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



国体、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
——以民国袁世凯时代为例

章永乐*

目次

一、品位、职位与荣典

二、作为君主制遗留物的爵位制度

三、“品位”的回归：将军制度与文官官秩

四、荣耀的泡沫：勋章与勋位

五、关于荣典权的宪法讨论

六、余论

总统的荣典权在民初的宪法争衡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但又经常被人忽视的位置。辛亥革命之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使得荣典制度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以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在“大妥协”之后的“一国两制”现实下，各派对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保留爵位制度有相当共识，但对于总统的荣典权在内地究竟该如何设置和行使，却产生了极大的对立。袁世凯政府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和吸纳，而这也使得荣典的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而模糊。袁世凯时代暧昧的荣典实践，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

荣典精英吸纳北洋政府

“勋之谓者，必王者之走狗也，皇帝之奴隶也”。 1912年12月8日，戴季陶在其政论《民国之怪物——勋位》中如是说。他所评论的是袁世凯总统于当年8月8日颁行的《勋位令》，以及之后因为勋位授予所引发的一系列风波。戴季陶反对《勋位令》的核心理由是：“民国对于专制君主国，所标榜者曰平等，曰自由，曰博爱 …… 以国民言，为国民尽力，以谋公共之幸福，其尽力也，应尽之责也，是不必为功。果以为国民尽力者为功，是轻视国民，亦轻视尽力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