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性”犹如一个阴阳太极，均等包含善恶，而人类接触社会后，社会的主流文化或者次文化反作用于人，形成了对性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认知便会扰乱太极的平衡，而给“性”冠上主观色彩。

关键词：性 善恶 弗洛伊德 认知 主观色彩

一、“性”含义的阐述

每每当人们谈起关于“性”的话题，总是谈虎色变，或者是情绪高涨，有时会给人一种其实你很想去探讨却又羞于探讨的感觉。在这里我要谈论的“性”不是广义而是狭隘的，即男女之欢、性欲本能，是于性欲望和种系的繁衍有关，是追求快乐、满足的冲动欲望。似乎，从古至今，“性”都被人赋予了恶的一面，是一个龌龊、难以启齿的词。当男性在谈论性的时候，便会被冠上“好色、猥琐之徒”的名号，当女性谈论性或者追求性的时候，便会被冠上“淫娃荡妇”的名号。就连是“泛性论”者的弗洛伊德也曾在书中说过“所谓‘性是猥亵的，应该避忌不说出于口。”

二、性的善恶随社会文化变换而转换

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于“性”，这一论断不得不说受到了当时社会的主文化很大影响。正如郝敬习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不算偶然的，无论是荒诞的理论还是科学的学说，都不可能是学者的凭空杜撰，而必然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应，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时是19世纪，欧洲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极深，对童贞和贞洁的要求非常苛刻，严格的终身一夫一妻制，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也不准离婚；手淫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罪恶；不准谈性，不准进行与性有关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处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受这样的主流文化影响，变得非常保守，认为性是“介于尿屎之间”的肮脏事。因此，弗洛伊德将“性”放于台面，并大肆宣扬人类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都是由性本能的驱使，这犹如剥光人类华丽的衣服，使得他们裸露的身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点让一直有优越感的人类无法接受，所以有人因此把弗洛伊德比作是“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快又被人们所接受，当时这样的历史背景，对人性的压抑，也使得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的本能观和无意识理论在解释病因方面获得了被接受的机会。

而中国在认为性恶的方面比起欧美是过犹不及。首先，一句“男女授受不亲”就标榜了中国古代对性的分类，甚至这句话言传至今；且古代男女婚嫁，流行的是“盲婚”，如果男女双方在洞房前见面，那么这样做是一件不合乎道德的事情；如今我们拜读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也曾因为书中涉及“乱伦”、“性交”而成为禁书。

试想，处于“性半开放”中国下的我们，能与处于你的“安舒区”内的人大谈“性”话题，却羞于将这话题台面化、公开化。问其原因，正如我上文所说，如果这样做了，便会被人冠上“猥琐之徒”、“放荡之妇”的名号。我们好奇我们从何而来，父母无一不是说“你是捡来的”、“你是咯吱窝里蹦出来的”或者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等等，而在学校，教育对于“性”更是闭口不谈，甚至健康教育课上的精子、卵子结合都讲的模糊不清。并且大部分的女生第一次来例假都会被其吓到，认为那是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其实追根溯源，这都是“性恶”思想的根深蒂固。

那么，是否从古至今，就没有人给“性”翻案呢？也不尽然，早在16世纪盛行的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中，人们能够摒弃对裸露身体的羞涩，学会利用人类身体线条的美来展示人类的美好品质，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乌尔比诺的维纳斯等。在唐朝，由于当时国富民强，崇尚精神至上，人们对性也相对较为开放，不耻于谈论性，对穿着也不再保守，甚至轻薄到穿了好几层仍旧能看到胸前的痣并且他们认为男女交合是为修道。

而现今的二十一世纪，欧美已经得到成功的性解放，甚至开办了“性大学”，中国虽受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對于性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持有“恶”的认知。有些人已经赋予性美好的化身，认为那是男女之间的契约，是相爱的证明。

极端说来，如果性只存在恶的一面，那么为了人类的发展理应是要摒弃的，正如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禁锢了恶的性，结果人类非但没向美好的方向发展，反而产生了一大堆的心理精神疾病。事实上，性中包含的生殖繁育功能便是它善的一面，不然也不会用“爱的结晶”来形容“性”的产物。

三、性的太极论

由上述可见，“性”的善恶之分一直是被社会文化所带动。如果社会主文化或者你受到的信息向你反馈的是，性是龌龊是罪恶的，那么你的认知便是性是难于启齿的，反之，你处的社会崇尚“性”或者你受到的信息反馈是性并不是罪恶的，那么，你的认知便可能是性善多于恶。因此，我认为性其实犹如一个阴阳太极，均等包含着善恶，人在不受任何条件影响下，是处于平衡状态，即对性无善恶之分的状态。并且我不太认同弗洛伊德将性的影响从婴儿时期论起，我觉得婴儿对于性是无知的，此时的性在婴儿体内就如平衡的太极，婴儿对于母亲乳头的渴望，并不源于性，仅仅是因为需要生存的本能。但人是属于群居动物，有交流的渴望，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独立于自己的空间，因此人避免不了要接受来自外界的信息，并且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剖解、分析，从而形成自我的认知。而这样不纯粹的认知，便会打破太极的平衡，而给“性”冠上主观色彩。

在《性爱与文明》这本书中提到，“在一般人看来，它并不存在于人的童年，只有当人发育到青春期之后，才随着人的成熟而出现。人们相信，它仅出现在两性之间那种压倒一切的相互吸引力里，其目的在于达到两性之交合，或者至少也在于导致性交合的行为。”在如今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网上的信息五花八门，且这类技术的掌握者越来越年轻化，儿童也更有机会接触到与“性”有关的信息，性犯罪也越来越年轻化，因此老一套的“性不存在于人的童年”似乎不适用于今日，同时，性也不再是仅仅只有两性之间会发生的事情，同性也可以拥有，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变化呢，是这类文化充斥着人生活的社会，人类的认知与行为总是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控制。

社会主文化将性归结于恶的一面，并不是性本身善恶，而是人因性而产生的一系列如强奸、乱伦等有违伦理道德，伤害他人的行为是恶的，而性只是人类为了追求快感满足的工具，犹如一人拿着一把刀杀了一个人，那我们能片面的说刀是罪恶的吗？

总得来说，我认为凡是能用善恶来评判的物质，本身并无对错、善恶之分，而是被冠上人的主观色彩。

参考文献：

[1]郝敬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人性观》.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作者简介：郭月婷（1992—），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院2014级社会工作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