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为何喜欢相互绞杀

民国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横行，各逞凶顽，可谓杀手生涯，黑色人生，风雨江湖，人性沦丧。这些特务疯狂捕杀共产党人；敌后刺杀汉奸；与日伪间谍大比拼，不仅残杀爱国人士，而且还爱相互绞杀。

陈独秀秘书的叛变

谢力公，原名谢少珊，广东梅县人。早年曾加入中共，大革命时期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归国后参加了中国“托派”的活动，曾任中国“托派”中央的秘书，即陈独秀的秘书，但后来陈独秀被他所害。陈独秀一生曾有四次被捕经历，其中1932年最后一次的被捕，就是谢力公叛变所致。

谢力公从苏联回国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托派”政治舞台上，逐渐“出道”。其时，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周勤豪曾聘请“托派”文学家和诗人王独清出任该校的文学院院长，而中国“托派”中央的总干事会认为在该校发展和扩大中国“托派”组织是很有希望和前途的，于是便把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放在该校。不过，中国“托派”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他们被挤压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势力之间，不仅活动范围狭窄，内外环境也极其复杂和严峻，加上其本身问题多多，于是，围绕着它的凶险也就极其频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托派”既反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又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路线，自是两面树敌。特别是它主要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及租界，则不免屡屡进退失据。而中国“托派”中央机关被破坏，则是由于叛徒告密所致。原来，有所谓“二费”之称的留苏中共党员，即费侠、费克勤，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原为中共党员和团员，回国后不久先后叛党，成为国民党特务。

一次，费克勤在路上遇见中国“托派”骨干分子濮德治的妻子张颖新，他们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张颖新不知道费克勤已叛变，并且已是国民党特务，遂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费克勤于是赴约。那天，正好陈独秀也在濮德治家与人会面，及至费克勤见到陈独秀后，濮德治忙责怪妻子不该让面目不清的费克勤到家里来。具有一定警惕性的濮德治立即于翌日搬家，但是濮德治的新居又被国民党特务牢牢盯上了，而且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濮德治。最终，特务获知了中国“托派”中央开会的地址。

中国“托派”可谓大祸临头。1932年10月15日，中国“托派”中央的常务委员会在秘书谢少珊（叛变后改名谢力公）家开会，地点是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01号，结果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所破获，一众首领当场被捕。陈独秀因胃病没有出席会议，幸免于难，但谢被捕后很快供出了陈独秀的地址。于是，随后的一天夜晚，陈独秀在家中被捕。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谢少珊即谢力公被捕后，还供出中国“托派”中央的5名常委。据此，国民党当局将5人悉数逮捕。此外，谢少珊还供出了中国“托派”中央的机关、联络站、印刷所等，导致中国“托派”中央几近瘫痪，而他本人则因“功”免于被起诉，遂对国民党感恩戴德，进而自愿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后投奔“军统”），并且把名字改为谢力公。

谢力公之弟刺杀唐绍仪

谢力公叛变后，受到国民党当局器重，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受训，后加入“军统”特务处，为“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为“军统”屡屡“立功”。谢力公的弟弟谢志磐也是“军统”中人，曾是“军统”打手。据说谢氏兄弟两人私交不洽，似乎早年就断绝了关系。然而，兄弟俩都曾干过“大事”。

抗战时的上海，上演过国民党与日伪双方一场血雨腥风的“特务战”，其中唐绍仪被刺就是谢家小弟谢志磐的大手笔。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清末南北议和时作为北方代表，但同情孙中山的国民党，蒋介石上台后唐绍仪以“党国元老”自居，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却拒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唯游山玩水、闭门吟诗，以及伺弄古玩。

关于唐绍仪，此人最后的政治面貌颇为暧昧，换言之，他是“汉奸”抑或“准汉奸”，迄今仍有不同的说法。国民党特务当年刺杀其人，或有充足的“合理性”，或是一桩“冤杀”，此处暂且不表。

后有人分析：唐绍仪看惯政治风云，又老于世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自是有着充分考虑的。但是，在当时的“孤岛”上海，其环境可谓至为凶险，唐又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政治势力“打太极”的方法，以暧昧不明的态度示人。于是，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的揣测，结果恰恰是将自己置于险境。

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周旋和接触，时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的谢志磐迅速报告给上级，最终被报知戴笠，“军统”决定实施暗杀唐绍仪的计划。至于具体实施过程，后来参与其事的程一鸣回忆说：“唐住在法租界一幢洋房里，门口有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轮流警卫，如果要用手枪将唐击毙的话，行动特务就难通过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的岗位走出，而有被擒的危险。因此决定先派特务渗入唐宅作为内线，然后用短刀或利斧砍死唐绍仪。”这个内线，就是谢志磐，程一鸣说：“当时上海区派特务谢志磐，广东人，和唐是世交，伪称一时找不到住房，唐允谢住在他家里，谢正好作为内线。”

据1938年10月1日一份呈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的报告称：“唐绍仪被刺系昨晨九时余，刺客为一西装少年及化装二仆人，乘黑牌汽车，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身带凶器手枪一、利斧一，当以利斧刺唐后，置手枪于唐宅，从容逸去。当送广慈医院疗治，以流血过多，于当日下午四时许逝世。”

叛徒王克全刺杀谢志磐

谢志磐事后因过度惊惶，加之他与唐绍仪此前有着特殊的关系，逃到重庆后便精神失常了，终日被关在医院特别监护病房中，久之病情越来越重，他的妄想症也越来越出格。他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于是偷偷在裤袋里藏了一支手枪，用以防身。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侦察，发现谢的病房紧闭着，便从门上的气窗探看。谢发现后大惊，拔枪便射，几个特工一齐还击，结果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杀人灭口”。此事还另有一说：谢志磐藏枪的事被医院发现后，医院马上向警方报告，重庆卫戍总部遂派杀手王克全前往观察。谢看见王之后，以为“仇家”已到，举枪瞄准，却被王先发制人，一枪击毙。

这个王克全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王克全1906年生于安徽，工人出身，1924年加入中共，大革命时在上海等地活动。因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其人又以“仗义”闻名，加之有亲戚在帮会内做事，便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了帮会组织，并与帮头“拜把子”，在帮会内部秘密发展党组织。不久，王克全被认为是可造之才，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至1927年回国，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历任中共上海工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

不过王克全没有在中共高层继续发展。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参加了罗章龙等致力于反对王明等的“分裂”活动，在罗等另立中央的“第二中央”担任五位常委之一。他还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结果被开除党籍。王克全索性叛党，且公开投敌，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而“军统”也利用他曾拥有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中共组织工作等“资源”，令他整天逛马路，一旦遇到他所认识的中共地下党员，便马上召唤特务抓捕。

王克全此前因缉捕中共人士以及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受到戴笠的重视，不过，戴笠对此类“转向”人物一向从内心看不起，此次王克全意外击毙谢志磐，所谓特务杀特务，戴笠怕传出去不好听，遂将王撤职。不久，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军统”本部也遭到轰炸，物资损失十分严重。戴笠为此痛骂负责保管的王克全，他在电话中挖苦王：“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谢力公和王克全都是中共的叛徒，不过，谢力公似乎“命”好一点，最后得以全身而退，在台湾寿终。至于王克全，则是“苦命”，后来据其同事回忆，王克全“办事非常认真”，“是‘军统’内勤的台柱子”，而日本飞机轰炸使得“军统局”损失严重，“他认为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愧疚而自杀”，似乎是尽职尽责，因内疚而自裁的。

（《同舟共进》2016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