成甲虫似的荒诞，世界是荒诞的，发生了什么也可以见怪不怪。将悲剧归结于外部的“天意”或“偶然”而忽略戏剧人物本身的内在推力是十分不明智的，下面笔者将从人物的内因入手，用存在主义“人即自由”、“他人即地狱”的观点来分析。

二、人即自由

“人即自由”，这句话卢梭和康德都讲过，然而那是政治学的定义，与政治学观念并不相同。哲学上的“人即自由”有着一种悲观色彩。萨特说：“强制对一种自由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2]637即人拥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人同生同灭，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而是我们生来就不得不自由的存在。

人有身体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世界可以限制你的动作，但不能限制你的思想，人的思想只属于个人自己，它是自由的，所以他人的思想也是自由的，令你难以捉摸。因为这思想的绝对自由性，人与人哪怕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很难真正地相互了解。《雷雨》间人物的关系正反应了这一点。

《雷雨》几乎每个人物之间都有着联系，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一种是“纵向”的关系，是鲁家与周家间的血缘关系，可惜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知晓；一种是“横向”的关系，周朴园与鲁侍萍、周繁漪；周繁漪与周朴园、周萍；周萍与周繁漪、鲁四凤；鲁四凤与周萍、周冲的多重三角关系组合，虽然他们各爱着一个人，但他们爱的不过是自己思想中的那个他（她），而这个他（她）则与现实的他（她）有所出入，可以说他们虽然相爱，但却各不了解。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己世界的主宰，世界内的一切形象与观念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人主观地加工。你爱的恨的的那个“他”都是“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而不是他自身的存在。《雷雨》中有许多这种例子。如：

周朴园对侍萍。周朴园是爱着侍萍的，但是这个侍萍是照片中的侍萍，是自己心中的侍萍，而不是侍萍的本人。他臆想中的侍萍知书达理，不会老、也不会成为下人的妻子，因此与老了的侍萍重逢时，周朴园才会冷冷地问“你来干什么？”并一直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这都表现了周朴园只喜欢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侍萍，拒绝接受现实中的侍萍。

繁漪对周萍。繁漪对周萍爱得痴狂，但这种爱，是建立在被封闭的周公馆里的，繁漪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周萍这一个指望，周萍是她能抗衡绝望的唯一救命稻草。在繁漪的心中，周萍是一个理解她、能带她离开这儿的人。可事实上，周萍不仅懦弱，也并不爱她。初来周公馆的那个叛逆的少年变了，戏剧中的周萍根本不爱繁漪，也没想带她走，周萍将繁漪当做魔鬼，这与繁漪胸中那炙热的爱相聚甚远。这种爱的偏差，或是繁漪的一厢情愿，或是周萍的移情别恋，但不管如何，繁漪与周萍都没有相互理解，这一矛盾是导致矛盾激化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周冲对四凤。周冲一直认为四凤是一个特别的姑娘，认为她勤劳、善良与别人不同。可四凤真是如此？鲁大海说四凤喜欢车子等事物，周冲难以接受；四凤与自己哥哥的恋情更令周冲始料未及，周冲爱的是自己幻想中的四凤，或者如李健吾先生所说：“周冲他爱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或者再深刻一些……他爱的是爱情。” [3]53所以在得知四凤与周萍的关系时周冲才会退缩，他才会说：“不，不，我忽然发现……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闹！”周冲用自己的爱情理想扭曲了真正的四凤，从而使得悲剧的发生。

鲁大海与周冲。鲁大海不理解周冲，也不想理解周冲，观众都明白，周冲是好意，可是鲁大海却拒绝接受。原因很简单，周冲的身上流着资本家的血，鲁大海不认为下层人能和上层人沟通。这种思维现在看来至少是不理智的，可人只要有一点偏见，就难以改变，这种特性使人轻易地就将敞开给他人的窗户关上，使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变得困难。鲁大海也用誓不回家，来坚持这一种偏见，同时让自己的亲情为这一种偏见埋单。

