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维敢

□政治学研究

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北约运行及美国对外战略变化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

钮维敢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型带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系列变化。它集中地反映在两极瓦解之后的欧洲局势，尤其反映在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北约的态度波动及美国如何维持北约运行上。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国际战略演进，都是随着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应对重大国际问题运行来体现的。冷战后的欧洲重大安全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关乎科索沃问题上不同国际行为体的意愿差异与竞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领导的北约没有停止东向发展的步伐，在国际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中与俄罗斯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交锋集中体现在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上。科索沃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看似无关，实际上是由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战略变化这个轴线来串接的，也反映了冷战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基本轨迹，表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角逐的态势中，不能简单判定多极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定当代国际格局就是多极格局、就是单极格局。

北约；两洋同盟；当代国际格局；美国对外战略；冷战遗留问题

科索沃战争是冷战遗留问题在欧洲的激化现象。从表面上它似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下简称“北约”）解决欧洲区域性热点问题而进行的一场小规模战争。而乌克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及俄罗斯与北约插手其中，构成乌克兰危机，这似乎与科索沃战争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如果把北约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联系到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发展及当今态势进行综合考察，并将这种考察放置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变化的背景中，我们不难发现，科索沃战争与乌克兰危机只是同一性质问题的阶段性差异，在不同事件中进行各自表现。

一、国内外关于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与北约发展的研究

（一）国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状况

一是在研究跨大西洋的欧洲与美国关系中研究北约和美国的欧洲外交。主要代表作是Stefan Fröhlich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地缘政治学》一书，［1］该著作以较为有效的传统政治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论证方法，对跨大西洋复杂而宏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作者非常机智而平衡地考察了北美与欧洲关系的趋势与裂隙，而不是陷入当时流行的与现实不相吻合的悲观主义论述。该书以当时伊拉克战争的争论为范例来展现欧洲与北美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复杂状况，剖析了北约与跨大西洋关系发展中的重大危机，并对危机与裂痕的原因进行定性，认为各个不同行为体的战略差异与利益差别以及国际秩序的变化是其分裂的原因，同时，作者乐观地认为，北约会因为奥巴马及其前任总统的外交需要趋向于维持之，这是由于跨大西洋两岸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尤其是面临共同挑战，而必将继续保持北约存在和发展。类似的观点认为，虽然北约的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存在着经济、政治矛盾，但俄罗斯，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威胁，成为跨大西洋两岸的共识与现实挑战。［2］因而北约仍将存续。

还有一个代表作是由法国国防部资助、由兰德公司著名学者Jeremy Ghez主持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3］该文认为，人们定位21世纪的战略联盟是造成联盟成员间误解、分歧与认识不清的源头，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成员国经历了难以清晰认识联盟特征的困境与身份认同；之后的跨大西洋联盟成员间的关系紧张与同盟关系挫折，表明美欧之间出现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尽管跨大西洋同盟仍然是特征明显、内部关系稳定；一些观察家极力主张要尽力利用同质性与价值观共享来阻止欧洲盟国从现有的具体利益的防御体系中游离出来；文章作者不排斥行为体基于权力关注、经济因素、政治现实状况来对待同盟所带来的启发，但更强调共性政治文化所构建出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以及北约自身的发展，也是人们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是《迈向“后美国”的联盟？干涉利比亚之后的北约责任分担》，［4］研究金融危机后的利比亚问题，美国让欧洲盟国做前锋，自己作为最强大的盟国成员却与他们平等的分享对利比亚行动的责任，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跨大西洋潜在平等的同盟模式。美国政府似乎也接受这种观点。在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垮台后的2011年10月布鲁塞尔会议上，时任美国防长的帕内塔认为利比亚行动是跨大西洋同盟平等分担责任的一个显例。他的前任罗伯特·盖茨在当年6月警告和批评北约其他盟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不投入防御建设，北约的职能有可能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必须扭转这种颓势。当时的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也持类似的观点。那么，利比亚行动真的是北约盟国责任公平分担的典范吗？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等其他较强大的盟国与其他较为弱小的盟国间的安全利益不同、不平衡、不对等，这本身就预示着盟国间的责任分担不可能一样；美国有限的资源与代际变化，都使得华盛顿的一些政治精英们怀疑北约的价值，但美国还是要借助北约来保证自己的外交与战略利益，然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同盟运作中变得越来越小会招致他们对同盟领导的意愿逐渐衰微。利比亚行动不是典范的另一种解释，可以说，北约的军事行动不但使得参与国财政赤字累高，而且一些盟国干脆就不愿意参与行动。任务范围及时间的局限性都限制了北约的有效领导，因而人们有理由怀疑未来这种意愿围绕法国、英国的跨大西洋同盟，是否能提供一个持久的责任分担同盟模式。而且，美国呼吁盟国增加投入防御费用，可能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因此，北约缺乏一个可持续承担责任的模式，将要招致北约解散的危险。人们需要围绕以美国积极支持的后美国同盟为中心而建立一个盟国责任分担安排框架，它强调更强大的欧洲防务合作，注重同盟内的广泛资产与务实能力的发展，同时关注增加伙伴国的作用。

