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江红　李安冬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从微观到宏观：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
——基于留守儿童的个案研究

万江红李安冬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0）

本文利用抗逆力理论分析农村留守儿童，以弥补“问题”取向研究之不足，呈现留守儿童自身向上的生命力，从而为强调“增能”与“人在环境中”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实际的参考。本文基于对13个留守儿童的个案研究，参考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通过对比与归纳，从微观到宏观分析农村留守儿童来自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的抗逆力保护因素。笔者认为留守儿童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它们可以培养儿童积极的个人特质，消减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推动留守儿童良好适应与健康成长。

留守儿童 抗逆力 抗逆力层次模型 保护因素

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但是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壁垒的存在，大量的农村儿童无法与父母一同进入城市，成为“留守一代”。2013年3月，全国妇联发布报告指出，全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一数字意味着全国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①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2013年。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孩子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农村留守儿童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大发展成果的同时衍生出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如果现在不能妥善对待留守儿童，保障他们的发展权利，那么未来，“留守一代”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正因如此，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投以大量关注的目光，学术界自2004年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留守儿童的研究主流是“问题”取向的，倾向于关注部分留守儿童所遭遇的留守逆境与其自身的非正常表现，留守儿童被刻画成为在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化等方面发展落后的“问题”儿童。然而，笔者曾于2013年冬在武汉市H区W镇的阳光社工站实习，主要负责为当地儿童提供服务，这其中绝大部分为留守儿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在留守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亲子关系疏离、照顾者教养方式不适当、缺乏学业支持以及安全健康保障等“留守”带来的逆境状况，但是当地留守儿童也并非像“问题取向”的学者们所呈现的那样焦虑、孤僻、发展落后，他们大部分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活泼、开朗、真诚、懂事，在家庭、学校和朋辈群体中表现出了良好的适应性。“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被现实打破，这种矛盾使笔者开始思考，在同样的留守环境中，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儿童成功克服了父母不在身边的障碍，展示了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带着疑问，笔者选择对个体克服逆境、积极适应具有良好解释力的抗逆力理论，解读农村留守儿童，力图还原留守儿童的真实面貌。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抗逆力研究兴起于西方心理学家对处于高危环境中的儿童的研究。研究发现遭遇风险之后并非所有儿童都适应不良，也有很多儿童可以消减风险，健康成长，于是研究者开始从积极的视角关注这一现象。学者们长久的研究兴趣，最终促成了抗逆力的核心命题，即缘何一些人被严重压力/逆境压垮而为数不少者却似未受到高危生存环境的损伤性影响。①席居哲、左志宏：《抗逆力（Resilience）研究需识别之诸效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15-123页。这一命题与笔者对留守儿童的思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便是促成笔者选择抗逆力理论的根本原因。利用抗逆力理论，积极地看待留守儿童，对发掘他们的生命潜力，刺激其生成适应留守的内在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西方对抗逆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探讨、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分析、作用机制、抗逆力的实践运用四个方面。而国内学者目前主要是引入并消化西方抗逆力理论，并用其指导本土实践。

1.抗逆力的界定

抗逆力即英文单词“resilience”，相较于将其译为心理弹性、韧性、压弹等，这一译法将个人置于整个环境系统中进行系统的观察，并且体现了抗逆力理论的两个重要内涵：第一是外在逆境的存在，第二是个体与逆境互动的过程。

不同学者对于抗逆力理解不同，因此界定也会有所不同。归纳起来，目前存在三种比较主流的界定方式，分别是：能力说、过程说、结果说。Werner主张将抗逆力视为个人能够克服困境，积极适应的内在品质和特有能力。②Werner E，Smith R，Overcoming the Odds：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刘玉兰将抗逆力的本质概括为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③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68页。Garmezy、Rutter等学者认为抗逆力体现在个人与环境互动，良好适应的过程中。④Garmezy N，“Stress Resistant Children：The Researchfor Protective Factor”，Ⅰn Stevenson（Ed），Rec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Oxford，England：Pergamon Press，1985，PP.213-233.⑤Rutter M，“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1987，P.57.Masten更加关注积极结果，认为个人经历困境后，只要适应良好就具有抗逆力。⑥Masten A.S，Obbadovic J，“Competence and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Annal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2006（1094），PP.13-27.无论何种界定都包含了两个要素：第一是个人正在经历或者经历过逆境，第二是个人仍然适应良好。

