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生物多样性及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它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过程，从保护单一麋鹿的官方基金会发展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半官方基金会，直到目前已发展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的民间基金会。目前，由于“绿发会”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注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之中，基金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关键的快速发展时期，对“绿发会”进行SWOT分析，会有助于大家对“绿发会”产生更客观、更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绿发会”的发展。

关键词：绿色发展基金会；绿色发展；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X17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08

作者简介：张一罾（1999—），女，北京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学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绿发会”的优势

第一，组织品牌塑造力。“绿发会”在组织品牌建构和塑造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最新统计情况来看（基金会数量截至2016年3月9日，财务统计是2014年的财务信息），2014年“绿发会”捐赠收入（236万）排名第七，净资产（2560万）排名第八、透明度（60.91分，总分100分）排名第八，公益支出（176万）排名第十①。“绿发会”已从众多基金会中脱颖而出。“绿发会”因在公益传播、绿色环保等方面表现突出，还荣获2015年度中国公益节“公益组织奖”，“绿发会”的公众知名度和品牌由此得到跨越式提升。

毫无疑问，“绿发会”这种组织上的优势首先得益于基金会组织理念的及时变革。由于基金会的理念从过去单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向保护与绿色发展相统一的方向转变，从而增加了非营利公益组织与营利性企业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实际上，“绿发会”发展得如此好，离不开绿色企业的支持。

第二，“绿发会”这种组织上的优势还得益于具有人格魅力的胡德平理事长和理事群体以及优秀的周晋锋秘书长带领下的专业执行团队。具有人格魅力的理事长和理事群体是一个组织的社会资本和组织的软实力，它有助于“绿发会”与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和联络。“绿发会”品牌塑造当然离不开周晋锋秘书长以及他带领下的团队，他们是组织运作的前锋和执行者。

第三，国际合作能力。“绿发会”具有很强的国际交流意识和国际合作能力。为了广泛联合国际、国内NGO公益组织，扩展环保公益项目的资源和平台，“绿发会”于2015年7月成立“NGO伙伴关系协作处”，由秘书长直属管理②。

目前“绿发会”与国外著名的公益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已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自然之友”“欧盟环保协会”“美国环保协会”等有着广泛的交流。“绿发会”甚至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全球盟约”都有合作。已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会员单位，并与对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当然，“绿发会”这种国际合作能力与秘书长的国际视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周晋峰秘书长所接受的国际化教育背景，为他的国际视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四，组织宣传能力。“绿发会”特别重视组织理念的传播和自我推介宣传。“绿发会”官网在2010年就开始建设，但真正投入实际运作是在2014年年底。

除官网外，2014年年底“绿发会”还创建了内部刊物《中国绿色通讯》，并陆续开通网络版和手机版。同年，“绿发会”还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及时整理发布相关新闻动态，也开通了贴吧供大家参与讨论。

自2014年11月2日“绿发会”官方新浪微博发出第一条微博，到2016年3月16日上午，官方微博共发布2287条信息。“绿发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自2014年11月6日第一次推送信息后，随后每天都有信息推送。不仅如此，职业团队成员还从2015年8月起每人注册一个新浪微博，每天转发和评论“绿发会”官方微博的内容。

“绿发会”除了运用新媒体进行自我宣传，还与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如山东、湖南、江苏卫视以及新华网，进行广泛的合作，从而增加“绿发会”的公众曝光度。“绿发会”还联合主流网络媒体及各界公益组织、NGO、环保爱好者和志愿者共同制作“绿色公益微电影”，这在大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和增强民众环保意识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也提升了“绿发会”的知名度。