三是其他盟国研究北约冷战后存在与发展及其对本国的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加拿大国防与外交学院资深研究员J.L.Granatstein的科研报告《北约对加拿大还有必要吗？》，［5］认为北约是现代最成功的军事同盟，它自成立之后用了40年时间就兵不血刃地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在冷战结束不久它自损其身，或许现在需要加以完善了；它不是寻求建立一个新角色而是跨出防区，干涉南斯拉夫、在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空袭利比亚推倒卡扎菲政权，这些行动都没有显著的胜利；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北约面临的现实可能是暗淡的，即便未来不是惨淡的，北约基本的军事能力也可能不复存在，北约必须面对未来的根本战略问题。这些都使得人们不看好北约存在的必要性。欧洲国家很容易防御自己的领土，此时我们必须要问，北约是西方安全最好的手段吗？哪些国家愿意为保卫西方民主价值而付出行动？为了避免对北约的空壳进行效忠，加拿大要为将来20年制定战略。据此，加拿大要优先与美国结盟。但是，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北约还能够满足加拿大的政治与军事需要吗？而且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盟国从阿富汗撤回战斗部队，还有一些盟国是否撤军也未知其实，加上经济危机对欧洲盟国的打击，北约布鲁塞尔司令部及盟国的首都对叙利亚内战束手无策。世界在变化，北约显然还没有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好应对准备。报告还认为，随着俄罗斯与中国的崛起，北极权益的争端日益激烈，美国与欧洲盟国也卷入其中，看似会帮助加拿大，但任何国家利益都是具体的，没有人敢保证美国及其他北约盟国会帮助加拿大，因此，加拿大要考虑到自己未来20或50年所面临的挑战与利益及需求所在。

四是关于北约发展进程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希腊的马其顿大学就北大西洋理事会做的一项题为“第一主题：北约扩展进程”的研究成果。［6］对北约成立以来的四轮成员增加进行梳理，介绍了北约东扩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尤其分析了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关系。该研究认为，北大西洋理事会作为北约的决策职能机构，应该关注联盟扩大的一些热点问题，有效地应对将要面临的挑战，因而应该了解自己的实际状况并为未来发展做好现实准备；要从深度与广度上把握联盟扩大的各种可能与问题，同时必须关注联盟各个成员国的具体诉求与状况。在此必须关注下面的问题：在北约行动与责任范围扩大时，如何能保持诸如集体防御与军事联盟等的关键职能及行动的有效性不会受到削弱？针对日益紧密的政治与军事合作、未来的成员关系、对关涉国进行指导与考察，北约应该增加什么措施？这些措施对联盟体系内的国家都是最有利的吗？如何能让北约东扩不威胁到俄罗斯？如何让俄罗斯对北约东扩消除戒心与恐惧？

