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平

在军统内部为了自我保护，从局领导到一般行动特务，都有化名，尤其往来发电报，也署化名。

戴笠经常更换化名，据台湾出版的《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披露，戴笠的化名有27个之多，从一个字到三个字不等，如“冬”“雨”“涛”“灵”“雷云”“余龙”“裕降”“张叔平”“马健行”等。郑介民、毛人凤则固定使用“杰大”“以炎”的化名，唐纵则使用他的别号“乃健”。下手令、批阅公文、对外行文都使用化名。电报本身也分级，最高密级是戴笠亲译。如他与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之间的电报往来皆用单编密码本。即便是最高密级，也署化名。不仅按期更换密码，有些密码只用几次就更换。一个省站就有好几套密码，密本翻译方法也经常变更。单位化名每隔不久就会重新更换一次，由局本部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这些密码保密措施都是针对中共的，唯恐被中共破译。

軍统局秘密站、组，也有化名，对外行文都使用化名，如军统掌控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所属外事侦察组，化名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军统局的机关甚至有些公开单位也并不挂牌，对外称呼各种公馆等，给人的印象根本不是特务机关。

至于蒋介石，军统内部文件、电文、档案、命令中从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只能见到“奉谕速办”“奉口谕”等字样。蒋介石给军统下达的暗杀任务等，从军统档案中完全见不到军统的重大行动到底是奉谁的“谕”，军统报送蒋介石的情报称“报甲”（报送戴笠称“报戊”），可见其隐蔽性。军统干部写工作日志、日记都会自觉保密。如沈醉在日记中凡提到戴笠，皆用“老板”“余先生”代称。在重大暗杀行动的高层会谈甚至文字中，对被害人的名字从不提及。如蒋介石几次召见沈醉，密谋重伤宋庆龄，行动细节都会谈，但据沈醉回忆，蒋介石没有一次提到宋庆龄的名字，可见蒋介石不授人以柄的隐秘行径。在蒋介石召见毛人凤，交办暗杀李宗仁之事时，也只字未提李宗仁的名字。

军统各种电文、文件等行文，有自己惯用的行文语言，颇具隐蔽性和特殊性。沈醉在云南任保密局专员，领导云南站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云南省主席卢汉决定起义，事先将沈醉等国民党驻云南军、警、宪、特首脑人物以开会为名软禁，并代沈醉拟了一份对云南军统组织的通电，要求所有军统特务自首报到，交出武器、电台。但沈醉看过后，发现通电文字与军统行文习惯不同，军统特务们看了马上就会知道并非沈醉所写，很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当然后来沈醉列名起义，将通电按军统笔法重写。由此可见，军统的保密措施连行文习惯也与国民党军政机关不同，若有人代写、冒充就会被识破。军统局曾大量招收浙江江山籍（戴笠老家）特工、译电员等，因为江山话即使是浙江人也十有八九听不懂，这是一个天然的保密屏障。

军统本身是军事部队编制，穿军装、有军衔。但军统又是特务组织，内部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所谓“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是军统的原则。所以军统秘密单位的特务并不穿军装，包括局本部文职人员，一律着便装。

军统制定严格的保密措施，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害怕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报复，所以慎之又慎。为了不暴露身份，按军统局保密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执行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佩枪。戴笠有一次还专门给沈醉作过指示，当时因为有的外勤特务单位惧怕中共人员，要求发枪自卫。戴笠说，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去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

军统为保密起见，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如“六不准”等。其一是不准擅自脱离组织，请长假亦不许可，因为军统规定，凡入军统则为终身职业。其二是不准自由向外活动，军统人员未经批准不得与中统等外单位交往，私自往来要受纪律处罚直至以泄密罪论处。其三是不准外宿，军统机关为防止泄密，严格规定军统人员每周只能有一天回家外宿，违者严惩。其出发点都是为维护军统的隐蔽性。

（摘自《从军统到保密局》西苑出版社 图/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