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林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卡尔维诺对小说艺术作了深入的探索……他的小说既具有童话与寓言色彩，又对读者的阅读经验提出了挑战。”[1]其作品《牲畜林》一扫战争题材作品常有的沉重和伤感，化重为轻，让人感觉新鲜、轻松和忍俊不禁。究其原因，洋溢在作品中的各种喜剧因素恰到好处地冲淡了战争的阴霾和死伤的残酷，使得该作品有别于其他战争题材的作品。

一、巧妙的构思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小说家不可能将整个战争诉诸笔端，而应有所裁剪和筛选。一个好的结构就如一个合适的“容器”，从战争的长河里舀取一瓢，让它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展示战争。《牲畜林》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放到战场上，而是搬到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牲畜林，演绎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战斗。

“在小说叙述时，作家可根据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对环境做出大胆的假定设计，有意创造出一种非常态的，甚至是生活中找不到原型的生活环境。”[2]210首先，小说一开头就给文章奠定了一个轻松而非紧张的基调。缘于敌人扫荡的逃难竟像热闹非凡的赶集，而逃难者非但没轻装逃命，反而带上各自的牲畜，连老人和小孩亦不例外。作者特意营造的是狂欢节般的赶集景象，以模糊惊惶、残酷的逃难景象，从而冲淡了战争的严酷性，给人以轻松，读者似乎还听到了这些赶集者的欢声笑语。

其次，小说在主体部分采取的是层层推进的结构，为了保持这种线性结构，作者故意频频设置障碍以化解屡屡出现的危机，以延迟小说的进展，实现小说的结构张力。因此，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每当朱阿举起猎枪准备朝德国兵射击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劝阻。

当然，这里的危机是多方面的：动物可能被朱阿误射的危机、德国兵被朱阿射击的危机和朱阿因射击不成功而被德国兵反击的危机。朱阿一旦扣动扳机，极有可能有流血、伤亡。鉴于朱阿是村里最蹩脚的猎手，又有手抖的毛病和多层顾虑，作者最终以动物的主人出来劝阻而三者都得以安全而化解。实际上，朱阿射杀德国兵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读者不仅不会因为德国兵意外保住了性命而失望，反倒会因为村民的财产得以保全和朱阿得以数次从德国兵的枪口幸免而高兴。

最后，小说的结局让读者心满意足。仇视德国兵的朱阿因有了掩体的保护，加上又老又瘦的丑母鸡顿时让他少了顾虑，他鼓起勇气，扣响了扳机，只是他到底还是误射了吉鲁米娜的母鸡。而德国兵，却在和野猫的厮打中一起滚下了石崖。

小说直到结尾才有流血和伤亡，作者特意让流血和伤亡一方面发生在一只老瘦的丑母鸡身上，而非前五次那些鲜活的动物上，减少了村民的损失；另一方面发生在侵略者和野猫身上，让邪恶（与村民为敌的德国兵）和邪恶（与牲畜为敌的野猫）同归于尽。善良而具有正义感的劣等射手朱阿受到了像全村最伟大的游击队员和猎手一样的欢迎，而吉鲁米娜得到了村民的集体补偿，可谓皆大欢喜。

二、滑稽的形象

战争题材小说中的敌我双方是凭智慧和勇气较量，从而影响战争的走势和决定战争的结果。但在《牲畜林》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朱阿和德国兵这两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们比的不是枪法，而是谁更滑稽。

（一）猎手朱阿

朱阿是“圆形人物”，性格复杂，内涵丰富，其性格中的矛盾能产生足够的张力。他善良，故能听从他人的劝阻；他有正义感，故在自己的财产“花大姐”逃脱后，还一直追踪德国兵以寻求射杀机会。但作者重点刻画他滑稽的一面：因担心“花大姐”被敌人抓走，矮胖的他“下坡时就像一只滚动的球，上坡时气喘吁吁”；“由于喝酒过多，早就有手颤的毛病”；听到胖姑娘的劝阻，“年纪已经不轻、但还没结婚的、腼腆的朱阿羞得满面通红”。朱阿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么逗！

作为村里最蹩脚猎手的朱阿不可避免地手抖，一方面是由于平时酗酒，有了手颤的毛病；还由于紧张（因不自信怕误伤动物）和胆小（因担心射杀失败而招来德国兵的反击）。因此，朱阿把握不了诸多的射杀机会，只能勉强与德国兵周旋。他因射技差，故每每有人来劝；因每每有人劝，故越不自信。好不容易有了最后一次较好的机会，也是以射杀德国兵不成反而误杀了吉鲁米娜的母鸡的滑稽一幕收场。

