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纪红建

一

在山东莒县，人们嘴上至今仍挂念着一个人，一个深受莒县人尊重的老模范。

不论是谁，只要来到莒县，来到阎庄镇，走进爱国村，都会驻足而观，惊叹、赞赏、思索，最后便是肃然起敬。村集体发展过程中的开拓进取，在工作中的清正廉洁和乐于倾听百姓声音的工作作风，至今被村里的乡亲们津津乐道。虽然老模范已经离开他们二十多年了，但他仍然像一团不灭的火焰，永远温暖着他们的心。

这位老模范叫吕鸿宾，是全国数以万计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中的普通一员。这位老模范又用毕生的心血与精力告诉人们，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农民，不仅仅只是一名党员，我们还完全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农民思想家。这个深爱着家乡和土地的农民思想家，他肉体与灵魂都不曾离开这片土地。正如临沂市党史办原主任李兴合在《怀念吕鸿宾同志》的诗词中所写： “终生甘为一农翁，躬耕南亩冒暑冬。万家苦乐成心事，一片赤诚言九鼎。功高不曾讨善价，名重不敢忘苍生。质本洁来还洁去，留得陋室听雨声。”

吕鸿宾，1911年出生于莒县吕家庄，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他父母就拖家带口闯了关东，到了东北濛江县（今靖宇县）。虽然东北有广阔的黑土地，人口又稀少，但那里的条件也相当艰苦，日子不见得就比山东老家好到哪儿去。十年后，二十五岁的吕鸿宾回到了故乡——莒县。

吕鸿宾是1936年的一个秋日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那年月，家乡的父老乡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对于未来都非常失望，甚至绝望。但吕鸿宾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这盏明灯支撑着他信心满满地前行。刚回老家的头几年，他的心思不在种地上，也不在发展经济上，哪顾得上呢，光顾着打鬼子了。吕家庄的民兵也了得，虽然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但个个勇猛。1944 年秋天，他们配合八路军解放了莒县县城。这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说：“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

鬼子被打跑了，莒县率先解放了，吕鸿宾他们欢呼了。这以后，组织上让吕鸿宾当自卫团长，带领民兵维护庄里的治安，发动农民开展过减租减息斗争。过去，贫穷让吕鸿宾吃尽了苦头，他目光最终还是停留在了“脱贫”二字上。出身贫穷、经历苦难的吕鸿宾是多么渴望庄里人尽快脱贫，真正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啊！穷极思变，吕鸿宾整天折腾着如何提高生产，让庄里人都填饱肚子、摆脱贫困。

1947年秋的一天晚上，吕鸿宾把堂弟吕培和吕境招呼到一起。两个堂弟尚未坐下，吕鸿宾就皱着眉头说，俺庄里太穷了，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更别提煎饼，光吃个地瓜皮子和菜团子，哪能填饱肚子啊，得想想招，解决吃饭问题！堂弟一脸茫然，问道：“哥，俺们地薄人少，有什么招可想呀？”吕鸿宾说：“东北有合伙耪青的办法，俺想了，虽然方法比较老套，但确实值得俺们学习和借鉴。”堂弟还是一头雾水，“那俺们该怎么做呢？”吕鸿宾说：“就是把俺们三家子的地组（集中）起来，把俺们的牲口也组起来，俺们互相帮助，一起干。但不强求，完全自愿。你们干不干？”两个堂弟互相看了看后，点着头说：“哥，俺跟着你干。”于是吕鸿宾、吕培和吕境三户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很快，他们都尝到了甜头，也影响了更多的庄户。三户很快就发展到八户，八户又发展到十余户……就像芝麻开花一样，一节更比一节高。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共产党向解放区人民发出“一面支前，一面生产”“组织起来，支前生产两不误”的号召。已经37岁的吕鸿宾也想往前线跑，但他的腿有点不灵便，只能作罢。但他热情依旧高涨，他觉得，前线得有人去，后方也得有保障。当组织需要他带领庄户人家大力生产时，他毫不犹豫地担任起吕家庄党支部书记这一重担。他和其他支部委员带头干，男人两人合伙送粪，妇女、儿童合伙捣粪、刨高粱。吕鸿宾告诉群众，这就叫组织起来。于是，原来的变工组改成了四个季节性互助组。因人派活，取长补短。组内实行记工算账以粮找补，出伕支前和给军属代耕都记工，牲口干一天活还顶一个半工。一个大忙季节结束，再统一平衡结算找补。