2.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

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是抗逆力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William指出保护因素是可以消减风险因素的因素，既包括内在因素也包括环境因素。①William R.B，“The Role of Self-understanding in ResilienceⅠndividuals：the Development of a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Vol.59，No.2，1989，PP.266-278.Howard认为风险因素是容易影响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②Howard S，John D，“Childhood Resilience：Review and Critique of Literature”，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25，No.3，1999，PP. 307-323.刘玉兰综合前人的观点，认为风险因素是个体所生活的环境中造成其在生存和发展上容易产生消极结果的因素，而保护因素是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能够减轻其消极影响的因素。③刘玉兰：《西方抗逆力理论：转型、演进、争辩和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68页。

在抗逆力研究中，保护因素是抗逆力的内核，正因为保护因素的存在，个人才能够抵御逆境中的风险因素，实现良好适应，厘清个人的保护因素，便回答了抗逆力的核心命题，所以就这个层面而言，保护因素就是抗逆力。Richardson提出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将保护因素放在了最为突出的位置，认为保护因素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对维持个人身心灵平衡发挥决定作用。④RichardsonG.E，“TheMetatheoryofResilienceand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P.307-321.朱孔芳、刘小霞认为自我保护性因素即是抗逆力。⑤朱孔芳、刘小霞：《上海市回沪知青子女抗逆力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20页。此外，国内外学者大多主张将抗逆力操作化为保护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席居哲、左志宏根据Wright和Masten，Barankin和Khanlou的研究，按照个人、家庭、社区、文化或社会分类归纳了与抗逆力相关的27项保护因素。⑥席居哲、左志宏：《抗逆力（Resilience）研究需识别之诸效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15-123页。蔡元云等提出青少年抗逆力的9项特征，包括解决问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调动资源能力、乐观盼望的态度、朋辈及长辈的支持等，主张通过内外保护因素识别抗逆力。⑦蔡元云等：《炮制少年不倒翁：家校抗逆手冊》，突破出版社2004年版。国际抗逆力研究计划（IRRP）提出了抗逆力的三个来源：（1）我有（I have），即个人所拥有的外部资源与支持体系；（2）我是（I am），即对自身力量的确认；（3）我能（I can），即个人所具有的各项社会能力。意味着抗逆力来源于个人所具有的内外部的保护因素。综上，抗逆力保护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其内涵也可以明确包含内外两种作用因素。

3.抗逆力模型

在厘清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之后，国外的研究者们将焦点转向了理解保护因素是如何消除风险，促进个体发展的，从而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理论模型。Rutter的“环境—个体策略模型”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抗逆力的四种作用机制，分别是：（1）通过改变认知降低危险因子的影响；（2）减少风险因素导致的消极连锁反应；（3）自尊和自我效能的提升能够促进抗逆力发展；（4）为个人的成长，提供支持和机会。⑧Rutter M：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81-214.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完整呈现了抗逆力作用机制，包括抗逆力的起点、运作过程与可能的结果，突出了内外保护因素的重要作用。⑨Kumpfer K.L：Factors and Prof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The Resilience Framework.NY：Kluwer Academic，1999，PP.179-224.Richardson的模型重点关注抗逆力的作用结果，认为保护因素与压力、逆境或生活事件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应对危机时的适应水平，如果保护因素无法抵挡逆境事件的冲击，个人身心的动态平衡即会被打破，出现四种不同类别的机能重组，分别是：（1）抗逆性重构，是最理想的结果，个人实现了进一步的超越，能力得到增强；（2）恢复到生理、心理、精神的平衡状态，即复原到遭遇逆境前的状态；（3）丧失性重构，个人不愿付出努力去克服逆境，采取了妥协、逃避的方式达到新的低水平的平衡；（4）功能失调性重构，以破坏与伤害应对逆境，使自身陷入新的危机，是最需要避免的结果。⑩RichardsonG.E，“TheMetatheoryofResilienceand以上模型，为研究者理解抗逆力保护因素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4.抗逆力的实践运用