（二）国内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状况

总体上来说文献不太多，研究较为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否定态度而进行论证。

一类是报道性的短评与分析，主要针对北约的一些行动，诸如峰会召开、空袭与军事干预行动，等等，如《北约为何拒绝“第五次”》。［7］

另一类是对北约进行阶段性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学者以往对北约的认识进行评价，认为人们误判冷战结束后北约的命运与他们没能全面把握北约的性质有直接关系；隐含批评冷战工具论、共同威胁论和美国霸权论都主要立足于传统安全视角；认为20多年来，“北约通过战略更新、联盟东扩和组织转型等重大举措，得以不断适应形势的需要，履行并扩展自己的使命。不过，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组织，北约始终受到成员国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特别是防务分担的制约。”［8］还认为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制约了北约职能发挥，影响了其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且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日益明显。

还有一类是关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研究，有人是通过对冷战后俄罗斯的几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北约东扩进程进行结合，考察两者的动态与趋势。有人是针对乌克兰危机对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北约，为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持续推进“走出去”的战略转型，“即不视俄罗斯为主要威胁，着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建设干预性军事力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内部关于转型的分歧再次浮上台面，在是否应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是否应专注本土防御，减少对外干预，是否应加强传统军事能力建设以及是否向全球性政治和军事组织转型等问题上的争论升温。”［9］认为乌克兰危机打乱了北约转型进程，致使其在中短期内会忙于处理欧洲问题，而对本土防御更专注。

比较重要的一类是对冷战后北约体制改革的反思，自北约签署以来，欧美等重要盟国就注重北约的体制建设，以此为基础逐渐推进由条约转变为组织。冷战结束后，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北约力推自身体制变革，扩展体制的权力范围、提高运作效能、加强内部协商与凝聚力，“使北约体制更加灵活、有效、富有朝气。然而，北约体制虽经改革，但仍缺乏完整的理论，而且决策力不足，因此，北约体制改革需要付诸更长时段、更深程度的努力”。［10］

（三）简评

国外学术主流关于冷战后北约与美国关系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利益与北约运行、发展的态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尤其是大多数研究都强调了维持同盟的内在要素：第一是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同质性，这在冷战时期就一以贯之。第二是共同的安全利益与面临的困境和威胁。同时，西方的研究也较为客观地挖掘了北约存在的问题与内部矛盾，提出了一些展望与建议。这些研究都是在肯定北约对世界和平是有益的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尽管不同研究主体带有具体的价值与利益差异性的主观倾向。而且，大多数西方的研究没有从全球视角来研究，尤其没有把美国的大西洋同盟与太平洋同盟相互关照地结合起来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可能由于地缘近切的关系而比较关注北约对亚太的影响。

然而，某些中国学者对美国与北约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自己的缺陷，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对北约及美国的战略进行定性，一般不承认北约与美国战略对世界发展的正面影响，只是论证其负面影响，也与西方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其次是有部分人隐含地认为当今北约不是冷战的工具了。其实北约是因冷战而诞生，其历史根基就是冷战的本质，而且其在冷战后没有根本转变冷战功能，因此过分主观地将北约去冷战化，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再次，人们很少对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不重视研究北约的经济功能，这是东西方学者的一般共性。本文希望在继承前述研究的优秀部分的同时，能够做补充与补正性的探析。

二、国际格局变化中的美国北约外交

国际格局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国或大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变换。科索沃战争与乌克兰危机的酝酿和发展，北约的介入，俄罗斯、欧盟主要大国的卷入，等等，体现了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基本走势。

（一）国际格局转变中的北约由离散到凝聚

苏东剧变使得欧洲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冷战的一方力量遭到瓦解，而另一方仍然存在，这说明全球冷战安全结构突然崩塌，而在地缘关系更近切的欧洲，前苏联的解体使这种安全结构的垮塌更为凸显，因而欧洲安全结构的调整一时间内似乎处于迷失状态。但此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却在加速发展。欧洲安全的最大现实威胁消失，在与北约的关系上，新的矛盾在欧元区建设中显现，欧洲盟国与美国的利益纷争、欧洲事务自主性矛盾提升到影响同盟战略的高度，北约的欧洲成员出现了游离同盟的倾向。对于大西洋同盟未来如何存废兴替，许多盟国处于迷茫中。冷战结束不久，北约内部团结受到了侵蚀。［1］

