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萱子

关键词：《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存在主义 萨特

存在主义学说流行于“二战”后的西欧，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无神论存在主义、有神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主要奠基人有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马丁·海德格尔等。19 世纪上半叶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被普遍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明确提出“存在”的命题。“二战”后，存在主义的讨论中心由德国转移到法国，萨特、波伏娃、加缪等人脱颖而出。事实上，存在主义者一致认同：存在主义的来源除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外，便是俄国的两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明确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这对存在主义说来，就是起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蕴含了巨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世的存在主义者。《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讲述了无神主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自己的“理论”而陷入精神困境，不仅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妇人，还杀死她的妹妹。拉斯柯尔尼科夫一面奋力逃脱法律的制裁，一面遭受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审判，在罪恶感的折磨下受尽苦痛，最终受宗教信仰的感化，在索尼娅的劝导下自首。《罪与罚》中人物的内心活动、行为举止及其与自我、他人关系的呈现都一定程度上预示、启发了存在主义者，尤其是萨特的思想发展，为存在主义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所以本文也将从萨特的三个重要思想命题出发，反观《罪与罚》中对后世存在主义思想有所启发的重要内容。

一、自由选择与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关注点是“人”，尤其对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塑造，更是以自由选择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为焦点。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大学生，在远离家乡的彼得堡独自生活，狂热地崇拜拿破仑，陷入精神困境。他将人类分为“低级的、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破坏者”。“平凡的人”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是保守的、循规蹈矩的、乐于听话的一只虱子罢了;而“不平凡的人”是未来的主人，总是提出新解，推动社会发展，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的。“不平凡的人”可以越过良心的障碍，消灭数个阻碍的“平凡的人”，来实现自己的“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套理论的推动下，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及她的妹妹莉扎薇塔。“杀死她，拿走她的钱，为的是日后用这些钱献给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b，这个理由促使他做出了杀人的选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选择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他杀人的举动越过自己良心的障碍，是他奋力追随“不平凡的人”的印记。

关于人与自我，存在主义者同样高度关注。“存在先于本质”是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中心论题。萨特以制作一把裁纸刀为例，认为“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就是裁纸刀的本质，只有当裁纸刀的本质存在于匠人的脑海中后，匠人才能成功制造出来，这便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含义。于人而言，人的存在只有在行動中才能形成人的本质。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它宣称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这个东西就是人，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的实在。

萨特进一步强调了人要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确定自己的本质，这与陀翁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传递的思想相呼应。人不会天生就是英雄或懦夫，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行动成为英雄或懦夫的，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选择让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

虽然人生选择是自由的，但行动却是要负责任的，这是陀翁在《罪与罚》中想要告诫人们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启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经历了长久的精神苦痛和折磨，他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他不断出现幻觉，经历着内心的折磨，最终认清“我彻头彻尾是一只虱子”。“我杀死的不是人，而是原则！原则嘛，倒是让我给杀了，可是跨越嘛，却没跨越过去，我仍然留在了这边……我只会杀。”拉斯柯尔尼科夫处于迷茫生存的阶段，想要通过杀死老太婆的举动来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不断地鼓励、麻痹自己，认为自己所筹划的“不是犯罪”，最终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后，萨特进一步强调，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他说：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想杀了人后用老太婆的钱救济穷人，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无法使用那些钱，还陷入了良心的拷问。在梦境中、在幻觉中、在内心深处，他都承受着杀人后的痛苦，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刻画的错误选择后那无法承担的、令人痛苦的责任。

《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唯一的朋友拉祖米欣走上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同样贫困、艰苦，但他选择了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他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之苦楚，不仅如此，他还无数次帮助拉斯柯尔尼科夫，即使被他侮辱、唾弃、伤害，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拉斯柯尔尼科夫。虽有种种波折，但他最终与杜尼娅一同走向了幸福。拉祖米欣的爱与善良让他积极看待人生，境遇相似的两位朋友因为自由选择的不同而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承担着完全不同的责任。