互助组刚建立，淮海战役就全面打响了。吕家庄本来劳力就少，现在淮海战役又打响了。这可咋办？吕鸿宾没有犹豫，立即动员广大壮劳力参军支前。为了解放全中国，打败国民党军队，吕家庄的壮劳力热情高涨，吕鸿宾在动员会上说：“青壮年能去的都要去！”有人道：“壮的都走了，村里的重活怎么办？”吕鸿宾道：“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村里还有老少，老少干活慢，咱出工就提前。咱们要保证前线，也不能耽误生产。”

动员会刚结束，二十九个壮劳力齐刷刷地站了出来，或参军，或支前。吕家庄一日走了二十九个壮劳力，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幼。当时正遇秋涝，劳力少、牲口弱、农具缺，难收，更难种。怎么办？吕鸿宾说，俺们采取“大拨工”的办法来解决。可什么是“大拨工”呢？老弱妇幼眨巴着眼，望着吕鸿宾。吕鸿宾说：“很简单，就是男女老少齐发动，男人耕种、送粪、运庄稼，女人捣粪收割，老人扶耧耕地，儿童傍牛、扒粪、拉车子，牲口不足就人畜合拉。”由于“劳力巧安排，人员巧组合”，吕家庄终于克服了困难，完成了秋收秋种任务。由于没有耽误小麦下种，翌年小麦亩产达到五十多公斤，比原来单干户亩增二十八公斤。大家脸上笑开了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丰收的喜悦，像只展翅飞翔的鸟儿，很快就飞到了吕家庄的上级机构——阎庄区委。阎庄区委不仅奖给他们锦旗一面，还向全区推广了吕家庄的成功经验。

这时，支前的壮劳力也回来了，看到形势如此之好，火速加入了互助组。于是吕家庄的互助组更是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吕家庄搞互助组的事，不仅引起了区里高度重视，更是引起了县里高度重视。这年年底，县政府召开劳模会，吕鸿宾被评为一等劳模，吕家庄更是被县政府授予“全县第一模范村”称号。

吕鸿宾没有满足现状，他知道，要真正让百姓吃得饱，过上好日子，路还长着呢。于是在 1950年春，他将吕家庄四个季节性互助组调整为三个常年互助组。随着规模扩大，成员越来越复杂，互助范围也越来越广。最开始，还是沿用季节性互助组的管理办法，问题和矛盾接踵而至。如劳力记工按人头“死分死记”，劳力强的男人不愿多干，女人也因同工不同酬而有意见。牲口不分大小强弱记工都一样，牲口强壮的庄户人家吃亏，牲口弱小的庄户人家占便宜。于是，好牲口大家争着使，可户主不让使，矛盾一激化，反而耽误农时。工具公用无报酬，组员乱拿滥用，使坏了没人管，工具多的庄户人家自然有意见。有人找到吕鸿宾诉苦：“吕书记，吃柿子不能专捡软的捏呀！”吕鸿宾连连点头。

面对这种乱象，吕鸿宾陷入了思索。他走街串巷找村民听意见，很快，他创出了劳力、牲畜记工和工具使用报酬“三大合理”政策。即改“死分死记”为“死分活评”，劳力按劳动效率、质量评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畜力按大小强弱、耕地多少评工；农具私有公用贴成色。吕鸿宾的这招果然管用，政策一实施，就立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深受组员欢迎，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三大合理”政策在吕家庄取得成功后，立即在阎庄区推广。不久后，省、地、县就来总结推广“三大合理”政策，甚至把“三大合理”政策作为衡量互助组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

