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育红 贺 阳

“长乐明光”锦初探—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古q49织片研究报告

刘育红 贺 阳

本文围绕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 “长乐明光”锦织片，梳理对比与之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就织物的颜色、纹样、汉代经锦的组织结构等展开多方面的研究。经过分析观察测量得出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完善藏品信息，并对研究对象的工艺特征和年代做出合理的评价。

民族服饰博物馆；汉锦；考古发掘；汉代织物图案；经锦组织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上，丝绸是最为耀眼的华章之一，它从古华夏腹地出发，沿着数条丝绸之路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传播到遥远的异国，以其至柔至美的魅力征服了世界。美丽的丝绸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因为有机蛋白质的物质特性，古代丝织品难以长久保存，20世纪之前，国内罕有传世超过500年的丝绸文物。随着上世纪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土了大量因古人厚葬习俗而埋藏于地下的丝织品，将丝绸文物的年代最远追溯到战国时期。这些出土的古代丝绸织物，不仅将数千年前的缤纷色彩，美丽纹样真实地呈现在世人眼前，还能够传递关于当时的织造技术﹑社会背景﹑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诸多信息，蕴含着无数引人入胜的秘密。下面笔者将围绕一块民族服饰博物馆所藏出土古代丝织物残片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努力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图1：古q49“长乐明光”锦正﹑背面

图2：“长乐明光”锦图案局部

藏品基本信息

藏品名称：长乐明光锦藏品编号：古q49

初定年代：汉代现 藏：北京服装学院 民族服饰博物馆

收集地点：青海收集时间：2006年7月

最大宽度：30厘米最大长度：42.5厘米

藏品照片：图1﹑图2

基本状况：本藏品为出土织锦残片，织物偏右约1/4处有纵向手针缭缝拼接，拼接部位留有完整织物幅边。织物背面靠近下缘残留小块衬里。整件藏品表面较多附着物，多处纤维断裂缺损，边缘脱散，亟待清理修复。

一﹑从相关考古发现看“长乐明光”锦

古q49藏品为相对孤立的个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原始的考古发掘信息已经散失，无从考据。非常值得庆幸的是近代考古发掘中曾经多次发现“长乐明光”锦，而且很多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都对它有所涉及。这一方面体现出这个织锦纹样的典型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追溯以往的考古发掘，经过对周边相关信息的联系﹑分析﹑比对，能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难能可贵的依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汉唐西域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于志勇先生在他的文章《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对20世纪的相关考古发现做出梳理，其中出现了三次关于“长乐明光”锦的出土记录，它们分别是：

1）1913年斯坦因在楼兰古城附近地区发现的“长乐明光”锦。

2）1980年楼兰地区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较多文字织锦，包括“长乐明光”锦。

3）1995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墓葬发掘出土大量文字织锦，其中也有“长乐明光”锦。

根据于志勇先生提供的线索，笔者查阅当时原始的发掘记录，以求资料的详实可靠。

1﹑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一次关于“长乐明光”锦的出土记录是1914年，这与于志勇先生指出的年代略有出入。英国人马尔克·奥雷尔·斯坦因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载：他本人带领的探险队于1914年第三次深入亚洲腹地，大约2月中旬在罗布泊距离楼兰遗址约4公里左右，被其命名为L.C.的墓葬遗址出土了一批古代文物，包括大量精美纹样的丝绸。对其中一块炫耀在眼前的光怪陆离的织物，斯坦因做出如下记录和评述：