北约这一时期松散化的主要表现：

第一是北约内部的分裂倾向：因冷战的结束，作为军事防御的、经济贸易协定的、复杂网络的北大西洋联盟对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及效用，一下子变得急剧暗淡、备受议论了。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本地的政治中都弥漫着低估北约的气氛。一个是来自同盟国内的政治压力逐渐要求当政者重新考虑北大西洋联盟对本国的作用，最主要的是美国，针对苏东剧变后的北约作用及美国承担的北约责任及投入，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一个曾经逐渐形成的由高调的政治家、学者及安全专家组成的团体宣称，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必要维持北大西洋两岸具有优先权的同盟关系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也集体发声，认为北约在冷战后对美国的作用逐渐降低，但美国每年还要为北约运行的庞大开支付出巨额财力，而相应削减了本国发展的财政支出。因此，美国国内对北约的拖累感一直持续；相类似的是，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洲盟国整体区域与大多数单个盟国国内也对北约运行责任分担及北约的作用产生了疑问。这不仅有前苏联垮台的原因，还有更加现实的是欧洲加快走向联盟的步伐以及欧洲希望在欧盟框架下实现自主防御。［11］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中的大国谋划欧洲防务自主化。1998年12月英法关于北约防务自主化发表《圣马洛联合声明》，宣称在北约内部，美国应该改变冷战期间的霸权姿态，与欧洲盟国成为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领导欧洲盟国。［12］“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随着冷战两极格局的瓦解，欧盟面临着的挑战是它们如何确定在安全领域的角色，这既要求它们与北约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又要求重新定义它们与美国的关系”。［13］这些表明，冷战后的大西洋同盟的确经受着体系内部的分离因素侵蚀。

第二是在内部团结问题上，北约成员国形成了心理上的外部剥蚀因素：正如北约内部分离因素强调的外部环境变化，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发生了巨变，首先是人所共知的北约的对称性对手不复存在了。世界上所有的国际行为体不仅体量上，而且对外能力上，不存在任何能与美国进行对称较量的国际行为体，更不可能与北约比较了。而且，冷战结束之后的初期，前苏联原势力范围内包括俄罗斯等几乎所有的国际行为体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正处于急需摆脱虚弱且混乱的困境，而中国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也正处于崛起的力量积累过程中，不仅其不可预测性很大，且由于地缘关系，它远离欧美地缘政治核心，而且中国宣布要摒弃冷战思维，短期内中国只注重本国的发展，加上中国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分裂分离势力干扰及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等问题的牵制，中国不可能对欧美国家形成现实性安全威胁。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国，一时间似乎没有安全隐患。没有安全威胁反而形成了由外部投射给北约团结的巨大耗散力，这是国际格局变化造成北约成员国间团结问题的现实反映。

内部纷争与来自外部的剥蚀因素，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应和着的，在北约的同盟成员间滋生出复杂的离散力，这种状况也使得国际格局从冷战两极向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变进程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形势。

然而，现实中的另一种景象是，欧盟难以解决冷战后欧洲出现动荡不安的重大问题，在东南欧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领土纷争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欧盟难以承担责任，尤其是科索沃问题，必须借助北约，必须依靠美国，才能安定欧洲秩序。［14］不仅如此，北约盟国成员实际上也各自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面临着它们自己的国内外挑战，诸如英法德等重要大国的海外安全，东欧诸如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直接面对俄罗斯等非盟友国家的地缘安全威慑，而且几乎所有的北约盟国都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这首先需要欧洲多国配合才可能应对，而欧洲盟国的自身力量中，分散性无处不在，英法德等大国力量在欧洲的相对均势长期存在，与它们在欧盟中的合作与争斗同时并存，加上中小国家的依附不定和相互倾轧，这些再缠搅着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各种影响，形成了欧洲在总体相对稳定中问题与危机也层出不穷。因此，大西洋同盟体系的上述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既存在同盟的离散性，同时也可能成为同盟团结的现实粘合剂。