随着抗逆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用于帮助不同群体提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P.307-321.升适应能力的实践中。例如Werner和Smith的研究成果被引入提升儿童抗逆力的服务活动，并在学校中推广，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提升儿童的抗逆力。Sandler为单亲家庭设计的干预方案，证明了抗逆力是需要激活并且可以提升的，抗逆力的个体拥有更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①陈香君、罗观翠：《西方青少年抗逆力研究述评及启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62-67页。在国内抗逆力理论常被应用于儿童、青少年、大学生等群体的心理干预和能力提升。由于抗逆力的内涵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内在的相似性，所以在社工实务领域常见抗逆力的应用。潘信在增进后进生抗逆力的研究中，利用小组工作的方法激发后进生的潜力，恢复其自信心。这一研究充分证明了抗逆力理论的有效性以及应用于实践的可行性。②潘信：《小组工作方法介入后进生抗逆力增进研究》，兰州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陈蓓丽、徐永祥的实证研究证明抗逆力是外来女工精神健康的保护因素，给流动人口的心理援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③陈蓓丽、徐永祥：《外来女工的精神健康与抗逆力》，《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23-32页。

目前关于抗逆力研究普遍认同抗逆力人皆有之，其作用的发挥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抗逆力分析要关注风险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厘清与风险因素抗衡的保护因素的来源、种类与功能，通过发挥保护因素的积极作用，才能够帮助个体克服逆境，良好发展。国外相关文献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其社会现实、文化相适应的保护因素与服务计划，而国内的抗逆力研究多停留在西方理论引入与分析层面，讨论更多的是“应然”，对我国不同群体的“实然”缺乏实际研究与归纳，如此一来，在设计本土的服务方案时，其适用性可能就会出现偏差。同时，将抗逆力理论与留守儿童相结合的专门研究数量也并不多，因此，本研究最终落脚于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倾听来自留守儿童自身的声音，还原农村留守儿童自身与生活环境的真实面貌，挖掘他们身上的“正能量”，从积极的视角关注他们对逆境的“抗争”，从而归纳出立足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因素，为家长、教育者、社会工作者、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以有利于留守儿童社会服务、保护与自我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用个案研究方法，以便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研究资料的收集以半结构式的访谈法为主，辅之以观察法，通过与留守儿童沟通与互动对抗逆力的内涵获得解释性理解。

本文以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为核心研究内容，具体操作化为内在保护因素和外在保护因素，对内关注留守儿童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外关注家庭、学校与农村社区，从微观到宏观，系统归纳对留守儿童抵抗逆境、良好适应发挥积极作用的各项因素，以期能够对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进行一定补充，使农村社会工作开展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武汉市H区W镇为研究地点，H区是武汉市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区，相应地，也成为了留守儿童的集中地。W镇位于H区东北部，下辖46个村庄，根据社区走访的结果，W镇众多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近则武汉，远至海外。绝大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都将孩子留在原住地，托付给祖父母或是亲戚照顾。在充分考虑了留守儿童的年龄、性别、理解能力、家庭背景的基础上，笔者委托W镇中小学老师协助挑选留守时间半年以上，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的10—15岁的留守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实际选择时，老师们考虑到学生的配合度、回答的真实性等情况，排除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留守儿童，如逃学、斗殴等，最终推荐了13名满足以上条件的“表现还可以”的留守儿童（见表1）。如此挑选的研究对象，也是促成笔者侧重对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分析的原因之一。在学校表现“还可以”，说明13名留守儿童适应校园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是抗逆力保护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从而利于笔者对研究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四、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

（一）抗逆力层次模型分析

抗逆力水平的高低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适应结果的不同。但是由于抗逆力至今尚无公认的定义，所以对抗逆力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而评价抗逆力水平的高低，比较高水平与低水平个体间不同层次的抗逆力，从而归纳实际发挥保护作用的内外因素，对于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抗逆力保护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笔者参考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如图1），①田国秀、邱文静：《当代西方五种抗逆力模型比较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1页。通过对策略层次的划分来区分受访者抗逆力水平的高低。

