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夷

何成濬（1882—1961），字雪竹，湖北随县人。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曾任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国民政府参军长。1929年5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武汉行营主任。1932年3月，免湖北省政府主席职。1937年11月，再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年后去职，改任军法执行部总监。抗战胜利后，军法执行总监部撤销，回湖北任省参议会议长。何成濬在湖北任职时间长，在湖北军政界有很深的根基，故民间把何成濬叫“湖北王”。1949年去台湾，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及资政。1961年，在台湾病逝。

与日谈判

何成濬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回国后，孙中山派蒋介石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同时何成濬任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论当时的地位，何成濬比蒋介石还要高一点。但何成濬知道，蒋介石在陈炯明叛乱时，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过患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重视，日后定会有重任，所以对蒋介石表现得非常亲近，他经常在东路军中吹捧蒋介石，使得蒋对何成濬颇有好感。

后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非常重用何成濬。

1928年，日本军队在济南城制造了“五三惨案”，何成濬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只身前往济南，在与日本人谈判中，据理力争，拒绝在辱国条约上签字，更是让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

那是1928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大军事集团，自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北伐”。

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率部开进济南，并被蒋介石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

日本一直把山东，特别是胶东半岛和省会城市济南，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见国民革命军率部进驻济南，表示不满。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从日本国内和天津调集第六师团等部队进驻济南。当北伐军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铺设电网，企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城。日本浪人也组成了所谓“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5月1日上午，济南城内的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等因找房子带着四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行至经二路口时，遭到日军和日本浪人的挑衅，他们被日军当场用刺刀全部杀死，接着拉去焚烧。

与此同时，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骚扰。

方振武鉴于情况严重，担心引起中日军事冲突，于当日下午亲赴日本领事馆，与日本领事西田及日军头目斋滕交涉。

“我方军队进城，并无对贵方造成任何不便。但贵方军队设置街垒，无故杀我手无寸铁的官兵，并残暴焚尸，我代表国民革命军表示严正抗议 ！ 如贵方人员在我中国领土上继续胡作非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贵方负全部责任！”方振武义正词严，表明了中国军队的立场。

“这……这……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表示遗憾。我们一定进行调查……”西田理屈词穷，表面上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

然而，日军表面答应进行调查，暗地里却不断增兵。

5月3日，日军对济南军民开始屠杀。当天，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被日方无理扣留。西田拿出事先拟好的文件，强迫他在上面签字。

黄郛打开文件一看，原来文件上写着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军曹，中国政府应当道歉，并做出赔偿。

黄郛拒绝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当即返回宾馆。可是，日军肆无忌惮继续挑衅，他们一直追到黄郛的住地。黄郛担心发生冲突，只好命令卫队向日军缴械。趁日军翻箱倒柜之时，黄郛带着随员逃出了济南城。

几乎是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突然来到经四路的山东交涉署，对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十七名署员进行围攻。他们先是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接着又将十七名署员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剥去所有衣服，进行毒打，最后用刺刀对他们乱戳乱砍。十八名中国官员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竟残忍地将蔡公时的鼻子削下，还割下了他的双耳，挖去双目。

随后，日军对济南城内无辜民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共有一万多中国军民惨死在日军手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害怕事态继续发展，下令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城，绕道北上。

日军的残暴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6 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蒋介石派熊式辉为全权代表，前往济南日本领事馆交涉。傲慢的日本人认为熊式辉官阶不够，拒绝与熊接触。

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派何成濬前往。

蒋介石把何成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交代了任务。

刚开始，何成濬还有顾虑。他说：“此次事件，完全是日方故意寻衅所造成，熊式辉被日方拒绝，我去又能够怎样呢？”

蒋说：“此番你去济南，我授权你可以完全代表我。你去后，不卑不亢与之周旋，向日提出交涉，给社会舆论也有个交代，相信你能够做好这件事。”

第二天，何成濬带上译员，乘火车来到济南。

见到日军师团长福田后，福田傲慢地问何成濬：“你代表蒋总司令来会谈，凭什么资格？”

何成濬答道：“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可以全权代表蒋总司令。”

“嗯，那好吧。”福田把手一招，一个秘书模样的人拿着一份文件进来，递到何成濬手里。

“请你在上面签字。”福田傲慢地说道。

何成濬拿过文件一看，上面写着：（1）山东胶济路应交日本政府管理。（2）济南附近二十里不得驻兵。（3）赔偿此次事变损失。（4）中国政府应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端。（5）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