“类似这种精美构图还有L.C.iii.011织物图案和一些其他多彩织物上的图案，它表现了一个骑士在陡山上冲向一只跃立作扑击状的独角兽，后面跟着两只翼兽和豹类动物，形象均怪异，跃立作扑击状。骑士和山的设计十分奇特，它与公元2世纪早期山东汉墓的骑士画风十分相近，卷云纹的处理法也与那些壁画墓的纹饰十分接近。之字形布局设计使动物呈角状排列，这样就形成了自然欢快的菱形图案，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一个中国式的满铺图案。骑士右边的4个汉字，我的朋友--秘书蒋师爷识读为‘长乐明光’（永远幸福和光明），这是早期卷云纹上常见的文字。”①与这段文字对应的图版为实物照片（图3）和由弗雷德·安德鲁斯手绘的线稿（图4）②。尽管实物照片可辨识度较差，但手绘稿非常清晰，加上斯坦因详细的文字描述，经过对比可以初步得出判断：这块织物与民族服饰博物馆所藏的古q49“长乐明光”锦为同一图案。

被斯坦因盗掘的L.C.iii.011织片至今已流失百年，现存地点不详，有可能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2﹑1980年3月至4月，新疆楼兰考古队在楼兰古城东北约6.9公里处，找到了1914年斯坦因曾经挖掘并命名为LC的墓地，考古队将其命名为弧台墓地，编号MB。这次挖掘通过重新清理斯坦因挖掘过的iii号墓，出土了标本MB2：44“长乐明光”锦。

“蓝色地，褐、绛、草绿三色显花，经锦。以一个单元花纹为例，左边织一带翼怪兽；中间织一人骑马，马蹄右边似为一回首吠叫的狗，狗头上方织一隶书‘长’字，在此字右边隔着藤蔓织出‘乐明光’三字。”③

（图5）为考古发掘简报配发的图版，虽然这块残片比较窄，没能展现出完整的图案，但文字并未缺损，可见的骑士﹑瑞兽﹑云气纹部分也比较清晰，比对之后能够可以认定：这块残片与66年前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应是相同的织物，也就是与馆藏古q49“长乐明光”锦残片图案基本相同。

图3：《亚洲腹地考古记》第三卷图版XXXIV 34

图4：《亚洲腹地考古记》第三卷图版XXXVIII 38

图5：1980年出土剪报图版

标本MB2：44“长乐明光”锦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于志勇先生提到的第三次出土发现是1995年，当时中日联合考查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取得重大收获，发掘了大量文字织锦，其中包括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该次发掘获评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于志勇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为这次发现配发的图版为（图6）④。

图6：1995年尼雅出土简报图版

图7：“长乐大明光”锦

图8：《古代丝绸图案》P3 绿地“长乐明光”汉锦

经过对比，这幅锦的图案与之前两幅长乐明光”锦的云气纹和动物纹布局动势十分相似，但是汉字的分布不同，“长乐明光”四字不是集中在骑士的右侧，而是均匀地散落在整幅图案当中。而且深色的底色上有竖向隐约条纹，像雨丝一样遍布织物，这也显示出与前面两次发现不同的特点。1995年前后中日共同尼雅考古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发掘过程，其间有不同墓地的数次发现，笔者未能找到这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再次发现“长乐明光”锦的直接证据和图版。但在《尼雅考古收获及不足》﹑《关于新疆尼雅95MN1号墓出土汉锦的特色》，以及《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等书籍文献中都提到1995年在尼雅1号墓地M3发现的“长乐大明光女锦裤”。笔者有幸在2014年底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特展上亲眼见到了这条锦裤（图7），其图案与织造特点与（图6）非常接近。

关于这第三次发现，笔者推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1995年尼雅遗址发现的“长乐明光”锦图案纹样确实与之前两幅存在差异；第二种可能是图6“长乐明光”锦即为“长乐大明光”锦，图6中间部位云气纹断续，面料似有拼接，很可能这就是产生一字之差的原因。

除以上三次有明确发掘时间地点信息的记录之外，《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一书提到蒙古国境内的诺音乌拉东汉匈奴墓也曾经出土过“长乐明光”锦，但第一手报告和图版等直接考古资料尚未找到。另外，沈从文先生编纂的《中国丝绸图案》一书中也收录了相同图案的“绿地‘长乐明光’锦”手绘图版（图8）。书中没有指明该锦的出处，但由于此书是1957年出版的，前苏联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音乌拉发现大量汉代织物是在1924～1925年，因此推断图版有可能是临摹自蒙古国出土的文物。