根据叶敬忠等人的定义，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单方长期在外打工，由父母单方、祖父母或亲戚抚养、教育、管理的农村儿童。①叶敬忠：《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的影响》，《农村经济》2006年第7期。从定义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共同面对的压力来自于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挑战。面对留守压力，受访留守儿童中的绝大部分表现出了健康策略的特征，只有个案Case12和Case13表现出了保护策略的部分特征，如离群、冷漠、不信任他人，未出现采取生存策略的案例，受访儿童的抗逆力水平整体较高，抗逆力作用发挥明显，留守适应情况比较乐观（如表2）。换而言之，留守儿童的各项保护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消减留守环境中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实现留守儿童良好适应与健康成长。

表2　受访者抗逆力水平现状

在访谈中，11个个案抗逆力处于较高水平，2个个案体抗逆力处于中等水平。不同抗逆力水平留守儿童有何不同？可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高抗逆力水平个体的生活中哪些明显的因素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三个关键问题。

（二）案例呈现与分析

通过对本次访谈中抗逆力水平最高的采取健康策略的Case6与抗逆力水平最低的采取保护策略的Case12的呈现与细致分析，可以清楚得出抗逆力水平不同的个案在不同层面中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归纳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素的重要前提。

Case6：

12岁，六年级，住家，成绩优异，家就位于W镇，与外公外婆、舅妈和表弟一起生活。父母长期在浙江务工，Case6每年的寒暑假期都会与父母一起度过。

Case6的性格活泼外向，和班中同学相处融洽，有很多好朋友，喜欢帮助同学温习功课，是老师的小助手。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寻求朋友、老师、亲人的帮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主动和外公外婆或者朋友交流，排解心中烦闷。此外，Case6的自我管理能力非常突出，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成绩优秀；消费上，会主动把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交给外公保管，“做得好一点就找外公要钱去买东西，做得不好就一段时间不用钱的”，如此奖惩自己；玩耍时，也会主动控制时间与地点，避免太晚回家或者去危险的地方。Case6将自身的管理能力归因于父母、外公外婆惯常性的教育，“他们总是教育我，学习要自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什么的。这样我就变得很自觉了”。在自我认知中，能明确说出自己的优缺点；当按照自己认为的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给自己打分时，Case6给自己打出了8分的高分，由此可见Case6对自我的积极肯定。此外，Case6对于留守儿童的独立性非常自信，“我们比他们（非留守的农村儿童）独立，他们呢，一些简单的小事都需要爸爸妈妈做，我就自己做”。在家庭方面，Case6每年将近4个月的时间与父母一起生活，其他时间也经常通话，与父母间的互动交流非常和谐；Case6的父母、外公外婆、舅妈会关心她的各个方面，学习、生活、心情等，使Case6总能感受到来自家人的温暖与关爱。

Case12：

14岁，八年级，住校，成绩中等，家住在W街道下属的一个小村庄，位置偏僻，村中人口很少。父亲长期在福建工作，一年回家一次，母亲一人在家照顾他与只有5岁的妹妹，爷爷奶奶已过世，外公外婆居住在另一个村子。

依据Case12的自述，他并不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孩子，害怕一个人在家，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交际的范围也比较狭窄，“跟玩得好的相处多些”，朋友主要集中在长期相处的童年玩伴与寝室室友中，不会主动与他人发展新的交往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也是倾向于自己解决，不会寻求他人的帮助，无法解决时，则会采取放置不管的处理方式；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偶尔会与朋友说，大部分时间是闷在心里”。在自我认知中，Case12无法说出自己的优点，只能说出自己的缺点；按照心目中的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给自己打分时，只给了自己5分，这一分值在受访者中处于最低水平。在家庭方面，Case12的父亲非常严厉，导致Case12害怕做错事惹父亲生气，当问及Case12与父亲的亲密程度时，满分10分，Case12只打出了6分，长期分离导致亲子疏离的逆境事件在此案例中比较突出。根据Case12的说法，父亲回家基本上就是睡觉，平时打电话也未关心过他的学习状况，以交代处理事情为主，大多是叮嘱Case12要听妈妈的话。而Case12的妈妈一人照顾家庭，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负担很重，因此对Case12的关心也十分有限，Case12说“如果爸爸妈妈多关心我的成绩，可能就更认真一点，成绩也会好一点。”此外，Case12直接表示“留守”造成了“他们”与非留守儿童的区别，即缺少爸爸妈妈的关爱。

