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何其

了却三十年科举梦

张謇，公元1853年5月25日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家中世代务农，父亲张彭年走街串巷一边卖糖一边换破烂，靠着辛苦劳作和精于算计，成为富裕农户，才有条件送几个儿子读私塾。

张謇十几岁时，经书读得通透，张彭年希望他去考秀才。可是，一个难题摆在张家人面前，清代，三代无功名的家族被称为“冷籍”，冷籍子弟科考要受很多不公正待遇。有人给张彭年出主意，让他与如皋张驹认为同宗，张驹之子病逝，尚有名籍在册，让张謇冒用张驹儿子之名参加考试。于是，张謇改名张育才，县试、府试、院试，场场过关，顺利考中秀才。谁知这仅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张謇考中以后，张彭年按原先约定送给张驹一笔酬金，哪知张驹兄弟不满足，经常敲诈张彭年，最终东窗事发。张謇被囚禁于如皋学宫之内。张彭年四处借贷，上下打点，张謇被关押三个月之后，才得以获释回家。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礼部终于核准张謇改籍归宗。冒籍案首尾三年，这三年间，张彭年无心经营家产，张謇无法安心读书，张家负债一千余两银子。

巨额债务还引发了家庭矛盾。张彭年只得给几个儿子分家，张謇摊上一身债务。

冒籍案结束时，张謇虚岁21 謇欣然前往。孙云锦的月薪只有50两银子，却给张謇开出每月10两银子的薪水。

张謇在孙云锦处认识了淮军将领吴长庆。吴长庆请张謇担任自己的幕僚。

公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入朝鲜平乱。张謇跟随吴长庆入朝鲜时，年近而立，当幕僚已有八九年，视野日渐开阔，思想日渐成熟，名声也渐渐传出去。

张謇在朝鲜期间写下《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他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王朝采纳，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读了以后却很赞赏。

翁同龢很想提携张謇，但是张謇的身份只是秀才，翁同龢爱莫能助，唯寄希望于张謇科举考试成功，获得进士头衔，才能取得通向官场的通行证。

公元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二名，清入关二百年间，南人在顺天乡试中只有三人被录取，张謇是其中之一。这个大好消息让关注张謇的人大喜过望，然而，第二年的礼部会试中，张謇落榜了。公元1889年、1890年、1892年，张謇又参加了三次礼部考试，每一次都阴差阳错没有考中。

四次会试落榜，张謇年将不惑，他愤而砸毁考试用的文具，发誓再也不进考场。然而，一切由不得他。朝中，翁同龢等人还在对他殷殷期盼，第四次会试落榜回家时，翁同龢赠他一百两银子，让他不要放弃；家中，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念念不忘，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心爱的四儿子考中进士，了却他一生的愿望。

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为表示普天同庆，与民共乐，慈禧太后下旨增加一次科举考试，称为恩科。张謇在江西为官的三兄张詧得知消息，力劝张謇再去考一次，76岁的张彭年心情更加迫切，他劝张謇：“我身体尚健，你正值壮年，再去考一次吧。”看着衰朽残年的父亲，张謇又走进了考场。

他到达北京时，在礼部会试中，他取中第60名贡士，礼部复试时，他取中第11名，翁同龢看到他的名次之后，把他调整为第10名，这样他就有资格参加殿试。之后的殿试，翁同龢怕再出错，命令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直接把张謇的卷子交到他手里。他看了看很满意，批道：“文字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其他几位评卷官看了以后，觉得张謇的试卷当得起这个批语。

22日殿试，考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等题，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张謇的强项，他引经据典，论述透彻，文字古朴练达，主考官经过集体讨论，将张謇列为第一名。

24日，张謇以一甲第一名之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翁同龢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与此同时，报喜队伍从北京出发，到达南通州，在州官、县官陪同下，鼓乐喧天地去海门常乐镇给张彭年报喜。张彭年终于实现了毕生之愿望——有生之年看到儿子考中进士，而且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