（二）从科索沃独立到乌克兰危机——国际格局震荡加剧中的北约与美国角色

美国的大西洋同盟在冷战后的变化是持续的，为了考察这种变化及其特征，我们将选取两个带有关键节点性状的国际大事件进行考察，即选取科索沃独立与乌克兰危机。

之所以选取这两大事件，从表面上，科索沃独立，看似是南斯拉夫联盟的问题，乌克兰危机也似乎是单独的地区问题，但是，实际上它们体现了国际格局动荡中的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国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和北约与中国、俄罗斯等重大国际行为体在事件问题处理上的差异及角逐特征。而且这两大事件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及其差异性特征。科索沃独立、乌克兰危机各自的酝酿及其结果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单极化趋势在与多极化趋势较量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地区与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剧变，其中欧洲的剧变带动了国际格局大调整，美国的大西洋同盟体系也受到激烈震荡。科索沃问题正是在这种国际关系变革中浮出水面的。

1.科索沃独立问题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及其之前的种族、宗教矛盾根源。南联盟在冷战时代之前就存在着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的宗教与种族矛盾，而且不定期地发生激烈冲突。即便在铁托时代，这些民族宗教矛盾也时常发生，只能通过中央政府高压统治，在科索沃地区实行不同民族的轮流坐庄施政的权宜之计才能进行非正常管理。因此，民族宗教矛盾积累越来越深。冷战结束，南联盟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受到国内众多民族、种族及宗教斗争爆发的削弱，并在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干预中，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降低。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之后的阿族民族独立分裂活动加剧，但欧盟无力解决南联盟中央政府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冲突。南联盟中央政权也在苏东剧变中受到极大冲击，这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寻求独立的长期抗争挖掘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口。但是，无论多么民主的中央政府，也不太可能轻易地允许其治下的地方寻求独立。南联盟政府对科索沃独立运动予以了严厉打击与镇压，造成大量难民逃亡与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只有当科索沃危机到来时，北约成员国们才意识到所面临的挑战与自己拥有的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对称性，认识到必须改革，加强军事应对能力的重要性。［15］

第三阶段是欧盟无力及美国逐步介入，带领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实施打击。南斯拉夫是俄罗斯地缘安全的传统势力范围，苏东剧变后南政权并没有像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与俄罗斯一刀两断，并且被西方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

科索沃解放军得到美国及欧洲重要大国的支持，南联盟政权得到俄罗斯的援助。于是科索沃问题在冷战后逐渐发展，日益恶化。然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欧盟建立，欧元区逐渐运行，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其中一个重要诉求是，欧洲希望独立自主，不但质疑北约在冷战后对欧洲的意义，而且排斥美国过多干涉欧洲事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国家认为曾经解决科威特问题的北约不要再干涉欧洲的事务了，即便对在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也应该靠边站了，而应该由欧洲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欧洲的主流舆论是这样的，甚至连美国一些人因前苏联威胁的消失及欧洲一体化加强也随之出现了对北约使命的悲观情绪——美国应该结束北约，可以从欧洲全身而退了，但是后来的国际局势与欧洲地区事态的发展还是促使美国与欧洲国家优先要保留并优化北约作为军事安全的有力保障与防务沟通的有效平台。［16］因为缺少一个权威性的领导平台去处理本地区的重大事务，以至于科索沃等问题日渐激烈，欧盟也无法有效应对，而如何处理这些“新”问题自然成为北约在冷战后角色定位的重要依据。北约在巴尔干及东欧等原来华沙条约组织势力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借此来重新整合自己的组织机构及职能定位。［17］美国领导北约不仅介入科索沃问题，而且逮捕了米洛舍维奇，最终促成科索沃独立。

