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瑛

【摘 要】 榆林中学自1903年创建以来，历经了满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20世纪初战争频发的中国，榆林中学成为陕北最早传播进步思想文化的地方，发出民主与科学的呐喊，高擎马克思主义大旗，成为陕北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造就了一大批陕北革命的先驱人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榆林中学；陕北革命；先驱；摇篮

民国早期，陕北这个地方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也相对落后。榆林中学作为当时陕北二十三县联合建立的唯一中等学府，着眼于地方人才的培养，除基础教育外，从1913年起，学校先后兴办了蒙文专修科、师范讲习所、俄蒙文专修科、职业科、纺织印染科、制革科，为陕北培养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实业和边务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杜斌丞校长掌校的十年，大力革新教育，聘请进步人士，宣传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大批的陕北革命者，投入到救国救亡的民主革命之中，为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发出民主与科学的呐喊

从榆阳中学堂到五县中学堂，榆中正处初创时期，办学颇多艰难，但吸收和培养了很多陕北的俊秀子弟。然而，由于条件限制，作为新式学堂，无论是榆阳中学堂，还是五县中学堂，实际上只是挂“新学”之名，行“旧学”之实的封建学堂。这种情况直至杜斌丞先生接任校长后才得以改善。

1917年夏，杜斌丞先生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接受陕西督学的聘任，来到榆林中学担任史地教员。翌年，杜先生接任榆中校长，开始选贤任能，延聘名师，广筹资金，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力除陈规，实行改革，采用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方针，增加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给封闭落后的榆中校园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和自由学术的环境氛围，开创了陕北教育的新局面。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杜斌丞先生以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态度，带头向学生宣讲“五四”运动的内容、性质和意义，并让学生组织社团演讲，分组到各街道进行讲演宣传，到商店检查日货，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榆林引起很大反响。杜先生亲自给学生做新文化教育的专题报告，教育师生提倡民主、科学，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启发学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杜先生一直秉承的是德智体并重的办学宗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他经常告诫学生“个人身体羸弱不堪，成了陈独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呢？”

杜先生竭尽心力与进步教员研究学校文化教育革新的问题，支持学生成立学生会和各种学术组织，使榆林中学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成为陕北最早推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和传播马列主义的学府。他还赞助筹办了绥德、延安、米脂等地的师范学校、中等学校和榆林职业学校，促进陕北教育的发展，使陕北人民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觉醒，摆脱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革命胜利的光明大道。

二、高擎马克思主义大旗

杜斌丞先生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特别是经过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他的思想更趋进步，明确认识到不与政治斗争结合的教育救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为适应新的教育形势，自1922年开始，杜先生着手教师队伍的调整优化，通过吐故纳新，推贤纳士，来建设顺应时代潮流的教师队伍。

从1922年到1925年的几年间，他先后聘请魏野畴、李子州、王森然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榆中任教，用思想进步、专业功底扎实的新教员逐渐取代旧儒教员，使榆林中学成为当时陕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等学校，成为陕北新思想、新文化的源头。

1923年春，杜先生聘请共产党员、共进社的骨干魏野畴来榆任教，担任国文、历史、英文教员。魏来到榆中后，在课堂上抛开传统陈旧的教学内容，给学生讲《新青年》、讲《向导》和《共进》等刊物上的革命文章，并积极向师生推介《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在榆期间，魏利用课堂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指导学生成立青年文学研究会、榆中学生自治会和共进社榆林分社等进步社团，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点燃陕北革命星火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同年冬，魏受地方势力威胁，被迫离榆回京。到1924年春，共产党员、共进社“大脑”李子州和新文化人物王森然受杜斌丞先生之邀来榆任教。李、王来榆后，积极发展了魏野畴开启的革命运动，进一步点燃了陕北革命的星星之火。

当时，榆中的国文教员分新学和旧学两派。旧学教员是以杜良奎、王麟辉为首的一些前清举人，教授一些古文笔法、经史子集，对新教员的教学极力反对。而以李、王为代表的新学青年教师，则打破传统，大胆抛开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束缚，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诗文以及歌德、雪莱等的诗作作为教材，并将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思想引入课堂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进行教学，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成为当时很受学生欢迎的新教员。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而且指导学生成立学生会、陕北教育改进会等学生社团，创办《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塞声》等校园刊物，组织学生开展讲演会、辩论会，撰写文章，发表诗歌，搜集整理《陕北民间谚语》、《李自成民谣二首》和《十二月秧歌》等民间文学；王森然还把学生的优秀文章发表在校刊上，甚至设法投寄《大公报》发表，刊用文章经教员筛选后汇集成册，寄天津《新民意报》代印发行，部分反对封建、宣传革命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

以魏、李、王为代表的榆中新的教师队伍，利用杜斌丞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环境，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以他们先进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榆中学子，为陕北党团组织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

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红军，就下不了地，……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存在为党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党中央立足“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以后，在此基础上巩固发展为陕甘宁边区。陕北又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出发点”。党中央决定陕北作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与榆中学子贾拓夫有着莫大的关系。贾拓夫1927年进入榆中学习，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的途中担任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中，贾多次向毛泽东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对中央向陕北进军起了重要作用。

在“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陕北的党团组织随后召开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全面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组织，发展党员。以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等为首的榆中学子顺势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谢子长、闫揆要、唐澍等在1927年发动的清涧起义，打响了北方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陕甘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8年的5月榆中学生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等发动渭华起义，之后榆中学生又在北方各地领导和参与了多次武装起义。

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高岗、焦维帜等在榆中接受新学教育的共产党员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榆中学生谢子长、郭洪涛等与陕北革命者马明方等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大批榆中学子和陕北革命精英所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经受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后，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的落脚点。在此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十多支武装，就有六支红军（河南红九军、山西红二十四军、陕甘、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二十八军、陕南红二十九军）是榆中学生参与创建和领导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军队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也为榆林中学赢得了无限的荣耀。

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大革命开始就有魏野畴、李子州、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马云程、郭致礼、杜聿德等80多名在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子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此外，刘澜涛、高岗、郭洪涛、张德生、贾拓夫、闫揆要、曹又参、王子宜、武开章、李立果、王聚贤等数以百计从榆中起步走向全国的共产党员，不仅在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巨大的牺牲，而且从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格考验，成为托起共和国大梁的栋梁，功勋卓越，誉满中华。

榆林中学为陕北、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敢为天下先的大气中国人，真真是“陕北革命的摇篮”。

【参考文献】

[1] 榆林中学校史编写组 .榆林中学校史[D].2013.

[2] 卢粉艳.马克思主义在榆林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其启示 [J].兰台世界，2015.6.

[3] 古城榆林与红色事件[J].陕北，2013.3.

[4] http：//app.ylrb.com/？action=show&app;=article&contentid;=297807&controller;=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