张謇考中状元以后，照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在翰林院供职轻松又有前途，只要不得罪人，过几年往外一放，就是学政或是知府、道台。过几年升一升，就是今天的省部级高官。

对张謇来说，做官并不是目的，在做官与做实业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

张謇在朝中任职不久，他的父亲张彭年病重，张謇急忙请假往回赶，等他赶回家，父亲已经去世，张謇按例丁忧。

公元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王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消息传来，举国震惊。《马关条约》使张謇彻底断绝了功名利禄的念头。

公元1895年，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相识，谈起兴办实业，两人越谈越投机，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的观点，张之洞以官方身份，集一国之资本兴办事关“国计”的重工业，张謇决心离开官场，集民间资本兴办事关“民生”的轻工业。

公元1898年夏天，张謇回京城销假，时值“百日维新”失败，翁同龢罢官回乡。十几年间，他目睹吴长庆、翁同龢两位赏识自己的人在险恶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失败，张謇对官场再无一丝留恋，他自此离开官场，再没有回头。

兴办大生纱厂

公元1896年初，张之洞委派张謇主持南通州商务局，让他兴办纱厂和丝厂。有张之洞支持，张謇心里很高兴，可是兴办纱厂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张謇最初想走官督商办的路子，可是筹款比他想的困难得多。张謇计划在通州、海门、上海三地筹款，经多方奔走，在上海拉到几位股东，张謇在通州城北唐家闸一带先定厂址，紧接着浚港、筑岸、奠基，建厂房，可是上海纱市疲软，上海股东对投资纱厂没信心，迟迟不发来股本，南通是小地方，一时筹不起钱来。前期投资已经花去两万多两银子，不投入生产，这两万多两银子就打水漂了。

张謇只好去求官股，上海商务局答应把4万锭官机作为官股投入。这批机器是张之洞当年从英国购进的，扔在黄浦江边风吹雨淋，锈迹斑斑，官方把这批破机器折价50万两银子，作为官股投入。上海股东一听不干了，说官股投入纱厂，官府就会派人来指手画脚，私人的利益难以保障，如果用官股，他们就甩手不干了。南通股东见上海股东动摇，也要打退堂鼓。

张謇走投无路，只好到湖北向张之洞求救。张之洞在湖北建铁厂、修铁路，也为资金短缺所困，自然给张謇提供不了资金帮助，不过，张之洞给张謇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求助于两江总督刘坤一，让刘坤一下令，把那批机器一分为二，他和盛宣怀各分一半，在南通和上海各设一厂，这样，官股就降为25万两银子，张謇只需筹措25万两银子的民间资本就够了。先把厂子办起来，以后有了钱再扩大规模。

张之洞指明方向，张謇大喜，回来跟上海股东商量，上海股东还是不干，最终退出董事会。南通州地方官怕张謇办厂损害他们的利益，也暗中使绊子。

两江总督刘坤一让通州知州汪树棠帮张謇劝募股金，汪树棠让差役召集士绅，说张状元办厂需要资金，让他们必须凑足7万元，士绅大骂张謇聚敛民财。公元1898年底，张謇因为资金缺乏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刘坤一让汪树棠把存在典当行的一笔公款借给张謇，汪树棠却把举人、秀才召集起来，声称要把“宾兴”“公车”专款一万元拨给纱厂使用。这两项专款是给秀才、举人到省里或进京考试的津贴。区区一万元钱对纱厂微不足道，却是穷秀才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秀才们吵吵嚷嚷，发传单、集会，声讨张謇。

张謇只好一点点筹借资金。布商沈敬夫原本是海门秀才，当年张謇曾帮助沈敬夫给海门争取拔贡名额，沈敬夫做布商以后，他又帮沈敬夫向官府请求减捐，沈敬夫为回报张謇，把自己布庄的资金都挪来支持张謇，还号召布商向张謇纱厂投资。为筹集股金，哪怕有人拿十元八元钱入股，张謇也都感激地收下，一位老太太只有六元钱，张謇也给她鞠一躬，把钱收下。张謇费尽周折，受尽刁难，终于筹到15万两银子。