综合以上资料，“长乐明光”锦在我国境内有过确凿证据的出土记录为1914年斯坦因和1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的两次发现，两次发现实际为同一地点，以我国考古标记为准，应为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东北约6.9公里的弧台墓地，编号MB。

斯坦因由于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多次私自考古挖掘，特别是对莫高窟藏经洞珍贵文物的大肆掠夺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长久以来被视为“强盗”。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他所记录的第一手考古资料相对系统完善，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对于出土了L.C.iii.011“长乐明光”锦的L.C.墓地，斯坦因详细记录并分析了挖掘的过程，高度评价该处遗址集中了各种典型的贸易丝绸标本，称今后很难找到像它这样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根据种种迹象，他推测该处遗址为在原有浅墓葬基础上的二次葬。虽然初葬与二次葬的遗物已经难以明确分辨，但通过墓中丝织品与其他能明确证明年代的发现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丝绸之路与楼兰古城的兴衰年代脉络之间的纵向分析，斯坦因将L.C.遗址的年代宽定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后期，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三国。

图9：“长乐明光”锦颜色提取

1980年再次发现该处遗址时，虽然经过斯坦因的仓促挖掘弧台墓地的原貌已被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仔细清理残留文物，以及借助碳十四年代测定等手段，可以将其年代推定为东汉前期。对此结论学术界存在争议，不同的观点认为可以提前至西汉，这仍与斯坦因最初的判断不谋而合。

楼兰曾是汉代丝绸之路重镇这一点确凿无疑；另有草原丝绸之路北上由蒙古高原经南西伯利亚至黑海，蒙古国的诺音乌拉与这条线路吻合；而古q49藏品的收集地是青海省，丝绸之路途径青海的支线被称为“羌中道”。“长乐明光”锦的历次发现都紧紧围绕丝绸之路，有助于我们判断其在历史上重要的商品地位。有了以上考古发掘的研究分析结果作为依据，馆藏古q49“长乐明光”锦的年代可以初步判断为西汉中期至三国，以下将从其他角度，借助更多的资料来分析验证这一观点。

二﹑从色彩纹样看“长乐明光”锦

《说文》曰：“锦，襄邑织文也。”可见锦是织有花纹的织物，当时产于襄邑。从古至今，区分锦与其他织物最首要的特征是以五彩纱线织出的美丽纹样，而织物组织和时代﹑产地﹑原料等属性则居于次要位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锦分别称为“汉锦”﹑“唐锦”，“蜀锦”﹑“云锦”，“壮锦”﹑“黎锦”等。“长乐明光”锦以时代划分属于汉锦，汉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并且是丝绸之路年代与地理双重意义上的源头，汉锦所呈现的色彩图案是时代与地域两种特征共同作用的产物。

1﹑“长乐明光”锦的色彩分析

两汉时期我国的丝绸染整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类丝织品涉及到白云母﹑朱砂﹑栀子等矿物类﹑植物类多种染料，为汉锦实现丰富的色彩奠定了基础。汉代的文学作品与史料记载中关于色彩的词汇也十分丰富，据统计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中丝织品色彩分类已达20多种，其中红色调有红﹑缙﹑繎﹑绛等；绿色调有绿﹑綟等色；黄色调有郁金﹑半见﹑蒸栗﹑缃﹑绢等色⑤。

