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琪

摘 要：吴伟业是明末清初文坛领袖，曾在崇祯朝为官，明亡后又被迫出仕清廷，成为身事两朝的“贰臣”。他的诗笔描绘出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尤其以《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作品中的陈圆圆、卞玉京等女性角色最为人称道。这些女性无法掌控的命运与正与吴伟业自身的遭际相契合，在梅村诗的女性书写中，蕴含了诗人对命运不得自主的悲叹、对旧朝之恩的追忆和对亡国之痛的反思，诗人也由此得以找寻到一种挽回名节的灵魂自赎之道。

关键词：吴伟业 梅村体 女性 贰臣

吴伟业，字骏公，晚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文坛翘楚，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创出一种长篇七言歌行，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将历史人物的命途与家国命运相交织，婉转地抒发感情，被称为“梅村体”。明清易代前后吴伟业所写下的多篇女性诗作正是他易代之际心态语境与性别书写意识的双重体现，集中反映了他的生存情状和贰臣心态。

一、历经明亡清兴，半生宦海沉浮——吴伟业的“贰臣”之路

吴伟业出生于没落的书香世家，自小聪明过人，尝师事张溥，为复社骨干成员。他23岁参加会试，得周延儒赏识，以第一名获隽。在周延儒的政敌温体仁的授意之下，御史上疏弹劾会元试卷存在舞弊现象，主考不得不将其会元原卷呈请御览，结果崇祯帝御笔亲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1]，物议平息，也令吴伟业声名鹊起。吴伟业于崇祯四年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步入仕途，任翰林院编修，奉命主持湖广乡试，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左谕德，转左庶子，并膺崇祯帝之殊遇而累有升迁，后倦于朝臣党派之争，在母亲病危返乡后，直至明朝灭亡再未回京。南明弘光朝建立之初，吴伟业被召为詹事府少詹事，由于对南明政权的腐化和愈演愈烈的党争感到失望和疲惫，于弘光二年辞去官职，回归故里。

尽管吴伟业辞官后长期远离庙堂，然而隐居的生活状态未能阻止其声名的扩张。“改革后吾闭门不通人物，然虚名在人，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2]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以武力征服中原的清王朝逐渐认识到笼络人心的重要性，开始网罗社会名流，声名大振的吴伟业无疑在征辟之列。经过了十年的担惊受怕、“惴惴莫保”的隐居生活后，顺治十年，两江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推荐他出仕。身为复社骨干和文坛翘楚的吴伟业若是出仕新朝，对江南士人思想和政治上的打击必定非同一般，因此清廷对他的征召可谓不留余地。吴伟业的内心经历了痛苦扎挣：如果拒绝出仕，极有可能遭受清廷迫害，甚至危及亲友家人；但若出仕新朝，则有负前朝圣恩，沦为贰臣，清誉难保，名节不复。就仕隐问题反复权衡后，他最终选择了仕清，从此成为“两截人”。“十年，危疑稍定，谓可养亲终身，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2]吴伟业于顺治十年赴京任职，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

二、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梅村诗的女性书写

明朝覆亡之际，不论王亲贵胄、公主妃嫔，还是普通百姓、歌儿舞女，都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诗人自己亦是其中一员。身逢乱世，个体的生命和尊严都显得苍白无力，硝烟战火之中颠沛流离的弱女子更是凄凉哀艳。清兵攻陷江南，掳掠了大批未能逃离的江南女子。她们之中，有的以死明志，续写对前代的贞节；有的顶着压力存活下来，却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这正与吴伟业自身的遭遇相契合。因此，他常常借由钗钿流离题材的诗歌抒发自己的满腔郁结和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

吴梅村常在诗中哀叹乱世佳人，抒写易代离情，《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交往在吴伟业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始聚终离的个人遭际，伴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顺治八年，卞玉京携琴造访，通过琴声和讲述向吴伟业叙说了明清易代十年来的遭际与感受。此时的卞玉京已不再是当初秦淮河上诗酒风流、艳名远播的名妓，而是历经离乱、遍尝辛酸、看破红尘的女道士。诗人受到琴音与言语的双重感发，以主客对话的方式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长诗。

在诗人看来，这些沦为娼妓的薄命女子，本就身世飘零，而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战争的残酷、弘光朝的荒淫、清军的残暴更是给这些美丽而有才情的女子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吴梅村原本就具备的名士风流与怜香惜玉之情，以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凉命运，促成了其诗歌对身当国变之际的风尘女子的苦难遭遇的关注、理解和同情。在吴伟业的诗笔下，这些青楼女子的身世与遭遇，可以说是明亡痛史的缩影和诗人心路历程的观照。