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屠杀中国人民，反而还要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损失，这是什么道理？ ！ 何成濬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贵国军队在我领土上杀害我无辜百姓，其残暴行为令人发指。今天，我是代表蒋总司令来向贵方提出交涉和抗议，不是来签字的。”

福田说：“你是否无签字权？”

何成濬答：“我是总司令的全权代表，但我不能在这上面签字。”

福田狞笑着说：“何先生既然来了，不签字恐怕不行。”说完扬长而去。

当天，何成濬被日军送到一间屋子里软禁起来。

第二天早晨，日军一参谋来到何成濬住的屋子，表示要继续与何商谈。何成濬摆摆手，拒绝与他商谈。

那参谋见何成濬软硬不吃，一时无法，只好说：“何先生你先好好想想吧，我去和参谋长商量商量。”说完，悻悻而去。

第二天，参谋跟随福田进来了。福田问：“何先生，怎么样，想好了吗？”

“我已经想好了。我绝不能在这丧权之约上签字，为国人唾骂。今天就是总司令来电，我也不会签。”

福田见何成濬态度强硬，便说道：“你带我一封信回见蒋总司令，由蒋再派你来签字如何？”

何答：“如蒋总司令再派我来，也还只能是代表他来协商，如果要签字，必须得到国民政府允许。”

日军阴谋没有得逞，也不敢拿何成濬怎么办，将何成濬关了三天，最后将他放了回去。

回到南京，何成濬向蒋介石如实汇报了济南与日军交涉的情况，得到了老蒋的赞赏。

再立新功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排斥异己，扩充嫡系，引起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强烈不满。

1930年2月，阎锡山通电要蒋下野。3月15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五十余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李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接着，阎、冯、李、石（友三）、樊（钟秀）等部共约六十万人组成五个方面军，分别集结于河南的许昌、郑州、新乡、商丘，河北的邢台、衡水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沿线和津浦铁路沿线发起进攻，与蒋军决战，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他先后调集约七十万人组成四个军团和四路军，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与阎、冯军主力决战。

这场战争， 双方使用兵力共计一百多万，史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成败关键的一次战争。大战初期，蒋介石三面受敌，处境十分不利。

蒋介石亲率嫡系部队，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同阎军作战。与此同时，老蒋任命何成濬为第三集团军总指挥，统率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杨虎城的第十七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等部队，驻扎许昌和漯河一带，沿平汉线对冯玉祥的军队作战。

何成濬统率的都是些杂牌军队，武器装备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且军纪涣散，战斗力可想而知。加之这些部队平时受蒋介石歧视，不少将领与冯、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队的稳定性很差，随时都有反水的可能。对这些军队，蒋介石放心不下，但战争已经打响，他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那天，蒋介石把何成濬叫到办公室，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雪竹兄，阎锡山、冯玉祥此番来势汹汹，平汉线一带交给你，望老兄好自为之。”说完此番话，老蒋不放心，接着又道：“雪竹兄，你手中的这些军队，平时散漫惯了，此次还要多多费心管教，万万不可大意呀。”

何成濬成竹在胸地答道：“总司令您就放心地去吧，我会把这些军队管好的。到时，您就听着我胜利的消息吧。”

老蒋为什么要何成濬去统领这些杂牌军队？何又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管好这些军队呢？

原来，这些杂牌部队当年受北伐军的威慑，纷纷寻找出路，蒋介石便让何成濬替他用金钱将这些军队收买。

虽然在老蒋面前夸下了海口，但如何驾驭这些杂牌军，何成濬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

大战一开始，何成濬就将总指挥部设在了漯河，他在漯河成立了“军人之家”，凡团以上的军官都是“军人之家”的会员。何成濬特地从武汉调去了中西名厨、高级妓女，还有云南烟土、高级食品等送到“军人之家”，供这些军官享用。

战斗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冯玉祥和阎锡山都曾派人来策反徐源泉倒戈反蒋。徐源泉对老蒋本来就三心二意，在冯、阎的劝说下，心里有些活动了。何成濬得知这些消息后，并没有训斥徐源泉，而是迅速从汉口雇来名妓和戏班子，慰劳徐军。每次战斗下来，士兵们都有酒喝，有肉吃，军官们还可以玩妓女。何本人更是每天陪着徐源泉喝酒打牌，形影不离。徐军自从归顺中央后，从来没有谁这样关心过他们。所以部队上上下下都感谢何的知遇之恩，徐源泉更是表示“一切惟雪公马首是瞻”。