（图9）是从古q49藏品提取的颜色数据，由于出土织物颜色斑驳，这里得出的只是近似结果，仅供参考。

古q49“长乐明光”锦以墨绿色为底，豆青﹑棕﹑驼﹑米四色显花，五种颜色集中在绿色与棕黄两个色系，均匀分布于整幅画面，整体设色浓郁﹑沉稳，于适度的对比当中取得平衡和协调。在为数不少的出土汉锦实物当中，以二色﹑三色最多，四色较少，五色以上则比较罕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就是五色锦。五色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除了体现审美的要求，还具有特别的含义：中国古人以组成自然界物质的“五行”为基础，引申出代表方位的“五方””，划分时间的“五时”，再到“五音”﹑“五味”等等，形成“五行配五”的理论体系，用“五”来抽象解释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为“五” 这个数字赋予了神秘崇高的地位。由此可见，“长乐明光”锦不仅代表了汉锦配色的较高工艺水平，同时还承载着古人的哲学思维。

斯坦因在他的考古笔记中记载L.C.iii.011织片地呈暗蓝色，另外四种配色为鲜红﹑黄色﹑绿色和轮廓淡黄⑥，楼兰考古队对MB2：44“长乐明光”锦的描述也是蓝色地，见（图10）⑦。看上去“长乐明光”锦极有可能是一种图案存在两种不同配色：楼兰遗址两次出土的为蓝地配色，而《中国丝绸图案》中的“绿地‘长乐明光’锦”与古q49藏品同为绿地配色。与此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两组配色原本相同，都是深蓝色地，深蓝是汉锦常见的底色之一。现为蓝色底的一组由于埋藏的地质条件有利于织物长久保存，颜色较好地维持了当年的原貌；而另外一组可能受到墓主人尸体的影响，或被土壤中的腐蚀性物质浸蚀，颜色逐渐褪变，而蚕丝中的丝胶成分随着老化而发黄，蓝色地也就慢慢演变成了绿色地，其他配色也都向黄色调转化，经过将近2000年岁月的洗礼，最终呈现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效果。

图10：《中国美术全集》所载照片

图11：字体比较

2﹑“长乐明光”锦的铭文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中将汉字应用于图案设计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而这一情况在汉代的表现尤为突出。汉代的文字装饰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涉及瓦当﹑砖壁﹑铜镜，特别是织物，而且文字内容非常丰富。仅汉锦当中，就包括祈福延寿和希求子嗣的吉祥用语﹑弘扬儒教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宣讲教化之词﹑针对重大军事行动或国家政策的赞颂褒扬﹑甚至还有胡汉双语的内容。汉晋时期带有文字图案的织锦显著区别于其他历史年代，被统称为“铭文锦”。一些提到“长乐明光”锦的资料中，将“长乐”和“明光”解释为汉宫的名称，分析将宫殿名称织在锦上，是统治阶级为了宣扬皇家威严，帝位永固。汉代确有长乐宫和明光宫，但笔者认为铭文中的“长乐明光”并不严格指代某座宫殿建筑，晋代陆翙的《邺中记》里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说明这里的“长乐”和“明光”更多的是对永远幸福的祈愿和对日升月恒的崇拜，就如同“长乐未央”不仅仅是汉宫的名称，更多时被用于引申幸福快乐永无止境是同样的道理。

已经发现的铭文锦上的铭文内容从单字到多字甚至二十字不等，这些汉字按照汉代从上到下，由右至左的阅读习惯错落分布在图案当中，纵向循环小而横向循环要大上数倍。这个特点使得不少出土织锦残片只能读到其中断续的几个字而无法得悉整句的内容。例如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另有一种复原方案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古q49藏品虽残，但“长乐明光”四字成组纵向和横向都出现了重复，说明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图案循环。以“长”字作为基准点，可以测量出古q49的一个图案循环横向（纬向）约20.8厘米，纵向（经向）约6.2厘米。MB2：44织片只有11厘米宽，无法推算图案全宽。L.C.iii.011织片尺寸较大，图案完整，按照安德鲁斯手绘稿所标注的比例尺测量，得出的图案尺寸与古q49吻合。古q49藏品的拼接部位保留着织物左右两侧的幅边，由此可以确切得知织物两侧的边缘都包含了完整的一组四字铭文。汉代织锦已知的幅宽通常不超过50厘米，根据这个条件，古q49织物原始的一个幅宽上应该安排了两个完整的图案循环并再延伸，加出一组宽度约4厘米的铭文。由此可以计算得出图案部分全宽应为45.6厘米，加每侧约1厘米宽的幅边，合计织造宽度为47.6厘米。