在吴伟业的传世名篇《圆圆曲》中，样貌出众、才华横溢的陈圆圆因沦落风尘，只能作为豪强之间攀附与交结的馈赠，而后更是遭到历史可笑的拨弄，成了明清易代的关键人物。事实上陈圆圆这样的弱女子根本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改变时局的风云变幻，然而历史将她们的美貌与政治扯上无法脱离的关系。诗人清楚陈圆圆亦是这政治洪流中的受害者，所以并未因其“冲冠一怒为红颜”[3]的罪名而多加指责。人在面临历史的两难时，无处寻得解脱之法，只能默默承担命运的悲剧，这不仅仅是世间弱势女子的宿命，也包含了在社会变革中随波逐流的吴梅村自身的体验。正如刘世南所指出的：“他（吴伟业）摹写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实际是低吟自己的人生哀曲。邓方说他‘一曲圆圆绝代情。确实，他就是陈圆圆。”[4]

三、沦为贰臣的忏悔，挽回名节的救赎——梅村诗的心灵自赎

作为文学作品，吴梅村的叙事诗不可能像史书一般全然客观公允，必然要打上作者自身的情感烙印。在他的诗笔描绘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更是倾注了大量属于他本人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偏向。吴梅村本人也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是在“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故而他自身的经历与遭际和由此造就的思维方式与情感心理，必然对其诗文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以理智为基础做出的道德评价与人物品行褒贬退位后，对于个人处境特别是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道德与本能、理智与情感的十字路口处，个体所做出的种种或悲壮或尴尬的艰难选择，吴伟业寄予了一种源于切身感受的理解与同情，这使得他笔下的很多不符合正统道德标准的人物，在因为他们的某些有损道义的行为经受谴责之余，显现出了处于特殊情势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共鸣的真切之感。其诗作《萧史青门曲》中宁德公主夫妇，在国破家亡之时，并未像乐安夫妇那样自投于大火之中毅然殉国，而是选择了隐姓埋名，四处流亡窜逃，这在一般忠义之士看来乃是不可谅解的行为，但吴伟业并没有对他们加以指责或嘲讽，而是始终抱以设身处地的同情的态度。

终吴梅村一生，“贰臣”的标签在他的心灵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窥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详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5]对于明思宗的知遇之恩，吴伟业一生感念在心，尽管他历经宦海沉浮，不算一路平步青云，但自幼生长于标榜忠君道德的环境中，作为旧朝臣子、复社盟主，又曾受到崇祯帝的特殊礼遇，对于已然倾颓的大明王朝，吴伟业仍秉承着儒家道德学说中推崇的忠君之道与封建臣节。

对明王朝的依恋和对崇祯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为吴伟业无奈仕清而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背叛旧主、摒弃民族大义、失去个人气节，这些自我质疑令他一生耿耿于怀。在吴伟业后期的作品中，充满了铺天盖地的凄怆和缠绵入骨的痛悔，他用全部的后半生赋出生命永远的悔过，以求得心灵的自赎。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6]又有《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7]透过这些诗句里，仿佛可以听见他灵魂忏悔的呐喊和心灵无助的呼告。吴伟业在临终时仍然自怨自艾：“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8]他临终前嘱托家人在他去世后以僧装入殓，并在他的墓前放置一块圆石，刻上“诗人吴梅村之墓”。在吴伟业看来，明清两朝高居庙堂之上并未给他带来荣光，他宁愿只是一介书生，希望世人铭记他的诗文，忘却那一段痛失民族气节的经历。

尽管具有个性解放的自发愿望，吴梅村在封建道德责任与传统思维方式对人性的拘囿下却寻不到心灵慰藉之道，只能用全部的后半生为仕清的三年赎罪。实际上，不仅吴伟业，在明清之际“贰臣”诗人，如钱谦益、龚鼎孳、曹溶等的诗歌创作中，普遍存在一种自饰倾向，以“心史”保全他们所珍视的名节，赢得当时及后世的宽容和谅解。正是这样激烈的思想挣扎和严酷的自我审视，使吴伟业拥有了更为宽容的心态和广阔的视野，他得以更加人性化地认识历史和人生，并通过诗歌创作获得心灵的救赎。

参考文献

[1] 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A]//梅村家藏藁[A]//四部丛刊初编·集部[C].上海书店，1989，133.

[2] 吴伟业.与子暻疏[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132.

[3] 吴伟业.圆圆曲[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8.

[4] 刘世南.清诗流派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7.

[5] 吴伟业.《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132.

[6] 吴伟业.自叹[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6.

[7] 吴伟业.与子暻疏[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98.

[8] 吴伟业.《临终诗四首》其一[A]//吴梅村全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