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重之

摘 要：以1934年作为时间切入点，本文指出并分析1934年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对沈从文来讲都是个重要的年份，这年前后他的创作发生剧烈而微妙的转变。在《边城》之后的小说，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人物、情节、思想、情感和叙事等模式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体现原创性作家思想上不断上升和前进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小说创作 模式转变

一、1934年的沈从文

1934年1月7日，32岁的沈从文离开北平，返回故乡湘西凤凰县，看望得病的母亲。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返乡，时间持续了四十天。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中国，沈从文把一路上的见闻都写进了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及日后陆续发表的《湘行散记》中。抵达凤凰县时他只停留了三天，看到故乡在战争和现代文明影响下有很大变化，感慨颇深。当时《国闻周报》正在连载小说《边城》，沈从文从故乡回到北平后，继续写这部小说，创作时的情绪受到了返乡之旅的影响。

1934年2月13日，他的母亲在凤凰县病故去世。沈从文怀着悲伤的心情出版了《边城》，同年还出版了《从文自传》《沫沫集》《记丁玲》等多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死亡总是与生命朝夕相伴。在母亲去世9个月以后，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出生了。

1934年对沈从文来讲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返乡，见到了湘西土地上奇怪的变化；这一年，他写出了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这一年，他失去了母亲，得到了第一个孩子。在这一年之前，在这一年之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沈从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要属创作上的变化。在这一年之前，沈从文对故土的认识还处在童年回忆的状态；返乡之旅震醒了童年之梦；在这一年之后，沈从文认识到了现实中的湘西处在怎样一个转变状态中，使他对故乡湘西的态度也发生了剧烈而微妙的转变，这一转变在他笔下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完成《边城》之前，沈从文致力于描写故土湘西美丽原始的风土人情，通过竭力表现一种理想状态中的野性与奔放，作为治愈文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患有的城市病的药方。然而，在返乡之路上，他却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乡村世界的不可阻挡的侵蚀。美丽的原始之梦破碎了，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转变。从故乡返回北平之后，沈从文完成了他之前那种状态中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边城》。在《边城》之后，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期。在这沉默之中他沉思，潜意识里酝酿着一股全然不同以往的情绪。然后他爆发，恢复了以往的创作力量，写出了《贵生》《乡城》《小砦》《长河》等作品。如上所述，这批作品不同于以往。天人和谐、浪漫梦幻、纯粹而理想的湘西世界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更多元、更深刻、更现实的受到现代文明入侵的一个混乱的湘西世界。往好了说，这片原始的乡土已向现代文明转型；往坏了说，旧日里那美好的一切都已粉碎、幻灭。

本文将通过分析以《贵生》为首的这类《边城》之后的小说，探究沈从文转变之后的小说创作，对比研究人物、情节、思想、情感和叙事上的变化及其本质原因。

二、受都市影响的乡村及残留着乡村印象的都市

贵生显然是个优秀、出色的乡村青年，至少在沈从文传统的世界观中，他应该如此。然而“几年来城里东西样样贵，生活已大不如从前”，虽然“一个单身汉子，年富力强，遇事肯动手，又不胡来乱为，过日子总还容易”，却终究还是大不如从前的。这么一句话，非常含蓄地点明了乡土世界受外部动荡与变化的影响，小说全篇的叙事也都笼罩在一种含蓄却无法不被注意到的幻灭的暗色当中。作为优秀的乡村青年，贵生按理应有个较安稳的生活，娶妻生子，和谐地融入周身世界的整体氛围中。然而他却无法融入，并且显得真的有些傻，而不仅仅是“憨”。社会在变化，当地的财主五爷有个在外带兵的兄弟四爷，给这片乡土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和大千世界的影响。在五爷身上，也体现了现代文明对乡村商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与改变。

“‘贵生，你看过了我们南山桐子吗？今年桐子好得很，城里邮行涨了价，挂牌二十二两三钱，上海汉口洋行都大进，报上说欧洲整顿海军，预备世界大战，买桐油漆大战舰，要的油多。洋毛子欢喜充面子，不管国家穷富，军备总不愿落人后。仗让他们打，我们中国可以大发洋财！”

“贵生一点不懂五爷说话的用意，只是呆呆的带着一点敬畏之忱站在堂屋角上。”

