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仙茹

摘 要：作为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代表作品，李洱的《花腔》通过“复调”的叙事策略，由三个叙述人（关于葛任历史的参与者）分别讲述关于民族英雄葛任的故事，从而在众声喧哗的局面下，将由意识形态主宰的冰冷的历史大叙事转换成充满着多重个体化声音的历史小叙事。历史具体化，展现在个人的叙述中，而被主流历史所淹没的事实真相以及个体在历史夹缝中的艰难生存状态亦重新拨开迷雾，成为人们反思权力话语，寻求个体生命旨归的重要源头。

关键词：花腔 复调 反讽 精神追求

“‘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关于真实本身的追寻却是美好的。长篇小说《花腔》通过三个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人对已被定义为“民族英雄”葛任的历史的后继叙述，营造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叙述场面，而在这种场面中，不同语言特征、不同叙述风格，以及在这背后“我”的“客观化”的补充均形成了一种对于历史大叙事的无声的嘲讽，使人开始明白隐藏在历史书写背后，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体制的谎言性质以及反抗的无能、个人的无奈以及人性脆弱，于人性的褶皱处去拷问冰冷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寻求坚持自我的个人主义的人性闪光点。

一、众声的喧哗：多个叙述者的叙述

新历史主义认为声音化的历史比文字化、语言化的历史要更为接近真相，因为个体的讲述是实实在在进入社会生活层面的，在这里人是人本身，不再是被抽空的符号和标签的代名词，相比较冰冷的由主流意识形态主导而凝固在教科书中的历史大叙事，更为具体，因而也更为接近该事件的本真面貌。

《花腔》中，围绕葛任的历史主要有四重声音，即历史、白圣韬、肇耀庆、范继槐，历史大叙事即对葛任的民族英雄的定义为整部小说的叙述背景，围绕这种历史大叙事的背景，三个不同身份的人分别在不同历史时间段不同地点用自己独特的话语讲述关于葛任的历史。除此以外，小说还存在“我”（葛任的亲人）这一隐含的叙述者，对其他三位叙述人的叙述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在补充修正的过程中，小说又通过一些谈话、自传以及文献等，涉及其他的当年历史的参与者与叙述者。不过小说对于葛任生死之谜的呈现的主要声音还是以白圣韬、肇庆耀、范继槐三人的讲述为主。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三人对于葛任历史的讲述除了讲述时外在的环境不同，讲述过程中所穿插和引用的语句风格以及相关细节也截然不同，每个人的讲述都自成独立的一章，而各个章节之间既相互独立、相互补充，又相互悖离，一段历史就这样在三重话语中被支离破碎且面目可疑地呈现出来，从而赋予了小说极强的解构性。

“历史是一种叙述，个人形象及环绕其发生的大小事件，都是在叙述之中得以塑形，但在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叙事者的角度、立场、个性、动机等各不相同，因而各自的叙述中既有相互补充、印证的一面，也有相互抵牾消解的一面”[1]毫无疑问葛任在大荒山的最后时光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因而当当年历史的参与者在讲述这段历史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处境出发，而这既是正统话语系统下社会无意识的表现，又是多重利益交织下的一种有意识的转移。所以同一事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会被赋予不同的观点和意义，各事实细节相互混杂，相互指涉，有效营造了一种驳杂的多元视角，而叙述中高低错落交织在一起的不尽相同的声音，也就构成了葛任的最后一段历史和人们能了解这段历史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这种由各讲述人的叙述加以完成，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的叙事模式即为“复调”叙事策略。小说中虽然每个章节各自独立，每部分的叙述也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所有的叙述都围绕葛任最后的历史这一中心进行，最终也都指向正统历史以及其背后受控于意识形态的语言和人性，因而赋予了小说极深的内涵。

二、复调下的反讽

“花腔”含义有二，一为一种带有装饰音的的咏叹调，另一种为小说中白圣韬所说的那样，即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国人之本能也。”小说取名为《花腔》具有极强的反讽意味。既指三人在讲述民族英雄葛任的历史时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言语上的“花腔”，又指这言语上的花腔背后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下的个人生存境遇的“花腔”。

（一）言语的反讽

小说中，各个叙述人在对于葛任历史讲述时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讲述时间等因素不尽相同，对于葛任在大荒山最后一段时光以及自己在这段时光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众说纷纭，各自为调，貌似很少有共通之处，实则不尽然。细读不难发现，在众人的讲述中，每个人都被一条线从头至尾贯穿而过，这条线即为意识形态话语。首先三人都是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围绕葛任展开行动的，而行动之所以展开的前提便是葛任被历史定名为民族英雄，要么争取利用，要么暗杀史名副其实，因而行动本身的展开以及整个行动便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行动的性质以及被讲述人和讲述人与政治密切的关系决定了讲述话语的政治性。再看三人的讲述时间以及讲述时的身份，白圣韬为刚受过“教育”的苏区托派分子，肇耀庆为文革期间的劳改犯，范继槐为新时期国内的法学权威，无论是哪一时期，三人与政治的关系都极为密切，因而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社会政治风气便在他们的思维习惯及言语表达上留下了极为清晰的印记。如白圣韬关于毛驴拉粪的理论“当我说‘毛驴还会再拉呀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受党教育多年，早该学会站在毛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阿庆的动不动就向毛主席保证。高压状况下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让人在认可荒谬的社会现状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生活的认真思索，对于不合理的标准，不但不愿去质疑反而温顺服从，并竭尽全力使自己向标准靠拢，然而他们真的就信奉掌控着自己的那种意识形态吗？很显然这这是一层新的“花腔”，否则白圣韬不会前往香港，阿庆不会在日记中进行忏悔，范继槐也不会四处投降。语言上所反映出的这种无原则的信仰与行动上巨大脱节不得不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二）境遇的反讽