二

吕鸿宾搞互助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并且是大幅度向前跑。群众把吕鸿宾的好记在了心里，上级领导更是打心眼里欣赏这位有思想的农民。1950年，吕鸿宾被沂水地区评为农业劳动模范，9月又出席了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政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更让吕鸿宾欣喜的是，他见到了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且有过短暂的交流。当毛泽东接见劳模握着吕鸿宾的手时，毛泽东问：“你是？”吕鸿宾激动地回答道：“俺是吕鸿宾，山东莒县人！”毛泽东问：“是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有点紧张，答非所问道：“办了互助组，粮食增了产！”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说：“这样很好，很好哇！”让吕鸿宾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平头百姓一个，居然让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记住了。时隔五年，毛泽东到山东视察时，问起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你们山东有个吕鸿宾，可是个农民思想家呀！他现在怎么样了？”省委书记回答说：“吕鸿宾是莒县人，各项工作都干得很好，起到了全国劳模应起的作用。”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要注意帮助他！”再后来，1958年8月9 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在济南专门召集吕鸿宾等七八个模范开了个座谈会。吕鸿宾再次见到毛主席，并与毛主席就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荣誉成了吕鸿宾继续探索前行的巨大动力。1951 年 10 月，吕鸿宾借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顺便到天津市新利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人家看热闹，他看门道。看了榜样，听了经验介绍，他很受启发，琢磨着回村后如何动员群众，也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回到吕家庄，他就把这个想法提了出来。虽然之前一直在搞互助组，对“组织起来”并不陌生，但要他们把土改后分得的土地再“交公”，却态度不一。

有的拍手称赞，举双手赞成，有的直摇头，表示反对。有个老人与吕鸿宾大闹：“解放了，人人有田了，可让俺交公，你这是搞倒退，想让俺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万万办不到！”特别是那些富裕户，满足于“吃不愁，穿不愁，老婆孩子热炕头”，坚决抵制。还有的“随大溜”，爱咋弄咋弄。刚开始有九户同意办社，后来减少到五户，再后来合作社准备成立时，又有两户变卦退出了。剩下的三户，也就是吕鸿宾及他的堂弟吕培和吕境。当时有人对吕鸿宾说，就剩你们这三户人家了，还办个啥呀！但吕鸿宾没有气馁，他说，不怪他们，成果没出来，谁也不会轻易相信。现在他们看不到好处，但慢慢地他们会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的。所以，阻力再大，俺们三户还得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呀！

11月25日晚上，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但吕培家却炽热无比。吕鸿宾与吕培、吕境，集合在吕培家，召开了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年，这个合作社的十七亩小麦平均亩产九十二公斤，其中三亩丰产田亩产二百五十四公斤，创造了沂水地区小麦生产最高纪录。丰收的消息，很快又长上了飞翔翅膀，飞到了华东局，飞进了中南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吕鸿宾带领的农业社获得了小麦丰产奖。粮食增了产，农业社自然会扩大。1952年夏，农业社发展到八户，到秋季的时候，就发展到了五十九户。这时，有人提出将尹家楼、吕家庄、马家街三个自然村合并，起名为“爱国村”，齐心协力，共同致富。这一提议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于是，吕鸿宾他们的农业合作社更名为爱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吕鸿宾也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新组建的爱国村不久就红红火火起来。如今，村里那栋已经陈旧的两层楼房，见证了当时爱国村团结奋进的历史。

