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玲

摘 要：莫尔的《乌托邦》为16世纪时期的英国国民们描绘出一幅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社会。而在千年之前的异国他乡，诗人陶渊明也曾在其《桃花源记并诗》中勾勒出了为后世所向往的人人丰衣足食、和平安定的世外桃源。虽两位作者身处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却都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人类的理想社会。正因为两者的个人历史、时代背景、社会观的异同而造就了《乌托邦》、《桃花源记并诗》两部作品在主要内容、写作风格、艺术价值方面也存在着相同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乌托邦》 《桃花源记并诗》 相同性 差异性

莫尔的《乌托邦》是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雏形。乌托邦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是世外桃源。而在莫尔的《乌托邦》诞生一千多年前，远在东方的中国诗人陶渊明曾在其《桃花源记并诗》中也刻画出了一幅类似的美好生活的理想社会。莫尔与陶渊明虽来自不同地域、书写着不同的语言，他们却异曲同工，为人类探索理想社会的历程开启了重要的一页。那么两部作品究竟存在着哪些相同性和差异性？这就有待结合两位作者的个人经历、时代背景以及社会观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的阐释从而凸显其各自内涵与特点。

一、《乌托邦》和《桃花源记并诗》的主要内容之异同对比

莫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孤儿寡母走上了悲惨的境地。当时正值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战争频繁。连年的战争不仅耗尽国力，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统治者们也对底层人民进行重重的盘剥。统治阶层生活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而普通平民却是走投无路。而陶渊明正生活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陶渊明时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先有晋、宋移朝的战争，后有刘宋王朝废立前后的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让百姓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虽然两位作者所处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有极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仍有共同之处——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百姓疾苦。当人们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经历无数的坎坷和心酸苦楚之后，往往会渴求另一个更为美好、和谐的理想社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莫尔和陶渊明创建了他们各自的理想世界。

莫尔的《乌托邦》为英国人描绘出了一幅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社会。中国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并诗》中也勾画了为后世所向往的人人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两部作品的主旨都是为世人描述一个理想世界。那么，对比两部作品在主要内容方面的异同也就是对比它们所勾勒出的两个理想世界的异同。

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陶渊明的“桃源”，这样令人羡慕的、和平、安定的理想社会怎能让读者感到无门可入，又怎能让读者抱有遗憾呢？莫尔与陶渊明在开始给读者讲述他们各自的理想世界时都不约而同地特别提到了通向此美好社会的入口处。然而，因他们的思想观念、目的各异而对入口处的描述也就各不相同。

乌托邦是个岛国，地理位置极其隐秘：“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由于到处陆地环绕，不受风的侵袭，海湾如同一个巨湖，平静无波……”[1]48乌托邦港口的出入处十分的险要，到处是暗礁，而且“只有本国人熟知各条水道”，“外人不经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海湾”。乌托邦位置隐秘而且到处是天然屏障，外人很难进入；桃源入口处虽不是充满凶险，但也是幽静隐秘之地。只是恰巧渔人误闯了桃源，否则，世人也不得知晓有此人间仙境；乌托邦国入口为海，险要而隐秘，桃源则为山，虚幻而隐秘。一山一海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国度开启了神秘的理想世界。然而，这一山一海的选择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时代与文化背景。

