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伟

进入2015年以来，中美在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冲突加剧，两国关系似乎又迎来一个紧张动荡期。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

在“临界点”背后

美国这场新的对华战略大辩论有着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背景。从国内来看，美国即将步入大选年，两党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候选人都开始浮出台面、进入角色，例如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杰布·布什，都已经宣布参选。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美国无论是保守还是自由的或是标榜无党派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智库以及相关学者都会开始就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发表言论和看法，试图影响未来候选人和政府的政策走向，也不排除一些有政治抱负的学者想提出一些不同凡响的政见以引起两党主要候选人的注意，以作为晋升之阶。

从国际的大环境来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乏善可陈，在其国内不断遭到诟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活跃，并屡有斩获，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压力。

应当承认，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中国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在亚洲，中国外交可谓“三箭齐发”势头强劲。政治上，习近平前年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亚洲安全观”，强调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来维护。这被美国不少人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经济上，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去年以来势如破竹，西方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冲破美国的阻挠，纷至沓来，跌破所有分析家的眼镜。到头来，美国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安全上，中国在南海诸岛上加快了填海造陆的力度和速度，有效地改善了在该地区的力量均衡。所有这些，使美国朝野某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产生了要求华盛顿改弦更张，以扭转不利局面的强烈冲动。

陈旧的新战略

于是，美国一些战略家和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战略，以改善美国的对华态势，并纷纷为此建言献策。在已经出炉的政策报告中比较系统论述美国对华新战略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当推外交关系委员会去年3月发表的那份特别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标题立场鲜明地提出要修正美国的对华大战略，作者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证明美国过去几届政府以对华接触、融合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失败了。中国没有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利益攸关者”，而变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因此，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点要从合作转向竞争，美国不能再继续帮助中国崛起，而是要更多的“平衡”（ balance）中国的崛起。

总之，虽然美国的战略家们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对华战略，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却很难摆脱过去的窠臼。从美国主观上说，这是由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文化所决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从美国立国开始，它的大战略就是要谋求和保持对其他大国的力量优势，先是在北美大陆，然后是在西半球，最后是在全球范围内。而在冷战结束不久，小布什政府就明确提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第一”的大战略，也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处于同一数量级的战略竞争者。换言之，建立乃至维持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霸权是美国恒久不变的战略目标。

更有甚者，美国还喜欢以己度人，认为中国也和美国一样，要谋求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这种战略思维的逻辑就决定了美国不会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国的全面崛起。将这种战略思维变成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确实不可避免。所以，美国某些人士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公开使用“遏制”这两个字，但是他们提出的所谓新战略无非就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一套做法而已。

中美关系“新常态”

这次对话之前的剑拔弩张和对话之后的和风细雨形成鲜明对照，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合作大于竞争，而在地区层面则出现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二是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如台湾问题上，虽然双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总体还处于缓和可控状态。

三是总体中美关系和具体中美关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加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针锋相对、互不妥协，但都注意不让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可以预见，在美国既不愿意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全面对抗风险的战略思维的支配下，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交错共存的“新常态”将会长期存在。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挑战，是如何不让局部的竞争变成全面的竞争，不让“健康”和“负责任”的竞争变成恶性的和零和的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这需要双方都表现出新的战略思维，而不是在历史的胡同里徘徊，不是没完没了地去讨论对方是敌是友，讨论如何压倒对方，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顾己及人。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