三

虽然吕鸿宾没正儿八经进过学堂门，但他爱学、爱钻研，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他。1952年初春，一声“春雷”在爱国村炸响——吕鸿宾接到中央通知，4月至9月他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作为一个农民，居然能出国，还能到人人羡慕的“老大哥”苏联去看看，他做梦都没想到。视土地如生命的吕鸿宾，决心好好学习苏联的经验，为国家早日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4月28日，吕鸿宾他们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先后参观了九个城市、二十一个集体农庄、四个研究所、六个国营农场、七个拖拉机站、一个水利灌溉系统、一个水土改良实验站，等等。走了这么多地方，吕鸿宾并不是走马观花地随便看看，而是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出发前他准备好了本子和笔，决心要记录下的好经验，回国后好让更多的社员们消化和分享。对于上过学、会写字的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难事，但对于没怎么上过学的吕鸿宾来说，这却是个巨大的难题。特别是俄语不懂，翻译的话也跟不上记，每次听集体农庄庄员的谈话、苏联首长和农庄主席的报告，都有很多字写不出来。一次，在记录中他问同伴一个字怎么写，因为当时翻译说得很快，他怕跟不上，就对那个同伴说：“抓活的，抓活的。”翻译一听吕鸿宾说要“抓活的”，惊得脸色都变了，不解地问他，怎么还抓活的？吕鸿宾这时也明白过来了，笑着摸了摸头说，俺们那里人说“抓活的”，就是“快点”的意思。

更让人头疼的是，苏联的人名和地名都很长，变化多，难记更难写。只要一记录，吕鸿宾就会忙出一身汗。这时，他总会不断安慰自己，沉着再沉着，不能慌张，先竭尽所能地把自己能听懂的会写的全都记上，回到宾馆后再凭记忆找人进行补充。在会议室听报告时，他会先准备好几张生字纸，碰到不会写的字，就空在本子上，马上把白纸递给同行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请他们写出来，他再填在本子上。往往是，一场报告下来，好几种字迹的字把白纸写得满满的了。

在苏联的四个月中，要到各地去参观，算起来有三个整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那里，他们是外宾，享受的待遇不错，睡软席卧铺，四个人中间还有一张小桌子。吕鸿宾很多关于苏联的记录，基本上是在火车上完成。火车一路咣当咣当，一路一摇一晃，加之吕鸿宾还晕车，头疼恶心，写起来非常费劲。怎么办？吕鸿宾对同行的人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不记，回到国内，可能就忘了。”于是，他采用“自己心里明白”的办法，画圈圈记点点的，像记提纲一样记下来了。在吕鸿宾的记录本上，有各种各样的暗号，有同音代替的字。有时候，他一句简单的话，能够代表很多事情。只要他看了记录本上那短短的几行，或是圈圈点点，就能让他回想起很多事情，能说出很多苏联人民生活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

这四个月，对吕鸿宾而言是学习的丰收月，更是一种折磨式的历练。这四个月，他密密麻麻记了六本日记，约13.2万字。他是用如此笨拙的办法记录的，凝聚了他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呀！回国后，吕鸿宾的日记在有关方面老师的进一步整理、修改下，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访苏日记。第二年年初，《吕鸿宾访苏日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要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更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翻阅着这本小小的发黄的册子，我们依然感受到吕鸿宾的炽热情怀和真知灼见。他在日记《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中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农民，常常有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以为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起吃大锅饭，一切东西不分你的我的，因此有些人生产也没有劲了，说：“生产干什么，反正将来吃大锅饭。”我在这次参观中，知道苏联也曾经发生过“吃大锅饭”的思想。我们在斯塔夫多波尔边区时，有一个苏联朋友卡青同志告诉我们说，在开始建立集体农庄时，因为没有经验，有些人强迫着把农民的家畜、生活上用的东西都拿来公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的思想），结果农民都不满意，富农们就趁机起来破坏集体农庄，并杀死很多工作人员。幸亏，这事给斯大林同志知道了，发表了一篇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才纠正了这个偏向。所以，集体化和“吃大锅饭”完全是两回事，集体化是自愿的，是“按劳取酬”的，个人劳动所得，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吃饭也是一家家分开的。谁劳动得好，生产上有成绩，谁的收入也就多。房屋、家畜和生活用品，也不是公有的。吃大锅饭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记住呀！

