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星月

摘 要：《谈天》在中国近代天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部译著，由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而成，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天文学学术著作。鉴于当时很多国人对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知之甚少，因此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标准来处理天文学术语，重新组织内容和背景知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天文知识，并推动天文学知识的进一步传播。《谈天》不是对原著的简单翻译，而是体现了译者为了使其易于为人接受，在语言方面的再加工。

关键词：天文学术语 译介 策略

一、《谈天》的翻译背景

晚清天文学译著《谈天》译自《天文学纲要》（Outlines of Astronomy），该书是19世纪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F. W. Herschel， 1792-1871）于1849年为天文爱好者所作的一部天文学作品。《谈天》在近代天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部译著，由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合译而成，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天文学学术著作，不同于普及读物《天文略论》与《天文问答》，该书在于其学术性和知识的系统性。该书据原本1851年新版译出，1859年由墨海书局刊刻发行。十五年后，徐建寅又把1871年新版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进去，1874年由江南制造总局出版了增订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族危机不仅使近代中国人民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而且也给清朝统治集团造成极大的震撼，引发了集团内部有识之士开始自我反思和正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他们开始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试图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西方宗教在华传播禁令被取消之后，大量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把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融入到传播教义之中，向中国人灌输和渗透包括宗教在内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学习西方“长技”，首先就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翻译也就随着救亡图存背景下学习西方“长技”应运而生。对于天文学而言，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天文学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和过渡。这种转变与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输入是分不开的。随着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输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走向终结。而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西方近代天文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起着重要作用。

二、《谈天》对天文学术语的处理方式

“外国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是中国近代早期翻译方法的基本特征，二者构成了近代早期的翻译主体。《谈天》并不是对原著进行简单、机械的翻译，而是为了使当时的天文学爱好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在语言方面进行的再加工。《谈天》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天书，很多天文学术语和天文知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如果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打破传统落后的中国古典天文学的束缚，达到科技兴国的目的，必须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天文学术语，重新组织内容和背景知识，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西方天文知识。

（一）李善兰运用“归化”的手段来处理天文学术语的翻译。

所谓“归化”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使源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为了目的语文化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翻译作品而采用的一种翻译策略。《谈天》中对于西方天文学术语的归化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采用“改译”、“删述”等翻译手段来处理一些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比较陌生的天文学术语或者名词，便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天文学知识。

“DEF.8. Parallels of Latitude are small circles on the earth′s surface parallel to the equator. Every point in such a circle has the same latitude. Thus， Greenwich is said to be situated in the parallel of 51o28′40.”

凡地球面与赤道平行之诸小圈，为赤纬圈。圈之各点纬度皆同。如顺天府在……纬圈上是也。

译文并没有将“Greenwich”处在北纬线上这一例子加以翻译，而是巧妙地用“顺天府”亦在北纬线上这一事实加以替代。当时的中国人对外界知之甚少，对“Greenwich”这一地名完全没有概念，而“顺天府”则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地区，国人皆知，因此通过改译，使读者对“纬度”这一概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并没有完全按照原著，把各章节翻译成中文，而是删述了一些晦涩难懂，对译文效果影响不大的段落文字，这样使得译文更加浅显、明了和严谨。比如，原著第二章第90段：

“DEF.9. The longitude of a place on the earth′s surface is the inclination of its meridian to that of some fixed station referred to as a point to reckon from…”

在《谈天》中并没有找到与之相应的译文，因为该段文字依旧在介绍有关“Greenwich”的情况，对读者了解经度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故在翻译时，译者并没有使之与源文一一对应，而直接删减了这部分内容的翻译。

2.“凡年月日时，原本皆用西国法，准伦敦经度；今用中国法，准顺天经度译改，以便读者”。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在原本中往往以欧洲通用的英国格林威治时间为准，翻译成中文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换算成中国历律，以“中国年号、农历月日、时、刻、秒”的顺序记时。

“DEF.10. The Tropics are two parallels of latitude， one on the north and the other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equator， over every point of which respectively， the sun in its diurnal course passes vertically on the 21st of March and the 21st of September in every year. Their latitudes are about 23o28′ respectively， north and south.”

译文如下：

赤道南北各约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纬度圈为昼长昼短圈。二圈上诸点当春秋分时俱见太阳过天顶。

这里将“the 21st of March and the 21st of September in every year.”（公历3月21号和9月21号）翻译成对应中国农历中的“春分”和“秋分”，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历法，非常本土化，便于当时中国民众的理解。

“…a coincidence which happened， as related by Seneca， sixty-two years before Christ， when a large comet was actually observed very near the sun. Several， however， stand on record as having been enough to be seen with naked eye in the daytime， even at noon and in bright sunshine. Such were the comets of 1402， 1532， and 1843， and that of 43 B.C…”

译文如下：

“……汉宣武帝元康四年日食，见大彗在日旁。事载赛乃加所著书。又有数彗光最大，正午亦能见。载于史者，明建文五年、嘉靖十一年、近道光二十三年，诸彗皆是也，而前古汉初元五年……”