“语言系统的规则章程限定了主体的所有可能”[2]，言语上的反常直指主体非常态的境遇。如白圣韬的“托派”身份的成因与延安的整风运动，赵耀庆叙述中的口号话与文革中的劳改犯身份。个体叙述中出现的不可靠叙述与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叙述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因而个体叙述中流露出的荒诞性同时也是社会氛围荒诞的表现。不同于阿庆和白圣韬讲述的含蓄性，范继槐这名新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言语以及行动中所处处表现出来的圆滑世故则是对体制的一种最为尖锐的讽刺，即对于虚假的社会最为有效的生存法则便是虚假，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他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亦没有完善的人格，一切都以时下最有利于自己的情形为主，曲意迎合，奴颜媚骨，因而经历过诸多历史事件的范继槐最终才能变成“德高望重”的范。

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小说所讲述的事实已不再是关于葛任历史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夹缝生存史，一部关于意识形态对人进行碾压使人丧失话语、丧失生机的历史，作品通过展现历史行进过程中人所表现出来的荒谬行为，对非常态的高压政治进行了批判，不同于以往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人的衡量，这里作者反其道而行，用人去衡量政治，用人去估量历史，这不得不说是《花腔》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

三、绝望中的探寻

个体是群体的基础，然而“历史作为人类群体性活动的产物，它的演进并不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理想为前提的，相反，它常常是削弱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以便在更大层面上谋求人类的共同性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在不断协调中向前发展。”[3]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个体的生存本相往往轻易的便会被遮蔽，个人声音也往往会被压抑和消解，留下具有强烈褒贬的政治鉴定。

小说中被叙述的对象葛任，与白圣韬、阿庆和范继槐不同，是一个坚持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集体主义覆盖和遮蔽下的苏区和延安时期亦是如此，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秉性，但是当这种秉性面对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革命”时，无疑成为了“异类”般的存在。因而在二里岗战役中侥幸存活的葛任才会选择在大荒山思考自己的人生，书写自传——《行走的影子》，小诗《蚕豆花》则是这种心路历程的写照。而当面对奔赴大荒山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意识到革命化历史的深邃与复杂，而个体无从于其中获得真正的自由时，他放弃逃离的机会，从容的选择了死亡。这是一则历史的寓言，同时也是一曲知识分子的悲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总要存在于某个阵营、某类之中，使个人意愿服从于所属群体的集体利益，否则便会成为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异类”。“所谓异类，则是‘我们为不同于我们，或者不打算归顺我们的人所贴的一个标签。异类，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代名词：在肃反时候是托派，在反右时代是右派，在“文革”时代是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虽然作为“个人”的异类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但“我们”总是能用一顶相同的帽子就可以置这不同的个人于死地。”[4]所以要么抛弃自我，融入集体，要么坚持自我，被集体抛弃。小说中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葛任虽然一直处于叙述之中，但他的选择无疑是后一种，在错乱的叙述和时代中，他无疑成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指向即。

李洱曾说“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你的小说属于哪种风格、哪个流派、哪个主义，好的小说，它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人类的基本状况。”[5]因而在《我与花腔》中，对于葛任的死亡，李洱这样说“他把自我反省的力量带给了我，并给了我一种面对虚无的勇气。他虽然死了，但他还是提醒我不要放弃希望。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自我疗救的过程。那微薄的希望虽然是倒映在血泊之中的，但依然是一种希望。”[6]与荒诞的历史相对，这种希望使人获得了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种种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因而在这里，葛任生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瓦解，而是意味着自我在政治重压下的完成，这种完成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性光芒，它透过历史的迷雾，用无言的举止照亮了变异的世界，让人在绝望中获得了一种慰藉，看到了一丝光明。

参考文献

[1] 周会凌.历史喧哗声中的无声呐喊——论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J].吉首大学学报，2010，31（6）：131.

[2] 南帆.文学的维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5.

[3] 洪治纲.历史际遇与葛任个人命运——论《花腔》[J].南方文坛，2002，（2）：49.

[4] 魏天真.我读李洱：求真的愉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67.

[5] 李洱.白色的乌鸦·自序[Z].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

[6] 李洱.我与花腔[A]//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灵魂[C].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