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不但读到一个农民的热情、理想和对新国家、新制度的崇敬，更读到了一个基层村干部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吕鸿宾不仅带着他那13.2万字的日记回到了爱国村，还带回了政务院发的一张大奖状。那张大奖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写的，以前就挂在大队办公室的中央，现在保存起来了，放在了县档案局。

吕鸿宾根据苏联集体农庄“定质、定量、按件记工”的办法，开始实行“定量、定工、定质、定时”四定劳动管理制度，后来他又创造了九级定额管理制度，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就是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多劳多得”。

四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如在爱国村搞大地围田化，本来是涝洼地，把水围住，结果涝得更厉害。为了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涝洼地里种地瓜，不但不能增产反而减产。

吕鸿宾心里总感觉不对劲，但在巨大的政治潮流中，他无可奈何，有时也得违心地跟着干。又因为他是名人，上级要求他处处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可他就是不报高产，省里只好将这个模范叫到省委的南郊宾馆反思了三天。省委有关领导亲自跟他谈话，那位领导严肃地说：“老吕呀，你是全国的劳动模范，是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你的行动很关键，这可是关系到全省的大事呀！”吕鸿宾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他知道，即使说出什么来，也无济于事了，吕鸿宾屈服了，当他走出宾馆的时候，不禁长叹一声，最后，无奈之下他报了高产。不久后，吕鸿宾到北京开会路过益都火车站，他看到上车的农民很多，现在是农忙季节，怎么有这么多农民出远门？吕鸿宾心里想着，开口问对面的一个中年农民：“伙计，现在正是春耕农忙，你们咋都往外跑呀？”这男子看了吕鸿宾一眼道：“看你也是庄稼人，能不知地里的光景？”吕鸿宾道：“我是莒县的。”那男子点点头：“俺还以为你也是俺这里的呢？农忙啥呀？都忙着外出逃荒要饭了。”吕鸿宾一惊：“咋了，你们这是都出去要饭？政府不管？”那男子叹了口气：“政府看俺们日子艰难，也不好意思阻拦呀！”吕鸿宾难过了，没想到这些已经扔下要饭棍的农民兄弟，如今又纷纷拿起了要饭棍。不同的是，这回农民都带上了大队写的介绍信以证明身份。这一幕，让他一阵阵揪心地痛，回想起自己在压力下也报了高产，他心情万分沉重。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起自己十四五岁时跟随父母到东北逃荒，想起自己在东北当雇工的艰辛岁月，想着想着，他便泪流满面了。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家里后当即提笔给省委写信，明确反对浮夸风。据说，他是山东省第一个写信明确反浮夸风的人。或许，他还是全国的第一个。后来在回顾“大跃进”搞“一平二调” 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苏联刚办集体农庄时，把群众的东西拿来办集体事业，惹起群众的反对，还死了不少人。俺们学习苏联，他们走过的弯路俺们也跟着走，这是不行的！”

吕鸿宾也许没有想到，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主席，早就注意到了全国刮起的高指标、浮夸风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曾经采取了纠偏的一些措施，可上上下下头脑都热得停不下来了，我们既要保护大家的积极性，但必须也要泼水降温。我想亲笔给全国的六级干部写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都稳下来、冷下来。”周恩来总理点了点头道：“主席，这样好！”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六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信。

作为大国领袖，可谓大事一身，可毛泽东写给全国六级干部这封信里，竟然细到耕种的密度，毛泽东主席对浮夸风的忧虑和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吕鸿宾看到这封信后，异常激动，他对村干部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可这封信把咱们农村的事写得多细呀！这封信写得好，是一场及时雨呀！”

有了毛主席的这封信，吕鸿宾有底气了，有勇气了，在贯彻因地制宜种植作物计划时，他勇敢地提出：“上高地里种地瓜、种谷子，下洼地里种高粱。”要知道，在当时，谷子和高粱都是低产作物，被列为要消灭的黑名单。吕鸿宾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得到了社员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