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友+张丁慧

【摘 要】 翻译不仅是语言交流的桥梁，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文章以传播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学科交叉点为蓝图，以“5W传播模式”为理论基础，以《文心雕龙》的英译活动为例，考察其译介模式和内部的动态制约关系，总结其译介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东学西渐”提供经验和参考。

【关 键 词】传播学；译介模式；《文心雕龙》；翻译策略

【作者单位】胡作友，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张丁慧，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1948年，传播学先驱之一的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首次提出了传播过程的“5W传播模式”，为后来传播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对有效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1]。“5W传播模式”是一个以传播效果为依托的开放、动态又彼此制约的整体，五种分析要素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动态变化关系，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传播活动，有效传播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其传播过程为原著翻译者→译本内容→翻译策略→渠道→读者→传播效果。这样，我们在翻译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得出新的译介模式：译介主体（Who）→译介途径（In which channel）→译介受众（To whom）→译介策略（How）→译介内容（What）→译介效果（With what effect）。

新的译介模式是以实现译介效果为目标，各要素相互制约、动态循环运作的模式。其中，译介主体、译介途径、译介内容、译介受众和译介策略是可变的动态要素，在具体译介过程中相互协调以达到最佳译介效果。这个译介模式不仅具有深厚的传播学理论基础，还具备能指导翻译实践的实用性，有助于探索最佳译介模式[2] 。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学批评著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本文选取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英译本Wenxin Diaolong和杨国斌的英译本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进行对比分析，探析两个英译本各个传播要素之间如何动态协调以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是指传播文化信息的主体，也就是译者，其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译介主体从两个方面影响译介效果：首先，译介主体的专业权威性和专业素质影响译介传播效果；其次，译介主体与译介受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介传播效果。在心理学中存在一种现象，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与自身有着共同社会背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相似经历的人，会积极寻找其与自己相似的地方以增强认同感。也就是说，如果译介主体和译入语社会读者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那么对译入语社会读者来说，译者即是“本土译者”，译介传播效果会相对较好。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积淀和中国文化造诣。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其代表作，内含他选译的《文心雕龙》译作，此书后来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教材。宇文所安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着很强的专业权威性，对译入语社会读者来说是“本土译者”，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杨国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求学于中国外语界最高学府北京外国语学院，师从王佐良教授，读博期间潜心研究《文心雕龙》，并取得了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杨国斌的文化身份使其对中国文化有独特、准确的理解，再加上卓越的英语水平，确保了译文的质量。他翻译的《文心雕龙》于2003年出版。可以说，杨国斌作为译介主体是具有专业权威性的，但并非译入语读者眼中的“本土译者”，所以杨译本的传播可能会受到一定阻力。但是鉴于译介模式内部动态制约的关系，杨译本的这点阻力会在其他方面得以消解，最终获得译入语读者的肯定。

二、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是译介活动对外传播的接受者和反馈者。传播活动是以传播主体为始发人、传播受众为接受反馈人，两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彼此往返的动态环流。传播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度就是传播效果的指标，对受众进行研究是考察传播效果、预测和评估传播价值和意义的核心课题[3]。为了达到较好的译介效果，在译介活动开始之前，译介主体会预设译介受众的身份；在译介活动过程中，译介主体会考虑译介受众的意识形态、阅读喜好等以决定译介内容和译介策略。因此，译介受众对译介效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宇文所安翻译《文心雕龙》时任教于西方高校。在译介活动开始前，他对译介受众做了定位——希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学者或者中国传统文学水平较高的外国学生，并准确捕捉了他们的阅读倾向——希望看到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

杨国斌翻译《文心雕龙》时人类已进入21世纪，世界文化交流频繁，但在中国翻译活动中，外译中占据主流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以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译介活动开始之前，杨国斌预设了译介受众——西方大众型读者（无论专业与否），向他们普及《文心雕龙》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美学观，把中国优秀文化和中国文学精神传播给西方世界。

三、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属于翻译之前的“译什么”活动，直接作用于譯介受众，译介受众接受度是译介效果的衡量指标。译介内容除了受到译介主体个人审美情趣的影响，还受到诸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译介内容从两个方面影响传播效果。首先，译介内容是否符合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会直接影响译介效果。翻译活动使得译入语社会不得不面对另一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能会对译入语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译入语社会不会接受与其有冲突的意识形态。其次，译介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受度也会直接影响译介效果。译介内容是译介主体想要传达的主要内容，译介受众是传播活动的接受者与反馈者，如果译介内容不符合他们的口味，那么译介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译介内容应该具有让译介受众能够感同身受的共鸣点，以及一定的普世价值。endprint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宇文所安选择了《文心雕龙》的18章内容作为译介内容，他认为《文心雕龙》里面的文学基本概念正是当时西方社会热议的内容。首先，由于物质生活与心理需求的失衡日趋严重，人们希望在文学中寻找新的道德坐标，而中国古代文学所包含的道德美学深深吸引了西方物质精神需求失衡的人们。宇文所安认为他的译介内容与美国当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不冲突，而且很相称。其次，这些译介内容能引起译介受众的阅读兴趣，符合译介受众的口味。虽然《文心雕龙》前几章内容很重要，但其中提到的多数书名和人名并不能获得译介受众的青睐，如果选择前面的章节进行翻译，会影响整体的可读性[4]。