锦上的文字实际尺寸只有1.1～1.2厘米见方，在如此狭小的方寸之间织出复杂的汉字笔画实非易事。以往的研究资料中多数将“长乐明光”锦的铭文字体识为汉隶。汉代是隶书发展成熟的时期，隶书不仅字形方正均衡，而且较之前圆浑繁复的篆书笔划更加简易。笔者从被后世视为隶书典范的东汉 《曹全碑》中分别摘录了“长”﹑“乐”﹑“明”﹑“光”四字与古q49藏品上的字体进行比对，见（图11）。锦上“长”和“光”两字明显舍弃了相对简洁一些的隶书写法而更加接近篆书的文字结构和笔画特征，应识别为篆书。陈梦家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篆书是大篆的省易，隶书又是篆书的省易。隶书发生于秦而兴于汉，但在汉代小事用隶大事用篆；篆书虽烦难，但仍被使用在诸侯册立等庙堂和朝廷的高级官书上，一直到晋。

关于“长乐明光”锦上的铭文还存在着一个令人疑惑的谜团，这就是文字的排列顺序。前面已经提到过汉代从上到下，由右至左的书写阅读习惯，那么锦上的四字正确读法就应该是“乐明光长”，这明显不符合设计的本意。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着做出如下的解释：打破第一眼看上去相邻四字为一组的刻板印象，将四字从中间纵向划分开，一个图案循环的最右端是“长”字，而最左端是“乐明光”三字，在两个循环的衔接部位，这四字就自然会遇到一起了。

图12：“长乐明光”锦图案复原

图13：与孝堂山石刻的对比

3﹑“长乐明光”锦的图案复原

（图12）为古q49图案复原图。整幅图案以连绵起伏的山状云气纹为骨架，四个奇异的动物形象与一名骑手高低错落穿插其间：由右至左首先是长字以下的鹿角兽作势扬起前肢，回首张望，张口吐舌；往左是骑手端坐于角马之上，头戴帽子，身着两色的衣裳，他胯下的坐骑四蹄蹬踏，蓄势待发；位于图案中间位置的斑点翼兽四肢伏地，体型颇似恐龙，头上两只长角，大张着嘴似乎正在嚎叫；它左上方的另一只独角翼兽则立起身子，也是张口吐舌，形象威猛；在其余形象都向着右侧或奔或跃时，最左侧的斑纹虎看起来比较温顺，虽然也抬起前肢，但惟独它回头望向左侧，似有留连之意。图案的布局与风格完全符合汉代特征，各种元素充满画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蕴含着动感，云气在流动，藤蔓在舒卷，异兽在扑跃欢腾，马嘶人喊，一幅鲜活的仙境图景，这中间只有文字是静止的，似乎是在为这令人向往的世界做出注解。

云气动物纹是极其典型的汉代织物图案，对此孙机和赵丰两位先生都已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但“长乐明光”锦图案中出现的骑士形象是比较罕见的。与MB2：44“长乐明光”锦同时还出土了一块MB2：45“长寿明光”锦，这两块织锦除了铭文相差一字之外，云气纹和四只异兽无论造型还是位置都一般无二，惟独将骑士换成了一只禽鸟。本文（图7）“长乐大明光”锦的图案中也有骑士，但配色和织造精度都略逊一筹，这使得“长乐明光“锦上的这个人物图案更加具有研究价值。

“长乐明光“锦的第一位发现者斯坦因对这个骑士形象也颇为重视，安德鲁斯在手绘线稿下方还特地画上了一个与之类似的骑士画像。经笔者考证，斯坦因在考古笔记中提到的公元2世纪早期山东汉墓很可能是山东省长清县的孝堂山郭氏墓，该墓的年代可以确定最迟为东汉中期。郭氏墓石祠内存有大量精美刻画，尤以人物和车马形象众多而驰名，（图13）为石刻的骑士局部，与锦上的骑士极其相似。