第四阶段是宣布独立与国际社会的反应。科索沃在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后，在美国等北约重要盟国的支持下，于2008年春天宣布独立。台湾当局表示了热烈祝贺；而中国表示了担忧，俄罗斯进行了强烈谴责，印度没有表态是否承认，瑞典当即表示不急于承认科索沃独立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极大；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绝大多数成员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表示鼓励与支持，而且欧盟还予以了经济、政治资源的支援，只有西班牙因为本国的分裂主义势力问题而不承认科索沃独立。这样，关于科索沃独立的承认与否，可以看出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形成了支持一方，中国与俄罗斯及西班牙形成了反对的一方，而印度、瑞典等国形成了较为标准的中立方。这是冷战后特定时空内国际格局特征的具体反映。而且联合国一时间也无法立即对此表态，直到两年半之后的2010年7月，国际法院才发表咨询意见，以10比4的投票表决结果，认为科索沃独立并未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这种较为微妙的外交措辞，多少也能反射出大国角逐的影子。

2.乌克兰危机到来的国际力量变迁及国际格局情势

科索沃宣布独立时，美国已经陷入国内次贷危机之中，而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国际金融危机，随之逐渐形成焦点问题的是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危机的逐渐紧张、灼热化，与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深化似乎如影随形。主要是因为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发地，继而全世界经济受到影响，而欧洲又是重灾区。乌克兰问题不仅仅涉及乌克兰及俄罗斯，更主要的还关乎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尤其与欧盟相牵连。而俄罗斯虽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复苏并呈现上扬势头。这个历史阶段，处于柏林墙倒塌之后俄罗斯恢复经济与重新致力于大国外交的档口。在美国主流学者看来，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不仅要控制克里米亚半岛，染指乌克兰东部地区，而且要将触角引向当年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在乌克兰问题逐渐成为热点的过程中，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不仅经历着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且在北冰洋地区也受到了俄罗斯日益强硬的挑战，并且叙利亚化武问题、阿富汗驻军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问题，等等，都在考验着美国外交及北约的职能与未来走势。美国有学者认为：这些造成北约战略环境在2014年围绕着乌克兰危机为中心而挑战丛生，且有可能失控。因此，新的北约领导要有新的思想与更强的领导与应对能力。［18］尽管美国学者的这种看法是比较中肯的，但还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北约的实际操控者不是拉斯穆森，也不是2014年11月新任秘书长挪威前首相斯托尔顿伯格，而是美国及其他重要大国的实力整合及利益诉求。因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将主要兵力与外交重点放在“重返亚太”上的举动，自然会削弱其在欧洲的战略资源部署。

而在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的六七年正好出现了乌克兰问题并演变成为危机。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认为，正是这六七年里，俄罗斯变得强大而且对外咄咄逼人了，在乌克兰问题上日益挑战西方的安全与价值观，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①布热津斯基的讲话，见：Mutual Security on Hold？Russia，the West，and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Event Transcript，the Global Europe Program hosted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moderated by Christian Ostermann in Wilson Center，on June 16，2014.

但是，从局势的发展进程看，俄罗斯已经完全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在乌克兰东北酝酿了动荡与分离，尽管北约的主要大国领导了其同盟成员，包括日本等国都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力量的对比相较于1999年前后的科索沃问题及战争，具有明显的差别，俄罗斯没有退让，而且在受到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不断朝着自己的地缘安全目标前进。

三、科索沃独立与乌克兰危机对比中的

国际格局变动

科索沃战争到科索沃宣布独立，直到乌克兰问题发酵成危机，两者在国际格局变化中的情况对比见表1。

表1　科索沃战争与乌克兰危机对比中的国际格局变动

国际格局是一定时期内国际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状况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判定这种状态及其变化，必须用这一时期内涉及主要国际行为体的重大国际事件来进行具体比较、衡量与验证。上表选取的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中的两个重大国际事件，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美国、欧盟、俄罗斯及中国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其中。这些重大国际行为体在上述两大事件中的外交目标与利益诉求不同，构成了复杂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矛盾。

