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游寿（1906—1994），女，字介眉、戒微，福建省霞浦县人。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一

最后一个走进史语所的女学者游寿，是经她的同学曾昭燏引荐，先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手下工作，而后按夏鼐、吴金鼎的路子转到史语所谋职的。

1934年1月，游寿离开厦门至南京，同年8月考入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再次在胡小石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她主要从事金文、古文字音韵研究，先后完成了《先秦神道设教观》《先秦金石甲骨文献资料研究》等学术论文。

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向来对儒林中的土包子是不屑一顾的，这从安阳发掘时代他对郭宝钧等河南大学毕业生，不时地用英语训话即可看出，此等傲慢与偏见使傅氏得罪了不少“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儒林中人。当年参加安阳发掘并成为主要骨干的郭宝钧，后来没有到傅斯年掌控的史语所而是到了李济主持的中博筹备处任职，与傅的傲慢大有关系。当然，以傅斯年的才气与霸气，许多“海龟”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如留美“海龟”、名噪一时的美女、才女，著名文学家、诗人冰心女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既然如冰心者尚且如此，那么来自长江沿岸的本土学者，自然更不在话下。按照董作宾的说法，傅“对于青年学者的训练，无论初来的是研究生或者练习助理员，先来一个下马威，每人关在图书室里读三年书，到第四年才许发表文章”。

董作宾所言，在游寿身上再次得到了验证。在游寿尚未步入史语所的山门之时，就像《水浒传》中刚到孟州府的武松一样，面临对方早预备好的杀威棒。显而易见，此时的傅斯年仍没把这位出自南派大师胡小石门下的女弟子游寿放在眼里。傅首先召开所务会形成决议，一旦游寿到来，即发往图书室管理图书并令其读书，且严令在三年之内不许著书立说。并按入所先后的顺序，明确游寿位列那廉君之后。

尽管傅斯年制定了严格家法，但“率性任情”的游寿却不吃他那一套。在游寿的眼里，这里的一切人等，什么乱七八糟的学术“大鳄”、大师、大字号“海龟”，外加已被神化的一群“土鳖”，全不过“如此而已”。她决定以一个弱女子之力，与号称集才气与霸气于一身的“大鳄”傅斯年或明或暗地叫板，一旦时机成熟，将竭力一搏，直至冲出桎梏，回归自己梦中的乐园。

自此之后，游寿于“老老实实”管书、读书的同时，连写加画地折腾起来，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等学术论文。同时还写出了《书苑镂锦》《山茶花赋》《山居志序》等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文中对自己居处几株高大的茶花树给予了倾情赞美，其中，对“栗峰八景”之首，从秋冬之交一直开到暮春三月的两株大红山茶，吟五绝一首赞曰：“芳意浩无涯，风日丽山茶。露重春寒夜，纸窗闻落花。”

除金石、墓志类的考证学问，游寿所涉领域与学养亦可谓广博精深，在经学与文学的研究上亦不让须眉。她在后来撰写的《经学与文学》一文中，曾极富洞见地言道：“中国经学是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之基础，而加以文学艺术之笔，天下国家为个人理想之责任，可谓广义之人生教育学。”又说：“孔门之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为人生最高境界。”游氏对经学、文学内在精髓揣摩理解之深透，即如傅斯年之才学，亦不见得高明多少。

二

可能鉴于游寿不断折腾、困兽犹斗般发出凄厉的悲声，傅斯年不得不重新审视面前这位看上去柔弱无骨实则刚烈坚毅的女性，同时也在反思绳于游寿身上的家法是否需要开禁。1945年2月16日，傅斯年给曾昭燏的信中写道：“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

从信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傅斯年已决定对游寿实施松绑与让步，但这个让步是有限度的，即在有条件的前提下，须两年以后才可晋升为副研究员。此时游寿已迈入虚岁40岁的中年，而比她小4岁的夏鼐早在两年前就已是史语所的副研究员了。老一辈的李济在她这个年龄做教授与研究员级的导师已达十三年，傅斯年做教授与研究员兼做史语所所长已近十年。相比之下，游寿可谓惭愧之至，因而她对傅氏如此大发慈悲并不买账。她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的同时，也萌生了突出板栗坳、出走重庆的打算。

1945年3月，游寿离开李庄赴重庆，到1945年7月才返回李庄板栗坳史语所。

对于游寿的迟迟不归，包括傅斯年在内的一些人已经有了不满或非议，并对她有所表露。结果到了8月25日，内心颇不服气的游寿给傅斯年一信：“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