二、“绿发会”的劣势

第一，绿色企业合作深度。“绿发会”与企业的合作包括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绿色企业成员以及战略合作。与国内其他环保组织和公益基金会类似，“绿发会”与企业合作模式还处于绿色发展合作的初级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环境基金会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合作已达到深度企业绿色联盟，企业绿色联盟一方面为基金会提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资金，另一方面为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树立绿色企业榜样，同时为绿色企业的消费者普及环保和绿色发展知识，强化民众的环保消费和绿色消费，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达到企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这种深度的企业绿色联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项目工作组。这是指企业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组建专门的工作团队解决企业所面临的特定环境问题。目前“绿发会”还没有与营利的企业组织之间形成深度合作，其创建的工作组都只是与非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例如，保护地工作组、五小叶槭工作组、新疆野苹果工作组等。

二是产品认证和品牌授权。指企业为扩大产品销量而获得由环境非政府组织颁发的绿色认证，或者企业在获取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认可后在产品上使用其品牌。当然，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的信誉还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实施绿色发展的意愿不强，公众绿色消费的意识有待加强。这对于中国环境保护组织来说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可以预见，这将是未来公益组织之间竞争的重点。

三是绿色体系政策联盟。指环保组织与企业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符合经济原则的环境计划、管理体系和绿色产品标准，并且共同倡导和形成绿色行业的公共政策。目前“绿发会”在绿色体系政策联盟方面还处于空白。

第二，组织透明度。基金会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维护和提高其公信力，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也有利于健全基金会治理和控制风险的制度设计。我国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根据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2005年12月27日民政部通过的《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三个法律文件。周晋峰秘书长2014年年底任职后虽在不断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但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信息来看，“绿发会”的透明度得分为60.91 分，距最高分还差39.09 分，因此，“绿发会”信息透明度还有改进的空间。

“绿发会”的财务信息不太健全，项目信息不完整，因为官网所公布的项目信息主要是以新闻形式发布。同时，其组织基础信息需要完善，官网上还查不到基金会秘书长的简历、全职员工数、理事工作单位和财务管理制度等。特别是缺少捐赠方查询模块。官网中年度报告和年检报告是全的，可是年度审计报告只有2014年的，这之前的“捐赠数据”缺失。

第三，官网建设。“绿发会”在组织宣传和推介方面表现得很出色，然而，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尽管微信和微博在传播组织活动方面有着方便快捷的优势，然而，官网在建构组织品牌和公信力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无论公众还是学术研究，要想了解和查阅一个组织的情况，更多还是依靠官网所提供的信息。然而，目前“绿发会”官网却缺少一个必要的站内搜索引擎。

官网新闻内容过于简单，有时报道正文的信息量与报道标题的信息量基本相同。同时，官网与微信、微博存在同质化问题，甚至直接在这三个平台不加区分完全重复发布信息。其实，对于同一事件来说，官网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信息需要更详细和客观；微博则更侧重及时跟进，有更多的个人感受和评价；微信公众平台的优势在于以直观的图片发布新闻。其实，濒危动植物知识更适合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官网的内容栏目活跃度失衡，以至于造成 “绿会新闻”单一栏目不断更新，而其他栏目沉寂的现象。同时“绿会新闻”的内容太庞杂，既有组织活动、绿色企业合作、通知公告、参与进程，也有生物多样性知识和其他转载内容。

相反，“通知公告”栏目中的通知公告比较少，内容与“绿会新闻”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也有濒危动植物知识介绍、工作总结和捐款内容。显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历届领导人》放在“通知公告”中并不合适，其属于“绿发会”组织历史，因此属于“绿会简介”内容。

总之，官网既存在内容分类不当， 也存在栏目分类不合理的问题，需要对栏目设置进一步优化。我们可以对“绿会新闻”进一步分类，取消那些没有内容的栏目，其实可以增设更好的栏目，比如，增加报道兄弟基金会活动的“国内动态”、有关非政府组织和绿色发展的“法律政策”等。

毫无疑问，如果某个公益组织如“绿发会”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可大大提升组织的知名度。然而，目前在中国知网和中国期刊网的检索中，还没有一篇学术论文是以“绿发会”为研究对象的。因此，“绿发会”要在官网上完善相关信息以方便学者研究，同时也要资助学术机构从特定的视角对“绿发会”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既为“绿发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学术建议，也使“绿发会”尽早进入学术研究殿堂，以大大提高其知名度和声誉。