从上述文段及其后文我们看到，五爷作为一个顾到国外商机的财主，已通过行动将现代气息强行带入了乡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的贵生等村里人，只能呆呆地站在一边，别说反对，连理解都理解不了。在自身环境中显得安逸自足的乡村人，在世界现代文明的大环境下迅速变得无知、幼稚、可怜。然而沈从文对这些村里人却没有同情，他对现代文明完全采取了不同于其他五四作家的态度：作为一名难得的有文化的村里人，沈从文没有批判乡村世界的落后和愚昧，他勇敢而悲壮地发声，替没有文化、因而没有声音的乡村同伴们，发出直指现代文明的反对和批判。在贵生纯朴、真实、自然等天性的明显对照下，五爷四爷等城里的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者，显得非常的混杂、虚伪、做作，仅从文本所表现的来看，他们的本性似乎被某种东西所挤压、扭曲。这也许正是沈从文对这类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者的态度看法——认为他们本质上丧失了许多自然、美好、纯真的天性，而变得虚伪和扭曲。这种丧失，比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显出的无知，在从文看来，是更大的、更恐怖的问题和缺陷，急需改变和救治。

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题材上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影响到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想要表达的思想。与往日不同的仅仅是，沈从文不再把对于原始野性的赞美与对于现代扭曲人性的批判分离放置在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中，而是通过在题材上捏合乡土小说与城市小说，达到在主题上彻底融合对原始野性的赞美和对扭曲人性的批判的目的。他的写作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变化，仅仅是在呈现和表达的形式上更加整合而已。这整合，就是不再创造纯粹理想的乡村和纯粹扭曲的都市，而把乡村放进都市，把都市带入乡村。实际上这是他的文学水平更加成熟化的体现，因为他往年那些纯粹美好的乡村和纯粹丑恶的都市，无论如何说来都是不真实的。

受都市影响的乡村及残留着乡村印象的都市，无论多么不美、不纯粹、不和谐，实际上都更加现实，更加贴近真实情况。

三、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

贵生最终的悲剧结尾，一方面契合了沈从文惯用的爱情悲剧写作模式，一方面体现了五爷等现代文明的代表者侵入乡村后的影响确实是剧烈的，并且，在沈从文眼中，也许还是毁灭性的。

沈从文是抱着一种悲壮、含有微渺希望的态度，来表现原始文明在现代文明侵入下是如何毁灭的。在《小砦》中，他更是全面绘制了一幅受现代文明侵蚀的原始社会的图景。小砦是个接近茶铜（《边城》的上演地）和酉阳的小村镇，一部分人家住在河边石壁里的山洞石穴中，另一部分人住在沿河一袋码头边小镇房屋中。“住洞穴的大多数人生活都极穷苦，极平凡，甚至于还极愚蠢，无望无助地活下去。”“住码头上的人生活却宽广得多，也堕落得多”，后一句话还好，前一句话却与我们对沈从文期待有很强的离差——正常状态下，我们期望沈从文会认识到并无视“村里人”的穷苦无知、原始野蛮，反过来仅仅赞扬他们的安稳纯朴、天人合一。然而在这里，在这篇小说的开篇，在切实地赞美了一通大自然之后，从文却转入到了对“村里人”愚昧落后生活的批评。为什么呢？难道沈从文不爱乡村了？不是的。是因为小说中的这个“村儿”不再是《边城》里的那个村儿了。小砦这地方虽原始，却有不原始的事物存在：有鸦片，“麻醉人灵魂也毁坏人身体”；有妓女，“传播文明人所流行的淋病和梅毒”；有“害天花死去的小猪肉，发臭了的牛内脏”。总之，“这地方商业与人民体力与道德，似乎都在崩溃，向着不可救药的一方滑去”。此事由谁负责，“很少有人考虑过”。人们麻木而愚昧，从不反思自己的生活为何如此糟糕，只是潜意识中隐约感到“世界在变，不断的变”。沈从文点明了问题所在，也流露出了面对乡村时明显的态度转变。抑或，按前述所得，流露出将城市与乡村两个对立世界相互融合为一个世界的倾向。“变来变去究竟成个什么样子，不易明白，但知道越下去买东西越贵，混日子越艰难。”乡村的被侵蚀仅仅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沈从文却一如往常隐藏自己的态度，仅仅表现为“村里人”总体的态度：“六十年一大变，二十年一小变，世界或许过不久又会居然变好起来。”然而这时沈从文的批判却来了，并且这批判还很像鲁迅等更激进的作家们的观点：“所谓变好，当然是照过去样子——恢复转来；京师朝廷里有个皇帝，有个军机大臣，省里有个督抚，县里有个太爷。”“此外庙里还有几多神，官管不了的事情统归神管。”然而从行文的笔调中我们看出，沈从文明显是对这种希望抱批判态度的。他并不保守，反而拒绝复古。可见与我们惯有的偏见不同，沈从文的赞扬原始野性，是与提倡复古不一样的。“世界一去再也不回头了，就老老实实从当前世界学习竞争生存的方法”才是沈从文支持的进化观念，他曾经赞扬过的乡村，其实只是未受污染的乡村世界中的原始野性——这野性能提供给人更大的力量到“当前世界”中去“竞争生存”。