对于其他部队的将领，何成濬也都是以兄弟相称，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喝，宴请不断。这些部队即使获得很小的胜利，何也都要亲自送去银元，酬劳庆功，不惜任何代价。

除了舍得花钱外，何对这些部队姑息迁就，从不管他们的军纪如何。有时，部队因为军纪问题反映到何那里去了，何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过得去，从不追究。

何成濬的这些做法，很合这些杂牌军队的口味。所以，这些军队打起仗来非常卖命。

1930年秋，冯玉祥率部进攻临汝，准备挥军南下。可在临汝，冯军遭到了刘桂堂师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冯大感意外。刘曾急电蒋介石求援，蒋的嫡系已无部队可调，正在危急时刻，徐源泉、王金钰两军赶到，解了刘师之围。

这一仗，何成濬领导的杂牌军立了大功，刘桂堂得到了蒋介石的通令嘉奖，何成濬的脸上风光无限。

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何成濬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失宠于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于西安，他们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混乱，主战、主和争论不休。

主战派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他们主张马上调动军队，明令讨伐张、杨，甚至扬言要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主和派则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主张张、杨事变必须和平解决，只有和谈，才能救蒋脱险。派军队进攻西安，将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坚决反对向张学良、杨虎城动武。

这天，何成濬正在武汉行营召开会议，商议“西安事变”后如何稳定湖北的局面。忽然，秘书送来一份机密电报，何成濬打开一看，原来是张学良从西安打来的，大意是请何成濬速去西安，面商善后大计。

何成濬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东北易帜后，张被委任鄂豫皖三省“ 剿总司令”时，曾在武昌住过一段时间。何常常去张学良的住地拜访，陪着他游玩饮宴，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说，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张学良扣住蒋介石后，便想请何成濬去西安，帮助出出主意。

当时，何应钦在南京一个劲地打电话，要何成濬负责华中方面的军事，听从南京指挥，准备向张学良动武。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也不断打电报给何成濬，请何亲自出马去西安，说服张、杨放人。现在，又接到张学良邀请，何成濬心中窃喜，这可正是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极好机会，这一步要是走对了，日后准保进南京当个部长、总长什么的。

然而，面对这一极好机会，足智多谋的何成濬却失算了。

何对四年前蒋介石免去他的湖北省政府主席一直耿耿于怀，对蒋在军事上重用陈诚，在政治上重用政学系张群，使他们后来居上也心存不满。思前想后，何成濬决定报复蒋介石，和何应钦采取一致行动。他给陈果夫去电说自己身患疾病，无法前往西安，给张学良回电说：“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表示不想介入此事。而实际上，何成濬却与何应钦保持着热线联系，同时与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联络，要他们为可能出现的事变做好准备。

何成濬把宝押在了何应钦的身上，企图在这次“天下大乱”中，捞上一把。

谁知“西安事变”很快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何应钦和何成濬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陈诚、陈果夫等人也指责何成濬“忘恩负义”。社会上更有人借何成濬的电文，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何人斯”。

“西安事变”成为何成濬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他彻底失去了老蒋的信任。

再说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死后，湖北省政府主席由黄绍竑暂任。“七七事变”爆发，黄调第二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当时，“鄂人治鄂”的呼声很高，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蒋介石本想让北伐名将湖北人严重担任，但严重坚持不受，他说：“我本军人，抗战军兴，共赴国难，奔赴沙场，才是军人的天职。再说我虽是湖北人，离鄂多年，情况不熟，担当不起省主席重任。”

蒋介石考虑再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湖北省主席便又由何成濬兼任了。

1938 年夏，日军进逼武汉。在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上，汪精卫以湖北公路长年失修，对抗战造成很大影响，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和省主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议改组湖北省政府。

老蒋再度抬出何成濬，本是碍于当时“鄂人治鄂”的社会舆论，从心里讲，老蒋是不愿意何成濬担任省主席的。如今，一切以抗战为重，湖北公路建设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撤换何成濬便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会前，老蒋便与汪精卫有过商量，由汪在会上提出改组湖北省政府的建议。

汪精卫的提议，马上得到众人响应。于是，蒋介石再度改组湖北省政府，让陈诚当了省主席。

何成濬当了一年多主席后，又一次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