三、“绿发会”的机遇

第一，政治机遇。如果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经济发展作为社会重要发展理念的话，那么，2016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对绿色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该报告要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并明确了今后五年企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具体比例以及森林覆盖率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要超过80%，持之以恒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不仅如此，该报告还第一次明确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和共生双赢的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这一切为“绿发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绿发会”基于生物多样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可以预期，在中国迎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同时，“绿发会”也将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

第二，制度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侧重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和互动，而不是单一主体的管理。环境治理必须是政府、企业组织、环境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方式，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为“绿发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

第三，法治机遇。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国家意志。

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也在加快和健全相关法律建设，2015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和新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订中的《水污染防治法》和正在起草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为“绿发会”深入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同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也为“绿发会”募集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四，合作机遇。“绿发会”的合作机遇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众所周知，“绿发会”的前身“中国麋鹿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更为重要的是，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正是中国与国际合作的成果。这种通过展开国际合作进行环境保护的国家战略也为“绿发会”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由于绿色发展已经从顶层设计进入全面部署阶段，政府必然要通过绿色引导制度激励机制，运用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对生产者的收益比例进行调节，以缩小由市场导致的绿色生产者与非绿色生产者、绿色生产者与社会效益之间的收益差距，使绿色产品生产者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随着政府的绿色引导制度激励机制不断强化和健全，绿色发展是企业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这为“绿发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绿色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预见的是，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绿色企业的行列中来。“绿发会”可以利用这一机遇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参与和帮助企业制定绿色发展规则或指标体系，规范、引导和推动企业及其内部财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绿色安排，形成企业环境制度激励，帮助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四、“绿发会”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颁布的环保法本身还不完善。由于环保法不具有环境基本法的地位，它在规定生态红线、自然生态区域保护、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等法律效力上与农业法、林业法、草原法、水法等专项法律效力相同。这样相关部门可以以专项法为由拒绝环保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新颁布的环保法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机制还不健全，公众参与缺乏必要的保障，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提起的公益诉讼具体条件都没有细化，从而不便操作。“绿发会”提起的中国第一起沙漠公益诉讼“腾格里案”之所以经历了一波三折，就是因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确认出了问题。

第二，地方政府的环保意愿。尽管在国家层面进行了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一方面企业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的真实意愿并不强烈。特别是在地方经济下行压力下，许多地方政府存在“谁严抓谁吃亏”的不正确想法，因而在环境保护方面大多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对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不作为，相关环境信息不愿意向公众和公益环境组织公开。实际上，“绿发会”在污染调查和取证过程中屡屡遭遇种种信息不公开的难题。地方党委、政府常常视环保公益组织为其政绩和声誉潜在的破坏者。因此，地方政府常将环保公益组织活动高度政治化，视为敏感和维稳对象，从而禁止和干预环保组织的活动。

第三，地方政府的法治水平。新的环保法实施一年多来看，公益诉讼的案例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量涌现，出现这一现象并非是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而是公益诉讼的实践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阻力。突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法院针对诉讼案件巧借种种理由不立案，这是由于地方法院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无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造成的，因为地方党委、政府往往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他们有足够的权力干预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理，从而大大阻碍了环保组织对环境进行的有效监督。

第四，转型中的经济新常态。目前，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现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高速增长所积累出的各种风险，如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实业萎缩与部分产能过剩并存的风险等都渐渐浮出水面，且短期内还难以化解；而且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没有明显降低，复苏动力不足，工业企业利润已大大降低。由于“绿发会”已经从过去的官方公益组织转型为民间组织，基金会资金从原来依赖政府的支持转而依赖社会，目前所有资金来源完全依赖社会捐助行为。在社会捐助中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绿色企业。可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利润下滑，这势必影响到企业的公益捐助。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期间，“绿发会”在募集资金方面会面临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1]丁厚春.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11）.

[2]刘 梅，严奉宪.我国绿色食品产业SWOT分析及发展策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