“…as an epoch for the least or absolute minimum of this star， M. Argelander′s calculations enable us to assign 1846 January 3d0h9m53·G.M.T…”译文并未直接翻译成“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月三日〇时九分五十三秒”，而是改译成：“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初三刻十分四十七秒”。

上述例子中的“1402， 1532， and 1843， and that of 43 B.C ”、“371 B.C.”、“1846”翻译时并未采用欧洲通用的格林威治时间而是采用中国的传统历律，以中国年号记时，分别译成“汉宣武帝元康四年”、“明建文五年”、“嘉靖十一年、近道光二十三年”等，而“January 3d0h9m53”也直接翻译成中国的农历记时。另外，“亦间有用各国本地时者”，即在《谈天》翻译的过程中，对于时间的翻译，为了保持上下文的一致性，有时候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上述翻译准则，而是依据各国当地的时间为准。如原文：

“ On the same day， at 3h6mP.M.， and consequently in full sunshine， the distance of the nucleus from the sun was actually measured with a sextant by Mr. Clarke…”

译文直接按照格林威治时间翻译成“午后三小时六分”。如果用中国记时的方法，则该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晚间，是看不到太阳的，与下文“测见其中体距日心”句不合，故仍用原文的计时方式。

3.“凡度里尺诸数，皆遵数理精蕴。每度二百里，每里一千八百尺……凡原文英尺译改中尺俱准此。又英国一里得英尺五千二百八十，中国一里得英尺一千八百二十五·九八，依此推得英一里当中国二里八九一六。凡原文英里译改中里俱准此”。原文中英里、英尺等长度单位译介时用中国里、尺长度单位来换算。有时候原文用League（里格）来代替英里，而译成中文时换算成用“里”来表示，这样更符合中国读者对距离和长度的理解。

“…The tail of the great comet of 1680， immediately after its perihelion passage， was found by Newton to have no less than 20000000 of leagues in length， and to have occupied only two days in its emission from the comet′s body….Its greatest length amounted to 41000000 leagues， a length much exceeding the whole interval between the sun and earth...”

译文如下：“……康熙十九年之彗，过最卑点后仅二日。奈端（牛顿）测其尾已长一亿七千万里。推其最长时，必至三亿六千万里……”

4.原文中，如果小写英文字母出现在图上，则以中国的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等”来表示，如果是大写字母时，则在这些字的左侧加“口”字旁组成新字如“呻，味，咳，叮……”等来区分小写的汉字，便于中国读者加深对图的理解。例如原文（112）处有一图用来描述天球图，其英文概要如下，

“Let C be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N C S its axis； then are N and S its poles； E Q its equator； A B the parallel of latitude of the station A on its surface； A P parallel to S C 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an observer at A will see the elevated pole of the heavens； and A Z，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radius C A， that of his zenith. N A E S will be his meridian； N G S that of some fixed station， as Greenwich； and G E， or the spherical angle G N E， his longitude， and E A his latitude. Moreover， if n s be a plane touching the surface in A， this will be his sensible horizon： n A s marked on that plane by its intersection with his meridian will be his meridian line， and n and s the north and south points of his horizon.”

译文如下：

“口丙 为地心，口卯口丙呻为轴，口卯呻为二极，口戊口午为赤道，……面之正南北二点为卯申，故卯口甲申线为口甲点子午线。

5.“凡数皆直书单位，下带小数则以·别之”。原文中，用阿拉伯数字“0-9”来表示所测量的数值，翻译时译者并未采用这种方法，除“0”保留使用之外，其余数值全部写作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此外，“间有横书者，则因与代数记号相杂，依代数例不便直书也”，即为了书写的方便，数值一般采用直书的形式。例如原文：

“…and the least distance of the sun from us are in the respective proportions of the numbers 1.01679， 1.00000， and 0.98321…”

译文如下：“……其比例最远为一·〇一六七九，中距为一·〇〇〇〇〇，最近为〇·九八三二一……”

6.“中国步天，黄经赤经皆用度分，西国黄经用度分，赤经用时分”。我国天文学中黄经度和赤经度一般用“度、分、秒”来计量；西方天文学黄经也是用“度、分、秒”来计量，但是赤经用“时、分”，不过，在翻译过程中“依中法，译改度分”。另外，如果是0oXY”这种形式时，一般只翻译后面的“分”、“秒”。例如原文：

“…longitudes reckoned invariably westward from their origin round the whole circle from 0 to 360o. Thus， the longitude of Paris is in common parlance， either 2o20′22′′ east， or 357o39′38′′ west of Greenwich….”