当从文发现乡村世界不再纯粹，因而已失去了原始野性而往与城市相同的软弱堕落方向发展时，他是决不会继续再赞扬乡村的，因他赞扬的对象——那种原始野性，早已不再是乡村世界的属性了。

四、明亮的哀愁

沈从文的转变，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转变。作为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沈从文的转变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转变，是大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转变导致了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转变。然而，这创作上的转变，除了体现在环境模式的变化上，在人物模式的变化上也有所体现。

在环境模式上，如前所述，从文融合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将都市带入乡村，反映出更客观深刻的现实，呼唤人们找回以往的原始野性；在人物模式上，从文摒弃了以前所创作的各类纯朴、简单的人物，而去塑造一些更加复杂、多端、深刻的人物。这些复杂、多端、深刻不单显在性格上，因为有些人物的性格并不复杂、多端、深刻。如《贵生》中的贵生，《小砦》中的黑子，《虹桥》中的四个青年，其实都是些阅历尚浅的孩子。

贵生和黑子作为“村里人”的代表在现代文明面前只能傻乎乎地呆站，要么就堕落毁灭。四个青年作为城里人的代表却在无人的自然景象面前屈服，显示出沈从文对真正的原始野性的载体的依旧歌颂。乡村原本是原始而野性，却遭了现代文明侵蚀，原始不再，野性不再了。然而无人的大自然，那真正的世界，是依旧存在而纯粹的。在深山，在高原，在无人的荒寂而茂盛的地区，大自然依旧保持着自己纯真、朴实、和谐、完美的色彩和氛围。《虹桥》中四个青年所光临的那片景色就是这种难得依旧留存的自然地。这自然地是依旧原始的，还饱含着，并大量饱含着沈从文所追求的那种原始与野性。因此对这自然，沈从文是无需批判，而当然要大声赞美歌颂的。这赞美歌颂是真实的，因为对于真的大自然，人类除了赞美歌颂还能做什么？四个青年，代表城市和现代文明，在真的自然面前手足无措。大自然的恢弘气势完全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甘愿屈服，而成为自然界中安分自足的一分子。这无疑是沈从文前期一直企图通过《边城》类小说想要表现的那种理想。当边城等地方沦落时，他只能通过纯粹无人的大自然来表现这类理想了。

《虹桥》中的李兰无论如何坚强和努力地想要描摹自然界的壮美，最终只能通过含蓄而间接的方法来达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一窥使沈从文形成独特风格的创作观念。沈从文早年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审美上受古典文学影响极深。在北京闯荡时他多读西方文学，接受西方思想和形式，最喜爱的是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由此，他在创作上诗化的文体，自然的语言，清晰的修辞，有着古典文学一般的韵味和俄罗斯文学特有的天然而诗化的特质——一种明亮的哀愁，而此风格在观念上的表现，则是一种由衷的崇尚自然，崇尚生命力和英雄主义，崇尚自我在宇宙中消解，崇尚人工在大自然面前隐退的观念。

五、重拾生命力，前进中的变化

总之，沈从文在《边城》之后的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思想一贯，主题依旧，但过时的载体已不能承载一样的理想，只得换一种方式。在一切变化之上保持不变的，是沈从文宗教般的信念——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宇宙和自然永远是杰出的，一切自我和人工在宇宙和自然面前只得消解；如果自我和人工开始膨胀，例如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只会侵蚀人类存在的本真性——一种来源于宇宙和自然的本真。人因之失去许多生命力。沈从文相信，只有回归原始与野性，重拾生命力，才能使人拥有不断上升和前进的动力，来不断发展和进步。

伟大的艺术家都有变化的时刻。一成不变的坚固性在优秀的艺术创作中是不存在的。或因内心动摇，或因外界动荡，为了维持艺术的真实性，真正的艺术家会将一切变化都反映在作品中。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才情不会尽，但认知将随自身与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在创作上反映为一个更加精美，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多重意义的世界的诞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边城[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沈从文.长河[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3] 沈从文.湘行散记[M].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4]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附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