繁漪与周冲。在繁漪眼中，周冲应该似她一样，对爱勇于追求，可见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也如他的情人一般，有着怯懦的一面；在周冲眼中，繁漪应该是一为有家教、和蔼可亲的母亲，可惜她的母亲是一个“不检点”的人，是一个可以为了爱情放弃母亲责任的人。可见哪怕是母子，也是根本就不互相了解。

《雷雨》为我们展示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每个人之间似乎都存在着联系，可这些联系并不能将一个个“零散”的个体“拢”到一起去。

人是自由的，难以干涉的，所以造成了自己眼中的他人与他人自身产生偏差，由这种偏差引起的对他人的思念、恋爱、厌恶、相信等感情都是不可靠的，而《雷雨》中的人物却一意孤行无视他人的自由，这便是导致《雷雨》悲剧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世界的悲剧性的原因之一。

三、他人即地狱

这句话出自萨特的戏剧《禁闭》中的台词，萨特认为，人总是把“他人”看成一个客体，这就粗暴地剥夺了他人的主观性、主体性，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物”。他人的目光不仅把“我”这个自由的主体变成了僵化的客体，而且还迫使“我”多少按他们的看法来判定自己，专心修改自己对自己的意识。当然，“我”对别人也是这样。于是，“我”努力把“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力图控制他人，而他人也同时力图控制我。因此，他人便成为了我的地狱。

卡夫卡的小说十分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萨特也在著作中经常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变成甲虫的格里格尔渴望重新进入到家人们的视野，也关心挂念着家人，他在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想去探望，结果母亲被他那丑陋的外形吓得晕倒；他想去夸奖妹妹的小提起拉得好，结果吓坏了在客厅中的房客，毁了妹妹的演奏。通过文本我们能知道，格里格尔是好意，可是当好意套上了黑色的外壳，这种施加的好意给人的往往只有惊吓与痛苦，这便是“他人即地狱”的经典场景。在《雷雨》中，也造就了许多“他人即地狱”的场景。这种他人对他人的施压，也是导致世界悲剧性的重要原因。

周朴园对繁漪。周朴园对繁漪的压迫是全剧的重要矛盾。周朴园逼着繁漪喝药对繁漪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周朴园的施压并没有使繁漪的精神顺从或康复，反倒使繁漪的精神更加亢奋，使叛逆的火苗越烧越旺。周朴园施加给繁漪的强权构成了他黑色的甲壳，使繁漪厌恶他，对他的接近感到痛苦，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

繁漪对周萍。张耀杰先生认为周朴园与繁漪是大同小异的。[3]72笔者深以为然，繁漪将周朴园对其的压力都施加在了周萍身上。周萍已经开始后悔他与自己后母的关系，并以此痛苦，不断地去喝酒、胡闹试图忘记这一切。可繁漪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到处跟着周萍，提醒着周萍的罪孽。繁漪希望周萍能继续爱她，并勇敢地带她离开，可这正是周萍做不到的，于是繁漪采用威逼、恐吓、跟踪、玉石俱焚等方式去向周萍施压，这种压力，导致了周萍的忧郁与痛苦，并成了悲剧的直接导火索。毫无疑问，繁漪是爱着周萍的，但就是这份疯狂的爱，化为了繁漪身上黑色的甲壳，使周萍惊慌、痛苦，最后将周萍逼进了深渊。

四、结语

存在主义观察现代社会，通过理论来阐述人的孤独与世界的荒诞和绝望。《雷雨》所处的年代所使用的技巧都与存在主义没有过多直接的联系，但其所表现的悲剧，是存在主义式的悲剧，是人物内因推动的悲剧，因此将悲剧的成因归于命运并不太契合，也减弱了《雷雨》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苦闷的灵魂 ：曹禺访谈录[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2] 萨特.存在与虚无[M].三联书店，1997.

[3] 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