杨国斌的《文心雕龙》英译本是国内读者广为接受的英译本。他认为，刘勰在作品中阐述的文学观蕴含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精华——刘勰把文学视为人生的根本，人生又是宇宙法理的根本，这一观点将文学精神同中国古典文化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刘勰的文学观可以视为一种人生哲学，而这种文学观符合世界人民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正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所需要的[5]。杨国斌将个人的情感与世界人民的命运有机地联系起来，将中华民族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之林中，有机地把中华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融为一体，深深地吸引了异域的译介受众，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

四、译介途径

译介途径即翻译传播渠道，指中国外译活动中对外传播的信息载体或媒介组织，包括图书、报刊、网络、影视、杂志社、出版社等。如果译介途径被认为是权威的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译介效果。

宇文所安英译本的译介途径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所依托的哈佛大学是世界名校，其学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对学术的追求至真至纯，可谓世界学术界权威。选择哈佛大学作为译介途经，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宇文所安英译本的学术性，大大强化了其译介效果。

杨国斌的译介途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是中国外语界水准最高的出版社，在学术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选择其作为译介途经，可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译介受众，对译介效果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五、译介策略

翻译这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在两种语言中进行，传播信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化，以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而且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译介主体根据译介受众的喜好选择译介内容，再通过适当的译介策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这个过程可能会受到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因此，译介主体采用的译介策略会对传播效果造成一定影响。宇文所安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即语言结构和形式尽量保留译文的异质性；而杨国斌则更多地使用归化翻译策略，即尽最大可能贴近目标读者，采用符合目标读者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

宇文所安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宇文所安的文化立场。身为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化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文心雕龙》内含中国文化的精华。一方面，他主张文学发展应该从多方面吸收营养，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另一方面，出于传播世界文学的理性与自觉，宇文所安介绍中国古典文论时既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学的整体风貌，又要充分显现中国文学传统的活力。他不仅将中国文学传统的连贯性体现在译文的字里行间，还在展现中国文学传统丰富与变异特质的同时，将多元化的文本呈献出来，为西方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东方的思想架构[6]。第二，译介受众的类型。从《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宇文所安翻译的《文心雕龙》等中国文化经典著作的受众是西方高校学生，他在心中预设的是西方国家的专业型受众，异化翻译策略有可能达到原汁原味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

杨国斌自小沉浸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驱使他向世界普及中国优秀文化，因此他在译介过程中必然秉承中国文化立场，尽可能地使用归化策略，引领译介受众体会《文心雕龙》所蕴含的厚重美学内涵和文化底蕴。在出版前言中，杨国斌高度评价了《文心雕龙》蕴含的文学观，指出文学观可以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应该大力向海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让西方世界的人们重塑中国文化观，这是百年中国学者的愿望和梦想。杨国斌的英译本针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普通读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实现最大化传播《文心雕龙》所蕴含的道德美学观。例如，在翻译篇章名时，宇文所安把《文心雕龙》第48章“知音”译为“The One Who Knows the Tone”，接着用拼音音译，再嵌入汉字，并加上对“知音”的注解（解释知音典故的由来），这样层层递进，消除了目标受众对中国文字的陌生感与排斥感，使译介受众轻松地阅读下去并且构建出新的意义。杨国斌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将“知音”翻译为“An Appreciative Critic”，让海外普通读者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知音”的具体含义，拉近了读者与中国古代原著的距离，有助于实现译介效果的最大化。

六、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可以在遵守传播规律的前提下，优化各个译介要素，探寻实现最佳译介效果的途径。本文考察了《文心雕龙》的成功译介模式，通过对译介模式中各要素的分析，发现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若某一要素不够完美，可以通过优化与其相互影响的要素来实现目标。传播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交叉融合，探寻最佳译介模式，可以为“东学西渐”找到一条明朗之路。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中西结合的译介主体，选择适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在内容中寻找能引起目标受众共鸣的文化，采用目标受众易于接受的译介策略，并通过海外文学代理机构出版和发行译本，使中国文化能够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芽、生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国文化有效传播不再是梦想。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35-36.

[2]鮑晓英.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3（5） ：42.

[3]赵水福. 试论大众传播体系中的主体[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 ：25.

[4] Owen， Steph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86.

[5]杨国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文心雕龙[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7.

[6]胡作友，陈萍. 语境，参与人和充分性——《文心雕龙》宇文所安和杨国斌英译本评析[J]. 学术界，2016 （7）：9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