将结论与相关具体案例比照，是证伪某判定的可行方法。无论是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还是乌克兰危机上，欧盟从对北约及美国的排斥，到转变为依靠及依附北约和美国，都体现欧盟虽然是多极力量中的重要一极，但难以凭借自身力量来达到欧洲独立自主处理本区域事务的外交诉求，反而衬托出美国的北约外交富有成效。

同样，在上表中的中国与俄罗斯，都是多极化力量中的重量级国际行为体，但在处理科索沃问题及战争上，中俄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而反观美国，借助北约外交推行其国际战略，较为完全地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因此，在科索沃问题从酝酿战争到宣布独立的一系列国际关系运行上，我们不禁要问：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到底是多极化趋势明显，还是单极化趋势明显呢？

在乌克兰问题演化为危机方面，俄罗斯大举推进自己的地缘安全战略，获得了阶段性外交成果，美国与北约盟国则加强团结，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势头，在乌克兰危机中形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攻守胶着态势。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没有像对待科索沃战争那样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而是客观公正地采取了中立外交的立场。关于乌克兰危机，美国作为单极化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而完全控制危机的局势，而中俄则较为灵活地逐步实现着自己的外交诉求，尽管北约中的欧洲盟国，主要是参与对俄制裁。因此，作为检验样本的乌克兰危机，不是体现国际格局单极化趋势明显，而是更多地展现出多极化的胶着态势。

上述也说明，关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性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际化趋势明显，也不能认为是单极化趋势明显，更不能定论认为已经是多极格局或已经是单极格局了；或许可以在一个时间段里这么认定。

四、启示

通常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归纳一般都是非完全的，这种归纳的经验性结论不应当被当成完全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来进行普世性的推广与宣传。就本文而言，冷战结束以来，从科索沃问题到乌克兰危机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里，国际格局的变化呈现出单极化趋势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性状，其中大致包含着三支力量——单极化力量、多极化力量和中间游移力量。为辅助说明，参看图1。

中间游移力量，主要包括从多极化力量中不定时分化出来的部分，其中不乏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国家，还有其他不发达的中小国家或国际组织。它们以维护本行为体的利益为目的，相机而动地在单极化力量与多极化力量之间选边站。中间游移力量的动向，常常能影响某种国际格局变化趋势的凸显程度。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冷战后游移不定的聚散，影响单极化力量在国际格局变化中外交影响的强弱，当它在科索沃问题上被凝聚到单极化力量一边后，加上美国处于实力稳定与强劲时期，使得多极化力量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外交诉求几乎是一败涂地。

单极化力量，不仅仅是美国本土力量，还包括美国能够整合起来为自己实现国家外交目标所用的力量——从中间游移力量中吸纳来的部分。单极化力量是较为稳定的，因为它就是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一家独大来作为根基的，其外交政策与实践的耗散性相对较小，这是美国超强实力与吸引力决定的。单极化力量尽管由超级大国力量作为基底与一部分游移力量叠加，但是，也不是在任何历史阶段都具有超强的压倒优势，即便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当其内在实力衰落时，其他重要国际行为体实力相对增强时，可能出现与多极力量竞争的胶着态势，再加上国际舆论、国际机制等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单极化力量的为所欲为。而在非军事安全领域，尤其是气候与环境问题领域、全球经济危机、传染病扩散领域、毒品蔓延与恐怖主义泛滥对全球的威胁问题上，单极化力量往往难以一家独大。乌克兰危机正好处于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实力衰减的经济泥沼之中，因而对北约的投入、对乌克兰政府军的支持与援助难以按照正常预算来进行。几乎是在乌克兰危机进程的同一时段，美国不得不从伊拉克、阿富汗相继撤军，而且这一过程中美国也不得不一再要求中、俄参与承担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国际责任。因而这一时段中，单极化趋势难以得到较为显著的体现。