傅斯年接到这封言辞锋利且带有火星的函件，谅其处境之艰，对游寿再次做了松绑与退让：“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游寿可以从杀威棒下站起来，在矛盾丛生的环境中离开善本库甚至图书室，集中精力好好做点学术文章了。在暂时不能另谋高就的境况中，不能错过这个一试身手的难得机会，游寿遂躲进研究室埋头苦干起来。

1946年年初，游寿以少有的平和语气致信傅斯年，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民国）三十四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槃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

从信中言语可以看出，这是游寿本人跨入史语所大门三年来所做的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一件大事。可惜好景不长，这年的3月5日，游寿突然致信正在办理北京大学复员的傅斯年：“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即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此信一式两份，寄傅斯年并送达一直在李庄主持所务的董作宾。

半个月后，已抵达重庆的游寿再次致函傅斯年，称：“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寻）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

游寿的两封函件，令外人看了有些莫名其妙。眼看自己在李庄压抑了近四年的心血之作即将付梓，为何又置之不顾，抛下手稿匆匆东行？所谓的“每年夏令必病”之理由，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其间必另有隐情，而这个隐情最有可能是所中“旧人寻仇”，而游寿认为的“寻仇者”当不会是早已离开的张政烺，应属别人。只是这一点尚未发现过硬的史料可以推断。据说，游寿这一期间的笔记、诗稿、著作、题跋等资料，均存于她晚年任教的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家中，其高足、历史学家、书画艺术家王立民曾做过部分的搜集、整理，但在王氏为游寿所列的年表中，也仅有“由四川李庄至重庆歇马场，候飞机回南京”和“在南京家中闲居”等草草几句记载，仍无法破译其出走的真正动因。或许，随着游寿遗留资料的进一步整理，谜底终会揭开。

世人所知的另一方情形是，傅斯年在接到游寿第一封信后暴跳如雷，当即致函董作宾，毫不含糊地说道：“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而后又以伤感的语气道：“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

傅斯年在接到游寿发自重庆的第二封信之后，再次大动肝火，措辞严厉地回执道：“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3月21日，傅斯年在致俞大綵信中再次提及游寿：“游于一周前到，托人送信及钱于陈德宏，腊味未带到来（云，下次托人送来），至今一周矣。人不见，亦不知住处，只好听之，恐怕要坏了。此人行事无一不奇怪。她未得彦老允准，擅离研究所，已交那公去信将其免职矣。此人去年即该革职，忍耐至今。彦堂来信，云其无法对付。拉她到研究所来，真不幸事也。”

从信中可知，游寿离开李庄时，不知底细的俞大綵还托其带一块或几块川南特产的腊肉给傅斯年享用或送友朋共食，可是游寿至渝，只见其声不见其人，腊肉迟迟没有送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最大的可能是，随着傅斯年对其革职，那块腊肉一并革得永无踪影了。

游寿闻知自己已被就地革职，颇感惊诧，立即致函傅斯年，解释道：“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

与此同时，游寿再写一函致李庄的代所长董作宾，颇有些动气地说道：“此次请示先行归京经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

从此二信内容可以看出，游寿离开李庄时，不只是俞大綵，董作宾也应是知道的，并很有可能以代所长的权力做了“暂作请假”的口头批示。但当傅斯年雷霆震怒之时，董作宾没有挺身而出，而且还故作不知，这就使傅斯年更加恼火，以致发出了对游氏就地革职的颇为绝情的命令。至于董作宾为何出尔反尔，不能铁肩担道义将游寿离所之事揽到自己的身上，反而落井下石，置游氏于绝地，除了说明董与游的关系不算融洽外，其更深层的原因，由于资料缺乏就无从推断了。

自此，李庄失去了游寿，游寿失去了李庄，史语所大队人马也即将乘船回迁京都。关于游寿的故事，成为史语所在李庄板栗坳山野草莽中六年江湖恩仇录的一曲绝响。

三

抗战胜利后，游寿摆脱了傅斯年的“杀威棒”和“只吃到棍棒，吃不到胡萝卜”的尴尬处境，毅然与史语所决裂并逃离李庄，通过恩师胡小石的人脉关系进入中央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主要整理接收日伪占据南京时期幸存的图书、金石、拓片及“日寇所建的所谓‘和平博物馆的文物”，其间著有《金文武功文献考证》《论汉碑》等文。1947年，转入胡小石任教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游寿弟子王立民研究发现，游寿在离开中央图书馆时，一次就向继任的金石部主任苏莹辉移交自己编辑整理的金石拓片5511种、未登记金石拓片67种83幅、快雪堂帖1函5册、书像20幅等，可见游氏当年所经手过目的拓片之宏富。正是这一般学者难得的机会与条件，成就了游寿的学问、事业和后来的声名。