莫尔借拉斐尔.希斯拉德这位旅行者之口，叙述其独自起航旅行而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理想盛世。众所周知，15-16世纪正是哥伦布的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随着新航线的开辟，新陆地的发现，欧洲人重新认识了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建构在此基础上的各种新奇游记小说也应运而生，比如1511年的《新世界》。这种文学形式直到18世纪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可是，这种文学形式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未必会比在莫尔生活的时代——15-16世纪，更能迎合社会的口味。莫尔特意选择由一个航海旅行者发现了乌托邦，一方面更能满足当时大众的好奇心，也更符合大众的思维；另一方面更加突出乌托邦的真实性——此国有人可证，有地可寻。但是因其位置隐秘，“外人不经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海湾”，最终无法追访也是情理之中。而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熏陶的陶渊明将通向这人间福地的入口选在了山边的小洞，其因有三。其一，中国境内多山，山地多洞。其二，陶渊明深受到道教岩穴崇拜的影响。在中国道教神仙文化中，包含着对岩穴的崇拜。道教认为，在人间的名山中，有十大洞天和三十六小洞天，这些洞天均由仙人管理。成仙得道者居于山野岩穴之中，而此岩穴远离人世。魏晋时期，学者们尤为推崇道教，以老庄为本宗。加之魏晋隐逸之风盛行，文人隐士试图通过道教的修炼方式而达到高妙的境界——远离尘嚣。正如邓福舜在“《桃花源记》与道教岩穴崇拜”中所述，道教的岩穴崇拜正适应了这些文人隐士的精神需求，成为他们的精神向往。[2]通过对相关史料以及其诗文的研读，虽然无法判定陶渊明是一位道教信徒，却可以确信他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其三，作为诗人的陶渊明意在创造似真似幻的艺术境界，旨为世人开辟一方净土，告以心灵的寄托。此山洞虽实为一群避难之人，普通百姓的住所，却似为“洞天福地”，仙人居所。道教的神仙文化渗透于桃花源世界中，使桃源蕴涵了神秘性，浪漫性，给人以梦幻感。通往理想世界的山洞在桃花林的尽头，其地理位置特殊，并且山洞洞口狭小而隐蔽。虽难以发现此山洞，可是渔人“处处志之”，想来可以轻易寻得，而太守派人再次前往时却“不复得路”。此山洞似乎确实存在，却又不得寻。这也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桃源亦真亦幻。由此观之，陶渊明将其内心的理想世界的入口处选址于山洞也就不足为奇了。

莫尔与陶渊明通过一海一山为世人开启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在他们的大同世界中，他们都设想了其经济、政治状况。乌托邦理想社会实行财产公有，生活必需品由元老院来负责统计分配，实行按需分配；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主要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社会上便没有游手好闲之徒。然而，在桃源社会里，人们过着既耕且织的农业生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到处是一片祥和、富足的景象，而桃源人也相互勉励督促致力农耕。乌托邦社会的经济制度旨在根除私有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桃源则旨在人的自给自足。乌托邦社会与桃源在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主要还是来源于莫尔与陶渊明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差异。

众所周知，莫尔时代的英国百姓主要还是依靠农业和手工业为生。英国世袭地主们原本以地租形式压榨农民，后转向牧羊业，放弃了传统的原始耕种，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莫尔对那些圈地者深感憎恨，强烈反对这种经营农业的方式，他曾说，这些贪得无厌的剥夺者“把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弄成荒地，仿佛他们的鸟和兽园占地还不够大”。 [3]113因此，在他的理想国度里，他仍旧选择回到传统的农业经营。他让乌托邦人树立以务农为本的观念。不论男女，从小都要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间实践。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如纺织、冶炼等手工业。农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并不是造成当时英国社会普遍性贫穷的唯一原因。频繁的战争与统治者的寄生性生活也是其中原因。在莫尔看来，种种问题产生的基本根源还是在于私有制，“凡是有私有制，凡是人们用金钱衡量一切的地方就会有这种统治，那么对国家的管理未必有一天能够是公正和成功的”。 [3]119 所以，莫尔的乌托邦没有了私有制，也没有了金钱，实行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而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自上古以来就以农业为主。《白虎通》卷二可为证：“古之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几千年来，中国广大古代人民素以农耕谋生计。因此，陶渊明的桃源以农耕生活为主也不足为奇。《商君书.画策》言：“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男耕妇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陶渊明回归农耕生活也是对太平盛世的一种期望，也恰如其分地将桃源与理想社会相联系起来。