仔细对比这两幅骑士像：石刻的骑士头戴官帽，身穿袍服，重心靠后安坐在马上，神态安详。胯下的马匹体型肥硕，步态平稳，走在巡游的队列中不急不缓。锦上的骑士上身前倾，手勒缰绳，他的坐骑体型矫健，不仅头上长角而且鬃毛竖起，马身向后坐，前蹄急切地抬起，连人带马做出发力起跑之前的预备姿势。石刻的骑士在行进中，但他给人的感觉是安稳；锦上的骑士还未出发，可周身的活力与动感已跃然眼前，而这么生动的形象是织在汉锦之上的，高度不足4厘米。

汉文化起源于楚地，继承了楚文化中浪漫主义的精神，西汉艺术当中较多地体现出神仙﹑宗教和巫术色彩，而进入东汉以后，艺术之中原始神话的地位相对减弱，人世与现实图景逐渐占据画面。与之并行的汉锦图案也由初期的几何纹﹑树纹，发展成茱萸纹﹑云气纹，最后到玲琅满目﹑生机盎然的云气动物纹。笔者认为在汉锦图案中出现具体写实的人物形象，将其年代推断为东汉时期比较合理。

综合以上对于颜色图案的分析对比，笔者试着将古q49藏品的年代范围缩小至东汉时期。更加扎实有力的证据，将有赖于下面对织物组织的进一步探究。

三﹑从织物组织看“长乐明光”锦

《诗经·小雅·巷伯》有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说明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存在锦了。《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阐释的是织锦的费功及其价值。大多数代表不同种类丝绸织物的汉字都是以“纟”表形，另加一个声旁，而 “锦”字却罕见的以“帛”表形，读音从“钅”，似乎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强调锦在当时的价值超越了丝织品的范畴。《礼记·王制篇》也规定“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不允许锦的市场交易，暗示只有王侯贵族才有资格享用代表身份地位的锦。以上种种都将锦推到了古代丝织物的至高位置，那么锦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

图14：夏鼐先生绘制的经锦结构图

图15：纹样局部的对比

1﹑汉锦组织的认识过程

南宋戴侗的《六书故》曰：“织采为文曰锦。”说明锦的特点是先染后织，富有纹彩。现代人对汉锦组织的认识是从欧洲探险家掠夺式的考古发现开始的。斯坦因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记载，他的助手安德鲁斯分析在L.C.墓地发现的纹样丝绸是“用变化了的经畦组织法织成。简单地说，因为每平方英寸经线的密度远大于纬线，以及交织法的特殊次序，织物横向起畦。由于经线起花，表面缎纹暗而单调，因此畦不很清楚。”⑧

随着新中国在新疆的考古发现，大批丝织物出土，武敏于1962年《文物》杂志发表了《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一文，给出定义：“以彩色经纬织作出图案花纹的，称为织锦”。文章详细分析了当时新出土的几块东汉织锦，关于织物组织的描述为“三层经丝有夹纬的经畦纹织物”﹑“这种由经丝彩色显花的锦，我们称之为‘经丝彩色显花’”，并首次绘制了“汉锦织纹组织图”。这是笔者找到的国内最早关于汉锦组织的专业研究文献。随后，夏鼐先生于1963年《考古学报》发表了 《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将汉锦的织法定义为“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用大量篇幅详细分析解释其结构原理，并绘制出意匠图和更加清晰易懂的“汉代二色彩锦的织造图”﹑“汉代三色彩锦的织造图”（图14）。夏鼐先生的这一文章是迄今为止该领域最为详尽权威的学术成果，笔者个人认为至今无人超越。孙机先生在其著作之中关于汉锦的部分，一直都是引用夏鼐先生当年绘制的结构图。