译文如下：“……如法兰西都城巴黎斯，或为东经二百四十五度五十一分五十二秒，或为西经一百二十四度八分八秒是也。然不若从原点0度起至三百六十度……”

“…in a part of the constellation Ophiuchus （R.A. 16h51m1s.5.N.P.D.）…”

译文并未译为“十六小时五十一分一秒五”，而是改译成“二百五十二度四十五分二十二秒五”。

“…the change of longitude in twenty-four mean solar hours average 0o59′8”33； but about the 31st of December it amounts to 1o19”9， and the 1st of July is only 0o5711”5…”

译文如下：“……每日当行五十九分八秒三三……冬至后十日行一度一分九秒九，为最速。夏至后十日行五十七分十一秒五……”

《谈天》在翻译的时候，将国人理解有困难的名词和术语巧妙地用本国文化环境中为人所熟知的表达方式来替代，即实现了翻译的目的又达到了传播天文学知识的目标，可谓“一石二鸟”。

（二）李善兰采用翻译和研究并举的科学译介方法。

李善兰不懂外语，因此伟烈亚力口述，由他笔录，并对译著加以润色。李善兰既是译者，也是读者。由于翻译的知识多为传统天文算学中所没有的高等数学的内容，要完整地表达原意，又要用国人能看懂的文字转述出来，相当困难。在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之前，《几何原本》前六卷已经在国内流传了二百多年，其内容广为人知，因此《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难度较《谈天》而言要小得多；然而翻译《谈天》时，什么公转自转，什么引力，什么奈端，都是异常陌生的，于古无征，在中文里很难找到现成词汇或者对应词汇，因此，李善兰必须创造性地去处理一些翻译问题，如如何命名沿用至今的一些天文学术语比如“蒙气差”、“本轮”等。要完成这些艰巨的工作，对于现代人来说，哪怕精通外语，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也是异常艰难；而对于当时的李善兰来说，能做到这般程度，可谓让人敬佩不已。翻译时，有些知识点异常复杂、难懂，远远超出了伟烈亚力的汉语表达能力，因此他只能反复讲解，直至李善兰明白为止；而李善兰在熟谙内容的基础上，加入自己在天文学、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译文进行润色再加工，使译作在内容上更充实、更正确，如在翻译《续几何原本》时，李善兰辄以意匡补。

（三）伟烈亚力为了帮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和理解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新知识、新观点，还增加了很多相关的背景知识。以他所写的《序》为例：

“天文之学其源远矣，太古之世既知稼穑……至郭太史授时术法已美备，惟测器未精， 得数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国言天者三家，曰浑天，曰盖天，曰宣夜。然其推历，但言数不言象。而西国则自古及今。恒依象立法。

昔多禄某谓地居中心，外包诸天，层层硬壳。传其学者，又创立本轮、均轮诸象。法綦繁矣。后代测天之器益精，得数益密，往往与多氏说不合。哥白尼乃更创新法，谓太阳居中心，地与诸行星绕之。第谷虽讥其非，然恒得确证，人多信之。至刻白尔推得三例，而歌氏之说始为定论。然刻氏仅言其当然，至奈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说益不可摇矣……”

在以上《序》中，伟烈亚力以其对西方文化的系统了解，详尽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说从古至今的变化轨迹，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说的主要流派，即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然后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准确指出，中国天文学“测器未精，得数不密，此其缺陷也”，对国人理解新的天文学知识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四）采用“名目表”的翻译手段

“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后刊书时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1]。“名目法”这种翻译手段在当时较为流行的合译方式即“外国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中比较常见。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在墨海书馆合译西方科技著作时，经常使用该法，为此，华蘅芳在谈到两人合译的情景时也曾提到过这种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谈天》书后亦附有此种表格，涉及“诸恒星常例等及光理等表”（以星名、常例等、光理等为主要内容）；“测得诸小行星者之名与测得者之日表”（分别以小行星名、测得者、测得之日为主要内容），比如小行星“花女”和“虹女”由欣特于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和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测得；“诸恒星根数表”、“已知诸月根数表”、“天王诸月根数表”、“天学家常用之数表”等，便于天文爱好者和读者随时查阅，并能更好地理解天文学相关原理和知识，从而为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谈天》之所以采用这些翻译策略，是基于当时国人的天文知识普遍低下这一现实，如果生搬硬套地按照原本翻译，那么译成的《谈天》肯定是晦涩难懂，空成一卷废纸，没有丝毫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而哥白尼学说能否最终在中国确立和中国近代天文学能否成功转变估计也得推迟好些年。正因为应用了这些翻译策略，使《谈天》变得平易近人，所传播的天文知识更能为人接受和传播，因此这些策略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加快了中国天文事业近代化的进程。

三、《谈天》的翻译影响

《谈天》一经出版，即在晚清学术界引起震动，成为中国人深研西方天文学的必读之作。梁启超称之“最精善”，认为人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因此对《谈天》这部书“不可不急读”。他认为此书博大精深，译笔雅洁，“亦群书中罕见也”（梁启超语）。李善兰也因此书而极为自负。他自称：“当今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封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乎后矣。”[2]《谈天》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晚清西方近代天文知识全面系统的输入。

参考文献

[1]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 张升.晚清中算家李善兰的学术交流与翻译工作[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5）：33-35.

[3] 侯失勒，著.伟烈亚力口，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谈天，王云五辑[M].万有文库从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 樊静.晚清天文学译著《谈天》的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35-37.

[5] 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0-32.

[6]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52-153.

[7] JOHN F. W. HERSCHEL， Outlines of Astronomy， London，1865.

[8] 华蘅芳.论翻译算学之书[A]//学算笔谈（卷十二）[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