那批上海破机器仅运输和打磨锈斑，就花费白银6000两，请来安装机器的英国技师说，从没见过损坏这么严重的机器。经过检查安装，只有不足一半能够转动。

公元1899年4月1日，大生纱厂投入生产，20400纱锭之中，只有9000纱锭能够运转，几个月后从英国买回零件对损坏机器进行修补，才开到14400绽。

纱厂开工以后，连收棉花的钱都没有。张謇向股东告急，股东无人响应，张謇只好以一分二的高利向钱庄借贷。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许诺可以出六七万元，盛宣怀也许诺帮他筹款，张謇写给他们的“告急之信，几于字字有泪”，两人却捂紧荷包，一毛不拔，张謇与朋友“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首，一筹莫展”。危急时刻，沈敬夫建议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张謇只好孤注一掷，把纱锭全部运转起来，一边卖纱一边收棉。苍天不负有心人，大生纱厂开工以后，恰逢棉纱价格上涨，洋纱供不应求。第二年，纱厂还清亏空，还获利5万两白银，第三年获利达10万两白银。到1908年，获利累计190万两白银。

大生纱厂终于站稳脚跟了。

一个人与一座城

公元1895年，张謇受张之洞之命办“团练”，到达通州、海门交界处，见到大片长江和古黄河泥沙堆积下来的沿海滩涂，这些膏沃之地大多荒芜，那时张謇就产生了垦牧的念头，后因建纱厂，把这件事耽搁下来。

纱厂走上平稳发展道路之后，张謇想起荒废的沿海滩涂，觉得可以把那片土地利用起来种植牧草和棉花，既能给很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又能给纱厂提供棉花。张謇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商量，刘坤一很赞成，上奏朝廷，得到批准。张謇以纱厂为依托，很快募集到30万两白银，建立通海垦牧公司。

公司聘请有围海造田经验的荷兰工程师进行规划设计。在方圆200里的范围内，科学合理地安排堤坝、桥梁、水闸、道路，修大小桥梁四百余座、涵洞七十余个，建大闸三个，开河五条，道路横平竖直，路旁植松柏、冬青、银杏等树木。

公司建立之初，张謇亲自在芦苇荒草中跋涉考察，带领工人修拦海堤坝，第二年大风潮袭来，堤坝被冲得七零八落，张謇冒风雨站在大堤上，指挥工人抢修。公司招募了五千多户无地或少地农民、贫困渔民、盐民进行垦牧。有了通海垦牧公司的经验，张謇又成立大豫、大费、华成、大丰、大纲、阜余等21个垦牧公司，这些公司开垦土地一百多万亩，每年生产棉花20万担，可以有效地保障大生纱厂的棉花供应，公司其他产品如豆、麦、盐、家畜、家禽出产无数，昔日的荒凉海滨成为人烟兴盛之地。

公元1904年，张謇想在崇明外沙建大生二厂。由于大生纱厂的兴旺，这次很容易就募到80万两白银作为股金，当初躲着张謇不见的桂嵩庆也自愿入股2万两白银，原先上书指责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入股一万两白银。大生纱厂从募资到开厂用了44个月，大生二厂从募资到建成开工仅仅用了29个月。公元1914年，张謇又在海门建大生三厂。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纱厂利润节节上升。公元1919年，大生一厂、二厂盈利三百八十多万两白银，公元1914年至1921年八年间，两厂利润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大生纱厂发行的股票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继建立垦牧公司为纱厂提供原材料之后，张謇又建广生油厂，利用大生纱厂轧出的棉籽榨油；建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生产肥皂；建复新面粉厂磨面供工人食用和给纱厂浆纱；建资生冶厂、铁厂给纱厂修配和制造机件；建港口、船运公司；修铁路，解决原纱和原材料的运输，建懋生房地产公司给工厂建房，其他如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染织公司、酿造公司、碾米公司、电话公司、纸厂、火柴厂、玻璃厂及旅馆、俱乐部等企业69家，总资产达3400万银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张謇利用企业利润，在南通疏浚河道、修筑公路，建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建起包括博物苑、图书馆、公园、剧场、气象台、公共体育场、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公墓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机构，提倡人们像西方人那样文明游苑、文明看戏。张謇从轻工业开始，带动南通文化、教育、社会风貌全面发展，使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主力办学