新中国成立后，游寿转入南京大学任教，1951年偕丈夫陈幻云调入山东会计专科学校任图书馆馆长、国文系副教授，1954年9月入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其间著有《周诗及诗学》等文，并到济南千佛山考察造像，开始收集北魏文化资料。稍后，游寿在李庄的那段经历成为一大罪证，她被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来，受到猛烈批斗，校方没完没了地令其做书面检查——尽管当年她与傅斯年的关系极其糟糕，并在检查的文字中对傅多有怨恨，但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反以“隐瞒历史，做虚假交代，企图向党反扑”和“国民党忠实走狗傅斯年专设的特务分子，是埋设在大陆的一颗定时炸弹”等罪名，对其严厉批斗。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为摆脱险恶处境和政治厄运，1957年，游寿“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支边”，与夫君陈幻云一起来到关山阻隔的黑龙江，任哈尔滨师范学院（1980年改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9年转入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等课程。课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田野考古调查之中，足迹遍及白山黑水多处地方，并于1960年在哈尔滨东郊发现了经过人工凿击的猛犸象骨，由此证明了黑龙江曾有古人类活动的论断。继而，游寿把视角投向黑龙江大地的鲜卑魏文化。1963年，陈幻云不幸逝于哈尔滨，有遗稿传世，后由游寿的弟子王立民整理。也就是在这一年，游寿发表了《黑龙江考古初探》和划时代的重要学术论著《拓跋魏文化史》，由此奠定了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正当游寿满怀豪情欲在这一领域再创辉煌时，“文革”爆发，游氏作为学院的“八大妖怪”之一被揪上“斗妖台”接受造反派批斗。再后来，游寿被当作典型的“一怪”下放到荒无人烟、风雪弥漫的边疆山区劳动改造，在严酷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与政治压力下，她的体重下降到不足35公斤。此时游寿身心受到重创，万念俱灰，自感生不如死，遂产生了轻生之念。当她闻知中国在西部成功引爆原子弹后，主动给组织写信，请求把自己送往西部沙漠，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物用。谓：“平生所学无以报国，愿以六十余岁羸弱之躯作原子弹爆炸辐射之试验，以明心志。”但此志未能如愿。

1972年，面对“文革”给文化界、文物界造成的劫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忧切的心情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今通识金文甲骨文者有几？”王一一列举各家，其中就有正在白山黑水“劳改”中奄奄一息的游寿。未久，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到北京出席会议，周恩来特地问起“游寿女士现在何处？懂金文的还有谁？”等。最后，周恩来深情地对这位书记说：“游寿是学术界的老同志，现在像这样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你们要照顾她一下。”正是周恩来的这几句话，使得游寿大难不死，得以从劳改农场回到学院。

游寿侥幸熬过“文革”这道“鬼门关”而活了下来，因经历了百般磨难，心灵渐入空寂之境。据游氏的学生王立民说：“她常年穿一身青布衣裤，行走匆匆，很少与人讲话，看似乡村老媪一般。”就学术生命而言，游寿比她那位英年早逝的同窗曾昭燏幸运得多（曾于1964年12月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年仅55岁）。她不仅亲眼看到了一个荒唐年代的结束，而且在“文革”结束后还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已是74岁高龄的游寿，通过对典籍梳理分析，断定鲜卑民族的发源地就在白山黑水的大兴安岭深处。在她的启发、指导下，青年考古学者米文平终于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9公里处嘎仙洞中，找到了湮没一千五百多年的魏太平真君拓跋焘亲自派人到其祖先所居的“石室”镌刻的“祝文”。这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此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震动。通过游寿及其他考古人员对“祝文”的破译，终于揭开了鲜卑族起源的隐秘。这一学术成果，对北魏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鲜卑民族起源、历史等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当年从李庄走出的知识分子中，游寿是活得较长的一位，直到1994年驾鹤归西，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