经线显花是汉代织锦区别于其他时代织锦最显著的特征，依织造工艺划分称为“经锦”。秦汉普遍采用经线显花技术，学术界有一派观点认为这是源于周代以来的“经纱崇拜”心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经纬天地曰文”。《国语·周语》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古人将经联系到上天，将纬联系到地和人，从“顺应天命”的心理引申出对经纱主导显示纹样的信仰。而另外一派观点认为技术因素才是导致秦汉经锦工艺高度发达的主要动因。在这两种意见当中，笔者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是织造工艺决定着汉锦的颜色纹样风格，成就汉锦在汉晋时期的丝绸之路上被公认为最华丽耀眼的商品，同时这也是经锦最终被技术上更加先进的纬锦迅速取代，并最终消失的根本原因。

2﹑汉锦组织的显微结构

夏鼐先生当年只是根据三片小块织锦残片和照片就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令人高山仰止。笔者幸运地接触到古q49藏品实物，有机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借助更加详细直观的显微照片（表1），解读汉代平纹形经锦组织的结构特点。

3﹑经锦组织表经换色工艺探讨

经锦的工艺难度集中体现在表经的提压换色这一关键点上，对此，夏鼐先生绘制的织造图中有明确显示，但文字说明一带而过，其他资料对这一问题则少有提及。笔者将在古q49藏品上所能观察到的三种不同换色方式提炼出来，分析梳理（表2），一时无法明确的问题存疑，留待以后继续研究和探讨。

以上三种转换表经的方式当中以第一种最为普遍，绝大多数图案的边缘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现的。经过对比“长乐明光”锦同一局部纹样在不同花回当中的处理方式（图15），可以看出它们的表经转换扭向并不完全一致。学术界对于经锦的织造是依靠提花机或手工挑花一直存在争论，以上针对织物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可以为此提供实证。

（图16）为笔者在夏鼐先生原图的基础上，重新绘制的三色经锦组织结构图，四色﹑五色均与之同理。

表1

表2

4﹑古q49“长乐明光”锦的工艺特征

经锦图案的颜色多寡是经锦工艺的重要衡量标准。一些实质上的二色﹑三色经锦通过分区设色的方式在不增加工艺难度的同时获得更丰富的整体色彩。而真正意义上的五色经锦由于织造难度极高而少之又少，是东汉中晚期才出现的。以往的一部分资料中将“长乐明光”锦认定为四色，笔者推测是因为出土织物颜色模糊，其中非常接近的驼色和米色不易分辨。通过局部显微照片不难发现（见图17），古q49的大部分图案都以米色勾勒轮廓，使纹样更加清晰突出，这一工艺特征是西汉晚期以后的织锦上才出现的。

（图18）为古q49藏品的云气纹局部照片，可以清晰地显示出五种颜色均匀排布，在一根经纱的位置上次第显色，不属于分区设色的情况，可以确认为真正的五色经锦。

以往的经锦研究资料显示，汉代经锦的密度为经纱40～60副/厘米，纬纱23～30根/厘米。古q49藏品经过实物多点测量取其平均值，计算结果为经纱43 副/厘米，纬纱22根/厘米。初看数值似乎并不大，但经锦实际的经纱密度还需要核算一副之内包含几色。三色经锦经纱40副实际为120根，五色经锦经纱40副实际为200根。古q49藏品的实际经密为215根/厘米，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220根/厘米相差无几。

五色经锦是汉代织锦发展的巅峰之作，随着图案的精致绚丽达到极限，这种工艺背后隐含的缺陷也被放大。首先，经纱极其纤细，不仅单股无捻而且排列特别紧密，织造时开口摩擦加剧，容易起毛和断头。第二，织造工艺非常繁琐，容易出错，无论是织前的牵经﹑通经还是织造过程，耗费的工时过于庞大。第三，五色经锦虽然精美无比，但表经很薄不耐磨损，而且经纬纱的密度悬殊，容易发生纵向纰裂。最后，由于经锦工艺自身的局限，可以达到的经向花回较小，难以突破图案沿经纱纵深方向的拓展。正是这些无法克服的技术缺陷导致了经锦工艺难以继续发展，最终在纬锦工艺出现之后逐渐衰落，直至消失。