Case6性格开朗，成绩优秀，家庭和睦且关系融洽，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与同学、朋友相处愉快，来自家人的支持和关心明显多于其他留守儿童，且社区互动密切。Case6的留守生活中并未遭遇明显的逆境事件，在自信、自我效能、社会交往方面表现出色，适应良好，抗逆力水平在受访者中达到最高。而Case12性格内向，正在遭遇学业困难、家人关爱不足、与父亲关系疏离三项逆境事件。Case12本身不擅长与人交流，对于逆境事件的处理更多是依靠自己或者是置之不管，受到来自家人、朋友的支持与关心非常有限，且生活环境冷清，Case12处于一种消极的生活状况中，相对于其他留守儿童，面临较多的逆境事件，但是却无明显的保护因素发挥作用，虽未出现不健康的心理与行为问题，但长期来看，这种状态对Case12的成长绝无益处。

通过Case6与Case12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在个人性格、认知、行为、家庭、学校表现、社区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方面的差异也是两个个案抗逆力水平不同的根本原因。Case6生活中的多种积极因素发挥保护作用，使其良好适应了留守生活，并成为同龄人中佼佼者。Case12由于面临的逆境数目较多，而保护因素较之Case6明显缺乏，导致其抗逆力水平较低。亦即个体的抗逆力保护因素越多，风险因素越少，抗逆力水平越高，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在留守儿童良好适应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三）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抗逆力保护因素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有两分的内部保护因素和外部保护因素，亦有三分法的观点，即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家庭以外外部层面等。笔者结合高抗逆力个体整体特征与影响抗逆力水平高低的不同方面，最终从微观的个人层面，中观的家庭、学校层面，最后到宏观的社区层面，多维度、全方位地归纳总结农村留守儿童环境系统中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的发挥。

1.个人层面

（1）外向型性格

在回答笔者“你觉得你是否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孩子”时，11个采取健康策略的孩子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一回答的真实性，反映在他们与笔者的交流中，根据笔者的观察记录，大部分孩子都十分积极地参与到此次调查中，回答问题时与笔者有直接的眼神交流，不卑不亢，作答流利，气氛轻松。当笔者提出“按照心目中的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给自己打分”时，大部分孩子给自己打6到8分，同时，一半的受访儿童认为自身的生活能力优于其他非留守儿童，表明这些儿童对自身的表现具有自信心。对自身的积极认知在本次调查中是受访留守儿童的突出的特征。乐观、开朗、自信的外向型性格，使儿童能够积极看待“留守”，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同时使个体散发魅力，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有助于展开广泛的交往互动，从而增加正面的情感体验，促进心理上的良好适应。

（2）孝亲美德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孝亲敬老是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据笔者调研可知，孝亲美德早已根植于W镇留守儿童的心中。Case1：爸爸走了之后，他叫我好好学习，我就每天按时做作业，每天读书，成绩就进步了很多；就是想长大了以后找个好工作，孝敬他们，（他们）从小关心我，长大孝敬他们。留守儿童非常体谅父母工作的辛苦与不易，普遍认为“父母、祖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我，我更要努力，让他们安心”。这种认知成为了一种强大的行为动力，使他们更加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加自立自强，通过良好的表现回报父母的辛勤付出。在学习中，留守儿童会更加投入，意图通过取得好成绩获得父母的肯定，让他们感到高兴。Case10：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就是为了让我好好读书，现在我读书也需要钱，所以我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说反对什么的。而我要报答他们，所以要把成绩搞好。在生活中，这些儿童较早承担各种家务，甚至农活，获得一种对留守生活的自信以及为长辈分担劳累的欣慰，降低了离开父母的无助感以及对父母的依赖感，变得更加自立、干练、坚强。

（3）不良情绪的有效调节

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容易体验孤独、无助、思念等感受，这些情绪如果不能及时排遣，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而言是不利的，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心理疾病。但通常，受访儿童的不良情绪不会持续很久，主要是由于这些孩子自身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能够主动调节不良情绪。如Case2：（感到不开心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散步，非常舒适，有一种释放的感觉，第二个就会想到听歌，也可以减轻压力，忘记不开心的事情。这些留守儿童会以做感兴趣的事情、与朋友倾诉等方式主动排解不良情绪，通过有趣、愉快的事情转移注意力，取代悲伤事件的不良影响，保持正面、愉悦的精神面貌。