就政治制度而言，乌托邦社会的政治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的透明度极高。元老院是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其成员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出来的人员组成。乌托邦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由严肃的年老男女各一人担任管理，每30户家庭选出一名官员，也就是飞拉哈。每10名飞拉哈选举出一名高级官员，称为首席飞拉哈。每个城市的最高首领——总督，由飞拉哈秘密投票产生。总督为终身职，除非因有阴谋施行暴政而被罢黜。首席飞拉哈每年进行选举，如无充分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均为一年一选。总督和首席飞拉哈经常举行会议，商议重大事宜。除了元老院和民众大会，任何个人不得对公共事务作出决定，否则处以死刑。[1]54-55显而易见，在乌托邦社会里，人民极力宣扬民主、反对专制。这当然与莫尔所生活的亨利七世和八世统治时期有密切关联。亨利七世在位期间，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王权。亨利八世继位后逐渐推行宗教改革，并宣称“在英国国内除了上帝，国王是最高权威”。最终，亨利八世成为拥有空前权力的专制君主。政治觉悟极度敏锐的莫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弊病。而他也不惜为坚持自己的政见而殉难。

在这个新国家里，莫尔也仿效柏拉图的《理想国》将乌托邦人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德高望重的智者；第二类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者；第三类是犯了罪而被罚做奴隶的人。乌托邦人尤为重视贤人，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必须从博学多才的学者中挑选，由哲学家和学者来领导乌托邦。莫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十分推崇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之是爱不释手。莫尔的传记作家斯塔普莱顿曾说，“莫尔最喜欢阅读和研究柏拉图以及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著作，因为，从他们的著作中能够了解到国家管理、公民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相互关系的许多事情”，[3]105并在其著作中论证了柏拉图思想对莫尔思想的影响。因此，莫尔的乌托邦在国家政治等相关方面都有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痕迹。

在莫尔的乌托邦社会里，政治制度翔实。虽为民主管理，但是读者仍能感受到统治阶层的存在。然而，在桃源社会里，“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王朝更替，没有君王统治；“秋熟靡王税”，秋收时分，人们也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没有剥削与压迫。陶渊明虽没有详细地阐释桃源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无君、无国”的理想社会模式。自夏商周以来，直至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时期，以及之后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都有帝王的存在。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陶公在政治问题上却背离了传统。想必是由于自身饱受了因晋、宋移朝，刘宋王朝的废立所带来的社会动乱而渴望另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

莫尔与陶渊明虽各自有着对大同世界的不同的理解与构建，但是他们的某些思想却是相通的。这可能就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莫尔比较前沿地发掘出私有制的罪恶，提出了公有制国家，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和陶渊明一样终没能迈出他们时代的桎梏。乌托邦大体上还保存自然经济的特点，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于16世纪初英国的水平。桃源也仍旧保持着当时中国古代人民所崇尚的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乌托邦社会，莫尔尤为推崇贤人，强调乌托邦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智者。桃源虽无君主，但桃源人也十分崇尚贤能。《桃花源诗》中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可见，桃源人为隐逸贤者之后；桃源实为这些归隐贤人自治的大同世界。陶渊明在其《饮酒》中也曾写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表达了对贤能的崇尚。

二 、《乌托邦》和《桃花源记并诗》的写作风格之异同对比

《乌托邦》的文学体裁属小说，而《桃花源记并诗》中“记”属记叙散文，“诗”属诗歌。莫尔与陶渊明对体裁的不同的选择一方面是为实现各自的创作目的，另一方面是因深受他们的时代风格的影响。前文也曾提到，在莫尔所生活的15、16世纪时期，因新航线的开辟各种新奇游记小说正蓬勃发展。莫尔选择游记小说体裁更能迎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也更能体现出乌托邦的真实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处于先秦文学、唐代文学两个文学高潮之间，是承前启后的文学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体裁，诗歌、散文、赋、小说等得到全面的发展。[4]在众多体裁中，陶渊明选择了散文与诗歌。刘熙载说：“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陶渊明巧妙地将诗、文融合，亦醒亦醉，最能全面而真实地表达他的复杂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