人生是无法逃避选择的，即使逃避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这一萨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罪与罚》中马尔美拉陀夫的经历看到。这位曾经的官员，索尼娅的父亲就是逃避选择的典型代表。马尔美拉陀夫酗酒成性，逃避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挥霍着女儿与妻子的血汗钱，他所有积极向上的努力的结局都是堕落：“悲痛，我在酒壶底寻找的是悲痛，悲痛和眼泪，我尝到了，也找到了。”痛苦与眼泪没有阻止他的沉沦，最终引领他走向了死亡，他承受了逃避选择的后果。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展现不同人物在自由选择后的心理过程、人生转变让人们看到了选择的意义与重量。存在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主张把人类的命运交到人类手上，即便要承受选择的痛苦和绝望，但唯有行动，不怀着希望的行动，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存在的意义，正如萨特所说：“存在主义是乐观的，是一个行动的学说。”

二、他人与自我

《罪与罚》中的关系多种多样，有索尼娅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救赎关系，有拉祖米欣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妹妹的爱慕关系，更有拉斯柯尔尼科夫与警长的猫鼠关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较为突出地描写了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相互纠葛、折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呈现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萨特对“他人”的思考，萨特的他人观被他精练地概括为“他人即地狱”。

《罪与罚》中的小官吏马尔美拉陀夫逃避责任，自甘堕落，是索尼娅一家人的地狱。他日日借酒浇愁，虽为女儿的奉献付出感到痛苦，为妻子的操劳心痛，但他并未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因为他偷钱、受伤等一系列行为，使家庭变得更加窘迫，在贫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连他的死亡，也只是徒增身边人的烦恼。妻子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花费几乎所有的积蓄筹办葬礼，而她的女儿在葬礼酬客宴上被陷害，最终她带着儿女流浪乞讨，痨病发作，惨死街头。

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仁）想要与杜尼娅结婚，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她“家境贫寒（一定要家境贫寒）”。他认为妻子只有家境贫寒，把丈夫当作恩人，才能更好操控。卢仁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杜尼娅母女千里迢迢来到彼得堡，却不舍得花钱在车马住宿上。虚伪的卢仁被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眼看穿，他的所作所为让杜尼娅母女心痛万分。除此之外，他还自作自受，欲陷害清白的索尼娅，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愚蠢、自私与狭隘让他不仅伤害了他人，还葬送了自己。地主斯维里利盖洛夫曾经奸淫少女，又不断纠缠杜尼娅，玷污她的名声，成为杜尼娅过去最大的“地狱”，同时也是他的妻子玛尔法·彼特罗芙娜的“地狱”。他好色、堕落，用尽各种手段渴望得到杜尼娅，最终自尽，结束了一生。这三个人物似乎直接贴合了“他人即地狱”这个观念的表层含义，即他人的存在为自身带来了无法磨灭的痛苦，但萨特没有止步于此，他更进一步地思考了他人存在的问题。

萨特认为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是通过“注视”（“注视”即双向的观看、审视他人，是我与他人相互遭遇的中介），而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在他人的目光下变质，被他人的眼光所奴役。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一旦我存在着，我就给他人的自由设置了一个界限。”c他人的眼光一方面把人看成物，看成工具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如果通过他人的眼光来认识自己，不仅会把“我”这个自由的主体僵化，而且可能迫使“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判定、修改自己，为“我”的自由上了枷锁，也就是“只要有第三只眼睛，我们就失去了自由”。萨特的思考是在他人观问题上的一大进步。