（4）与朋辈群体的良好互动

留守生活的单调，既不适合儿童天真好奇的成长特点，也不利于成长期儿童的社会化，留守儿童开放自己，与同学、朋友广泛互动，能够满足自身的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归属需要，能够产生愉快、安全、放松等感受。Case10：我们在一起，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这种，然后在一起，还可以共同进步，有时候不开心的事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反正就是我们几个都互相帮助。（跟朋友在一起）自己感觉很放松，跟他们也有共同话题，也非常有安全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朋辈群体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发挥着情感交流、娱乐陪伴、学习帮助、监督提醒等重要作用。Case7：（朋友们会）告诉我远离那些不好的事，比如说打架、玩游戏吧，我们会一起去逛街，我们逛街的时候就可以说说一个星期以来发生的事，相互交流 ，所以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好。当问及“当你有困难时，你首先会找谁帮忙？”时，有9个受访者将朋友放在第一位；当问及“你与朋友在一起时，有什么感觉？”，12个受访者回答了“愉快、开心、有趣”，足见朋友在留守儿童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情感上的积极影响。

2.家庭方面

（1）家人的关心与呵护

Case3：爸爸有时候打电话会关心我的学习有时候不会，讲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考试考了多少分，今天我和妈妈怎么样。爸爸妈妈也会告诉我做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习惯。虽然不能时刻陪伴在身边，孩子却始终是外出务工者心中的牵挂。他们通过打电话、定期探望等方式与孩子交流和沟通，关心孩子的生活，教导孩子为人处世，虽不能经常面对面沟通，但也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无论是否外出，来自家人的无时无刻的关心与呵护，让孩子感到家庭的温暖与支持，浓浓的亲情超越了距离，维系留守儿童与家人间的和谐关系，极大地减少了潜在的风险。同时，来自父母的爱的教育，对于儿童形成外向型性格、培养其孝亲美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内化为积极行为的动力，故而此因素在保护因素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

（2）家庭经常性团聚

在W镇，由于靠近武汉，就业机会很多，所以很多受访者的家长选择了就近工作，这为W镇留守儿童与家人的团聚创造了有利条件，父母回家探望或是孩子去工作地点探望父母都很便捷。Case9：爸爸半个月回来一次，回来我们会跟他闹一下；有一次爸爸把我们（全家）带到汉口去玩，把我们带到中山公园去玩，然后再带到长江大桥那里去玩，特别开心。父母打工的地方离家的距离不远，增强了孩子的安全感，感觉父母就在他们身边，遭遇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很快很方便地寻求父母的帮助与安慰，消减了父母不在身边的无助感。此外，与父母团聚对孩子而言是一种非常愉悦的心理体验，能够增强其幸福感。Case4：（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好像就是我10岁的那次生日吧，我爸爸妈妈全都回来，还有我姐姐、哥哥，带我出去玩，后来，我们还照了一张像，我觉得那次我玩得很开心。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父母尽量创造团聚的机会，比如增加回家探亲的次数，假期将孩子接到打工地生活等，增加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在相处的时候，安排丰富的家庭活动，为孩子创造愉快的经历，同时对孩子的“留守”进行心理安慰与支持鼓励，既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又能阶段性地为孩子适应“留守”加油鼓气。

（3）合宜的监管

对于青少年而言，认知和行为都处于养成阶段，强烈的好奇心容易推使他们尝试新奇但不利于成长的事情，比如赌博、早恋等，如果不采用适当严格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成长而言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中，这一点同样有效。父母、照顾者通过对孩子在交友、饮食、安全、行为举止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为孩子搭起一层保护网，使孩子能够意识到不良行为的严重性，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安全健康成长。这一点在所有受访者的家庭中都得到印证，无论是外出父母还是照顾者，总有一方能够对孩子比较严格。笔者认为，受访者之所以均未有不良行为，得益于家人适宜的监管。