图16：三色经锦结构图

图17：米色勾边显微图

图18：五色云气纹局部显微图

结语

古q49藏品“长乐明光”锦，织物手感丰满柔软，色彩丰富，图案纹样清晰优美，线条流畅，年代特征比较典型，其中的骑士图案不仅形象生动，而且比较罕见，色彩及织造工艺均代表了汉代经锦技术的较高水平。根据相关考古发掘资料比较分析，“长乐明光”图案在汉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典型织锦纹样，形成一定的生产批量，并沿丝绸之路流通。此件藏品保存有相对完备的各项工艺细节，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科研价值。笔者在综合分析各项工艺特征后将其年代推定为东汉中后期，并建议将藏品名称确定为“汉代绿地 ‘长乐明光’五色铭文经锦”。

汉锦的辉煌曾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它的消失将谜题留给后人。以社科院考古所王亚蓉老师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为了复原2000年前的经锦织造工艺而不断研究尝试，先后提出了束综提花机﹑多综多蹑织机﹑丁桥织机﹑低花本机等试制方案。2015年10月，根据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提花织机模型复原的提花织机成功复制出了两色交龙对凤纹锦，相信凭着纺织考古工作者们拳拳的赤子之心，五色汉锦之美不久定能重现人间。

注释：

①﹑②（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 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1，图版ⅩⅩⅩⅣ/34﹑图版ⅩⅩⅩⅧ/38。

③侯灿：（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07，P23。

④于志勇：《楼兰一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06，图版一。

⑤ 袁利： 《汉代丝织品色彩研究》，浙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4/3。

⑥（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 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1，P377。

⑦ 黄能馥：《中国工艺美术全集41 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上］》，文物出版社，1985。

⑧（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 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1，P356。

1﹑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大象出版社，2005。

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10。

4﹑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Z2。

5﹑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01。

6﹑夏鼐：《我国古代的桑蚕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2。

7﹑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开辟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02。

8﹑钱小萍：《论汉锦组织的渊源与技巧》，《江苏丝绸》，1991/S1。

9﹑王炳华：《尼雅考古收获及不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01。

10﹑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 M8发掘简报》，《文物》，2000/01。

11﹑王晨：《关于新疆尼雅95MN1号墓出土“汉锦”的特色》，《江苏丝绸》，2003/01。

12﹑楼婷：《汉朝提花技术和汉朝经锦的研究》，《丝绸》，2004/1。

13﹑王君平：《关于新疆尼雅出土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产地及其艺术成就》，《纺织科技进展》蜀锦专辑，2007。

14﹑刘安定﹑李 斌﹑邱夷平：《铭文锦中的文字与汉代织造技术研究》，《丝绸》，2012/02。

15﹑谢涛﹑武家璧﹑索德浩﹑刘祥宇：《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07。

16﹑龙博﹑罗群﹑赵丰：《基于低花本织机织造技术的经锦织物复制研究》，《丝绸》，2015/08。

刘育红 北京服装学院 研究生

贺 阳 北京服装学院 教授

First Exploration on Broca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Chang Le Ming Guang”： Research Report of q94 in Collection of Ethnic Costume Museum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Liu Yuhong He Yang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rich content of the warp broca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CHANG LE MING GUANG”. By comparing data from related archaeology excavations，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a close study of a variety of aspects on the color， pattern and texture of the fabric. By analyzing， observing and measuring the Jing Jin， the essay aims to use the first-hand data to complet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llection， and to give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its craft features and age.

Ethnic Costume Museum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ancient fabric； Brocade of the Han Dynasty； Archaeology Excavation； Patterns on Warp Brocade； Texture of Warp Brocade

J18；J523

A

1674-7518（2016）01-00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