多极化力量，是一支较为松散的国际行为体群落力量，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欧盟或欧盟中的大国，甚至日本等等力量。总体上，它们没有固定的机制，只有因自身利益需要的偶合，常常被单极化力量的外交所离散而分出一部分成为游移力量且趋向加入单极化力量中去，尤其是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是较为常见的典型。多极化力量常常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可能与单极化力量进行胶着竞争，甚至有所作为。上述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正直美国及其重要盟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且美国军事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俄在这一时期国家整体实力较为强劲，加上印度等新兴国家从中间游移力量向多极化力量一方偏移，致使以中俄为代表的力量在乌克兰危机中多极化诉求有所展现。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态势实际上处于两种趋势三支力量的角逐中。这里必须强调：本启示是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中选取典型的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案例，然后结合国际事务及重要国际角色的变化，来推导出的结论。这个经验性的有限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法），当然只适用于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国际格局趋势进行解释，也只能用这个时段的国际关系实践进行验证，尽管本结论在跨出这个时段的国际关系实践上也具有强烈的经得起证伪的科学性。因此，笔者诚然认为：不可将本文的这种结论偷梁换柱地当成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来普世。

五、总结

国际格局变化与大国、大国集团的综合实力消长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关乎各自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彼此相对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乏力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不但走出了危机而且创造了较高的增长。俄罗斯也迅速摆脱危机冲击，一度出现了经济复苏迹象，而同一历史阶段的美国及欧洲日本等国经济总体处于下行或较为缓慢复苏的态势。这种经济态势与1993—2000年这个阶段的美国经济的“黄金期”形成对比。科索沃战争正是处于美国经济的这个“黄金期”，乌克兰危机正好处于美国经济的相对疲软期。

科索沃危机酝酿到爆发战争，再到宣布独立，这一过程，体现的是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的意志，在酝酿过程中曾经欧盟主要大国不希望美国干预欧洲事务，但不得不借助北约，实际上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但这个过程是违背俄罗斯及中国的国家意志的。科索沃的宣布独立，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变化中美国的国家意志得到更多的彰显，中俄及欧洲大国没有能够最终实现自己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国家初始意志。

科索沃问题上，中俄的多极化诉求表达过程是激烈的，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没有大张旗鼓地选边站，但反对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且在西方大举经济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中俄经贸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级别都较以往更加提升。

国际格局演进是重要国际行为体力量变化及相互角逐态势变迁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是可以通过期间的重大国际事务来归纳与验证的。科索沃问题及战争、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态势阶段性特征的重要试金石。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处于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并存的三支力量角逐中；认定当今国际格局是多极化趋势明显，具有一定的非科学性；认定当今国际格局是单极格局也是站不住脚的。

但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归纳法推导出的结论，不是完全归纳推理的论断，因而只能对冷战结束到本文完稿时的当代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代表可以在其他历史时段具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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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于蓬蓬】

Operation of NATO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 porar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of America’s Diplomatic Strategy——From Kosovo War to Ukraine Crisis

Niu Weigan
（Party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Nanjing 210009，China；Wilson Woodrow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C 20004，USA）

Tran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 US-dominated Atlantic alliance NATO，mainly reflecting in the region situation of Europe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two poles，especially reflecting in the attitude of America’s European allies to NATO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tomaintain the NATO operation.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its international actors，particularly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volution powers，a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re run by addressingmajor international issues to be embodied.Major security issues in Europ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ocused on the differences and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involved in Kosovo issue；after the Kosovowar，the US-led NATO did not stop the pace of eastward expanding action in the violent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d especially Russia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ctors.These affairs were embodied in the brewing crisis in Ukraine.Although，Kosovo issues seemed unrelated with the Ukrainian crisis，they were 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strategic alliance of the USAtlantic axis.They also reflected the basic conversion trajectory from the old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to the new on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dicating the trend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 in two trends and three competing forces.The trend toward multipolarity can not be simply determined evident，nor determined to bemulti-polar or uni-polar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ATO；Two Ocean Alliance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tructure；America’s diplomatic strategy；Residual issues of the Cold war

D814.1

A

1009-5101（2016）03-0044-10

2016-03-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后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国际格局转型研究”（13CKS02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亚太秩序困境研究”（14SZB002），2015年江苏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对日领土主权声索中的中国学术乌龙现象调查”（XT15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钮维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东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中科院博士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南京 21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