张謇在科举之路上跋涉二十六年，年过不惑才考中状元，深深体会到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他呼吁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认为“亡之后图存，舍教育无由也”。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更是认为救亡图存必须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必须效法西方，兴办师范学堂。公元1902年，他赴江宁与刘坤一商量办学事宜，刘坤一非常支持，藩司吴重熹、巡道徐树钧、盐道胡延听说张謇要办师范学校，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中国别的事情不如西洋各国，难道中国人读书也不会了，也要学西洋人？

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张謇决定自行办学。他算了算，他在纱厂的本息共有两万多元，好友沈敬夫资助一笔资金，再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差不多够办学经费。张謇请来好友罗振玉、沙元柄商议办学章程，将南通城东南千佛寺整修成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学校。

公元1803年4月1日，通州师范学校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开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接着，张謇又办起通州女子师范学堂、甲种师范讲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讲习所、东台母里师范等师范类学校。又倡议或资助了两淮师范、龙门师范、金陵高等师范等多所学校。他的翰林好友沙元柄创办如皋师范学校。在他的呼吁下，清政府还创办了一些公立师范学校。

张謇创办师范学校的目的是想培养师资，普及教育，尤其是尽快普及小学教育。他计划在南通每16平方里设一所初级小学，南通8千平方里，计划设500所小学，很快在南通郊区建立一批小学，市区除小学，还创办幼儿园、中学和十几所职业学校。

这些职业学校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所学校成就最为突出，后来此三校皆扩充为专科学校。他的儿子张孝若把这所专科学校合并为南通大学。

张謇聘请一代刺绣大师沈寿办起南通县立女红传习所，培养高级刺绣人才。聘请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创办伶工学校，培养戏剧和音乐人才。创办南通聋哑学校，对聋哑人进行职业培训。

除在南通创办学校，张謇还参与一些外地学校的创办。

公元1905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张謇是校董之一。

公元1912年，张謇参与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后迁往吴淞，改名为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是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张謇尽管很不赞成革命，对孙中山的第一印象也不好，他在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不知崖畔”——不切实际、不着边际之意。然而，他还是答应与临时政府合作，担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经费捉襟见肘，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抵押，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几十万元，然而这与临时政府的需求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陆军总长黄兴只好逼迫盛宣怀出面向日本借款，日本趁机提出合并汉冶萍煤矿公司。张謇强烈反对，他说：“中国别的企业可以与外国合资，唯独铁厂不可，铁厂与别国合资都可以，唯独不能与日本合资，日本国内无铁矿，故一直处心积虑谋夺我国之铁矿。”

张謇觉得无法施展兴办实业的愿望，辞去实业总长之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列强又把目光瞄准中国市场，大生纱厂势单力薄，败下阵来。公元1922年以后，大生纱厂转盈为亏。尽管大生纱厂二十多年持续盈利，股东的投资已分得数倍利润，即使大生纱厂倒闭，股东也没有损失，股东对他还是不满。他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从大生纱厂垫付大量资金，也确实影响了纱厂的资金周转。

公元1925年，以上海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集团接管了大生集团，这给暮年的张謇以沉重打击，并不是痛惜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他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他想普及教育，创建民兵制度，兴办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在沿海开垦几百万亩荒田，疏浚淮河、运河等河道，这些事业还要有几千万元投入，这些投入眼前不会有收益，二三十年后才会见成效。

七十多岁的他已经无法完成这些事业。

公元1926年7月16日，一代状元实业家张謇与世长辞，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