而陀翁笔下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灵困境似乎预示了“他人即地狱”这个观点还暗含着更深层的含义，除了他人与自我的关系，还有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性格与言行于家人朋友而言无疑是一种“地狱”。他无视拉祖米欣对他的帮助，甚至羞辱他;他拒绝母亲和妹妹的关爱，忽视她们的感受，刻意淡化亲情。除此之外，拉斯柯尔尼科夫于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地狱”呢？他沉溺于思考“杀人理论”，不惜付诸实践，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杀人可以对抗社会不平等，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要么承认自己的罪恶，接受法律的制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罚”的描述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都是拉斯柯尔尼科夫饱受自己良心的折磨、拷问。他的生活早已因为自己的举动偏离轨道，他在罪恶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最终成为自己的“地狱”。萨特《禁闭》中人物的精神困境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几分相似：伊内丝在作恶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加尔森自欺欺人，不断把自己伪装成英雄。他们都无法正确对待自己、看待他人，最终只能生存在“地狱”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去相互折磨的人际关系，《罪与罚》中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如索尼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拯救。萨特的他人觀中也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人即地狱”是在人对自我的看法以及发展道路受到他人目光奴役时才成立的。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到：“在这种自由的企求中，我们发现这些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依赖于我们本身的自由。”除此之外，在《存在与虚无》中谈到他者的他异性时，萨特也没有单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关系，而是强调一种处于“共在”中的冲突关系。可以说，人与他人需要相互依赖才能更好地生存，他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人即地狱”并非是一味地控诉外界，而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人性的卑劣才得以显现。更进一步来说，他者的注视是地狱，是约束行动的一面镜子，但同时也能激发主观能动性，努力成就更好的自我，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三、从宗教救赎到理性主义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的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精彩绝伦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争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索尼娅虔诚的信仰不解、不屑，而索尼娅作为作者的代言人点明了他受罚的根本原因：“您不信上帝了，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魔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生存环境让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不想任人宰割，于是他创造了一套理论，渴望成为不平凡的人。他杀人行为背后是他的野心和渴望证明自我价值的心理，他在与索尼娅的对话中坦白道：“我杀人，并不是为了养活母亲——这是胡扯！我杀人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不是为了想成为人类的恩人。这是胡扯！我只不过是杀了人;为我自己杀人，只为了我一人……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是像大家一样，是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

反观索尼娅，即使上天待她如此不公，家庭破败，沦为妓女，遭受陷害……也一直保持着善良和美好，在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一瞬间，她不是害怕和厌恶，而是发出了“不，现在全世界再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了”的感叹。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在索尼娅身上看到了宗教的力量，他被感化，在自首后到西伯利亚流放，在狱中做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梦，梦见全世界的人都在杀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大惊失色，逐渐像索尼娅一般虔诚地信仰宗教，在枕头下放上一本福音书，他找回信仰的过程也是被爱和宗教救赎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对遗失信仰的找回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宗教问题的答案——人不能失去信仰。

存在主义发端于19 世纪20 年代，其后，科技快速发展，人们进入物质和财富的世界，并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见证了世界最黑暗的一面，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动摇空虚。尼采提出上帝已死，萨特也认为人类被抛进了一个无神的世界。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哲学，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同，在意识到上帝已死后，他提出自由选择来确定人生的价值，又用选择后的责任、“他人即地狱”等一系列观点约束人类行为。

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哲学，萨特的观点是对传统宗教的超越和反叛。上帝不在了，人便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而非毁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扩大化。人要为自己的行动和选择承担责任，而非一味地推脱给上帝，正如一个人成为懦夫是因为他自己的作为，并非因为天生拥有懦弱的心脏和大脑等生理因素，所以人类在选择时更加谨慎、在行动时更加约束，实质上也是对人类的未来更加谨慎和负责。萨特的学说点明了每个平凡人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同时也让每个平凡人看到人类可以依靠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希望。他将人们沉溺于战争的悲观情绪推向积极改变世界、确立生存意义的乐观主义。至此，我们可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大步。

四、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文学史上永恒的话题，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去思考《罪与罚》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更能让我们跳出思维定式，发现新内涵，这不仅对中外文学的学习有益，更能启发我们对于生存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

陀翁作品的内涵深刻广泛，复调式的小说让读者回味无穷。他不仅为后世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带来思维的火花，更让我们超越时空，思考在那个时代中宗教、爱与生存的意义，看着他人的故事，反思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