（二）侵略者德国兵

德国兵是“扁平人物”，性格虽然简单，但能产生喜剧效果，起到讽刺作用。对德国兵的刻画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我们通过朱阿的眼睛认识了德国兵。他不但没有士兵的威严，反而像个小丑：穿着滑稽、装备落后、相貌丑陋、愚笨贪婪。这样的德国兵，似乎预示着有不可思议的行为，还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富于动作性的细节是从人物性格发出来的，是同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的，能非常自然地反映出人物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往往能够更为真切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容易给人造成真切动人的艺术感应。”[2]215文章对德国兵刻画最成功的地方是其一系列戏剧性的行为：因为贪婪，他才不顾个人安危而离开同伴，况且是在装备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因为愚笨贪婪，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舍此逐彼，得不偿失，甚至还糊里糊涂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作者竭力将德国兵丑化，一方面，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读者从中得到一种妙不可言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通过刻画其戏剧性的行为，流露出反法西斯的乐观精神，毕竟，丑笨的侵略者构不成多大威胁，终究不堪一击。

三、精彩的修辞

喜剧化的作品，尤其需要在修辞上下功夫。极具形象的夸张和巧妙的对比往往能使文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一）夸张

文章以夸张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蹩脚猎手朱阿射杀德国兵不成，反而误射吉鲁米娜老太太的母鸡的情景。

听到枪声，德国人看到手中的鸡没了尾巴。接着又一声，翅膀丢了一只。难道这只鸡有魔法，会在手中自我爆炸，自我消耗？又是一枪，鸡的毛全部剥光，除了还在不停地叫以外，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烧烤。心惊胆颤的德国兵抓住鸡的脖子，手臂平伸出去，同自己身体保持一定距离。朱阿的第四枪恰好打在他手下面一点的鸡脖子上，他手中只剩下了一个鸡头。他飞快地把鸡头扔掉，撒腿就跑……

“抓住人物富有性格特征的行为动作加以描绘和渲染，于动中见人，将人物形影魂魄一起描出，这是中外小说的一种传统手法。”[2]215作者通过夸张详尽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朱阿连开四枪，非但没有打中大目标的德国兵，反而都出人意料地打在母鸡的四个部位上。通过四层渲染，一个十足的蹩脚猎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要知道，已没有之前顾虑的朱阿面对的仅是一个愚笨贪婪、手持破枪的德国兵。其中的第三枪之后，被打掉毛的母鸡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烧烤，以调侃的语气让深厚的生活趣味冲淡了战争的无情。而德国兵的形象也生动地体现在他那无可名状的感受和仓皇逃窜的行动中，收到了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

（二）对比

首先，是环境的对比。牲畜林外的村子，原本是村民生活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侵略者扫荡的目标，被战争的阴霾笼罩。牲畜林作为动物们生活的场所，因远离战争而生机勃勃，也吸引着村民带着自家的动物来此避难。作者把故事的地点放在牲畜林，并且让诸多生机勃勃的牲畜参与到故事当中，大大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

其次，是人物的对比。一场战争演绎成两个滑稽人物的对抗，本身就冲淡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紧张感。端着猎枪的朱阿是村里最蹩脚的猎手，却意外地保护了财产，还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手持长枪的德国兵是侵略者，因愚笨、贪婪却一无所得，甚至还送了命。前者因有正义感和心地善良而美善，后者因外表可憎和侵略行为而丑恶。“对比的运用可以使作者的主观态度以比较婉转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含蓄的风格和反讽的意味。”[3]朱阿的胜利，也就是对德国兵的嘲讽，含蓄地表达了美善最终能战胜丑恶的价值取向，彰显了美善的力量。“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企图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4]因小说圆满的结局，朱阿由劣等射手变成了英雄，其外表的丑（异于德国兵本质的丑）也就升华为美，此时的朱阿因而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又何尝不为读者所喜爱？

最后，是动物的对比。一方是鲜活可爱的动物：漂亮的、带黑点的红色小母牛“花大姐”、粉红色的小猪、小羊、开屏的火鸡、家兔等。它们要么漂亮，要么温顺，要么现在弱小但未来可以壮大，给人以活力和希望。一方是捕食动物的敌人：凶恶的野猫。它既在牲畜林作恶，也与村民为敌。前者无一例外地逃脱了德国兵的魔爪，后者却陪德国兵葬身石崖，契合读者的审美期待。

《牲畜林》以其喜剧化的独特魅力深受读者青睐，而作者卡尔维诺无愧于“最有魅力的后现代大师”“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的美誉！

参考文献：

[1]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546.

[2]魏饴.文艺鉴赏学[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33.

[4]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52.

（责任编辑：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