3.学校层面

（1）老师的关注与支持

老师对留守儿童额外的照顾，对留守儿童而言，是一种关爱的补充，使孩子在情感上得到了一种满足，在学习上增添了一种动力。每位受访者都至少与某一位老师保持良好的互动，该老师会关注他们的学习情况、关注他们的情绪、关注他们的梦想，为他们提供课堂以外的学习辅导，帮助他们体验到学业方面的成就感以及类似父母般的温暖。Case1：长大了想当个运动员。体育老师会给我建议，叫我每天早上在操场上跑两千米，他是我的引导者、督促者；我最喜欢体育老师，因为他总是教我跑步的技巧，怎么才能跑得好，跑得快。跟体育老师在一起时间多，讲的话多。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和帮助，使孩子体验到了“受重视”的感觉，孩子们会主动积极表现，以维持与老师的良好关系，从而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老师经常的关心、肯定、鼓励、建议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与课堂表现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丰富的文体活动

朋辈群体的集体活动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而言具有特殊作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安全性、适宜性都能有一定的保障，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可以习得规范、角色技能，思维能力、活动能力都能得到一定锻炼。在W镇，小学开展的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儿童的学校生活，为孩子们带来乐趣；进入初中后，随着学业压力增大，活动的数量开始减少，但是留守儿童内心依然有学校能够多组织活动的强烈愿望。参加文体活动，能够充实和丰富留守生活，让儿童投入热情和精力，全神贯注，体验愉悦，而成功的体验更能增强留守儿童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4.社区层面

农村淳朴、平静、优美的自然环境，安逸、闲适的生活节奏，还有熟识的居民、朋友，让留守儿童对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安全与满足，有利于留守儿童体验生活的简单与快乐，从而更好地适应“留守”。

Case2：我觉得W镇附近的几个村子就我们村子最美；我挺喜欢我们村的，不想离开，家里在W镇街上有买的房子，就是又想离开又不想离开。想搬过来因为比较方便；不想搬过来因为喜欢散步，在村里可以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到处玩啊，而这里地方不大，没地方去，一般都是学校的同学，没有像村里（和朋友）关系特好。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对于成长的街道和村庄有很深厚的感情，家乡自然宁静的环境，从小到大的玩伴，使孩子们依恋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他们有一种深深的安全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此外，传统的乡村地区长期的、共同的居住环境，“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生活特点，使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交往，感情连结深厚。在W镇，房屋的修建密集，民风朴实，邻里互助频繁。受访者中10个孩子表示接受过来自邻居的帮助，这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留守儿童的无助感，感受来自他人的关爱。

五、结语

通过对个案的对比与归纳，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留守儿童的各项保护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消除留守环境中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实现留守儿童良好适应与健康成长；而且越多的保护因素发挥作用，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越高。具体展开，从微观到宏观，武汉市H区W镇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分别是：（1）个人层面：外向型性格、孝亲美德、不良情绪的有效调节、与朋辈群体的良好互动；（2）家庭层面：家人的关心与呵护、家庭经常性团聚、适宜的监管；（3）学校层面：老师的关注与支持、丰富的文体活动；（4）社区层面：淳朴的乡村环境。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时，参考以上保护因素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干预，既应该重视对儿童自身积极特质的培养，如自信心、孝亲美德、情绪疏导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实现“增能”；同时还要特别重视个体所处的环境，争取留守儿童的亲友、老师、当地居民的共同关注与支持，发动家庭、学校、社区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搭建起健康成长的空间。

（责任编辑：徐澍）

From Microcosmic to Macroscopic：A Study on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AN Jianghong1，LI Andong2
（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ilience theory，trying to study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iming to make up for deficiencies of the problem perspective and present the vitality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to finally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to social work tha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mpowerment and Person-in-environment.Relying on thirteen case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and from microcosmic to macroscopic，the author analyzes protective factors of resilience of these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four aspects，namely person，family，school and community by using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 in Hunter’s hierarchical model of resilience.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rotective factors in rural environment working together can cultivate positiv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isk factors and promote better adapting and growing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left-behind children；resilience；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resilience；protective fact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2662015PY124）”。

万江红（1966-），女，湖北人，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实务、组织社会学、农村社会保障等；李安冬（1991-），女，河北人，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研究生。

C916

A

1008-7672（2016）05-00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