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玲

整整一年时间，既是上班一族，我只能偷空外出。每到一地，除了走访老人，我总是要走访当地敬老院。之前，我所走过的敬老院大多以集中供养为主，老人们大都过着单调的生活，很少有陪护。

而此次（2014年11月）来到东莞，不管在樟木头敬老院，还是东城区敬老院，也许是地处南方沿海，得风气之先，抑或此地经济活跃，与内地敬老院有所不同：其一便是代养为主，代养人数远远超过集中供养；其二是院里雇请了一批护工，再由老人们自由雇请，敬老院不时会对护工进行培训；其三还有政府委派的社工，虽只有一二人，但协助并指导敬老院为老人举办手工、运动会、郊游等活动，给老人们的生活增色不少。

于是，走进敬老院，一种平和安静的气息弥漫而来，那个下午我走进东城区敬老院时，此种感受尤为强烈。

东城区敬老院地处东莞的繁华地带，却藏于居民区之后，院子并不大。精明干练的钱凤明院长在院子里等我们，带我们来到中间那栋二楼她的办公室。办公室光线充足，落落大方，与钱院长的气质很相近。钱院长是本地人，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最多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白色长袖衬衣黑色短裙黑色高跟鞋，笑容亲切而明朗。她丈夫开有公司，家境富裕，有自家的别墅与豪车，但她依然看重自己的职业，从社区妇女主任干起，直至当上敬老院院长。

聊天时，钱院长的双眼熠熠有神，思路也特别清晰。从1999年起，作为一院之长，她就一直为敬老院操劳，在12亩的土地上建好了这座温暖的大院子：1999年，改东城区中心小学近1000平方米六层宿舍楼为敬老院公寓大楼，带卫生间的单间房40间；2002年中心小学正式搬迁，改小学教学楼为近1000平方米的公寓大楼，带卫生间的单间房35间；2008年，拆迁中心幼儿园，新建7000平方米的敬老院公寓新大楼。

一座颇具规模的敬老院矗立起来了，院里集中供养14位老人，代养则达130位老人，平均年龄83岁，最大的98岁。刚开始，当地老人认为自己有儿女，说什么也不来住。她不急不躁，努力将敬老院的事情做好，经常举办些有趣的活动，还有护工可以自由雇请，可以一对一，可以二对一，可以三对一。老人在这里不光住得舒服，还可时常参加有意义的活动，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

聊到院里的一百多位老人，钱凤明始终笑容满面。讲到92岁的庚浩团老人一家三口入住的情形，讲到她的三国联线，讲到爱学国学的唐明老人，她都如数家珍。当走出办公室，天差不多黑了，她说她要领我们去看看唐明，一个很特别的老人。

路过楼下的活动室，见灯光明亮，有的老人在打扑克、打麻将，有的老人在看电视，竟还有几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往新大楼走去，一路上碰到了不少护工推着轮椅上的老人出来走走。一见钱院长，老人脸上就绽开了笑容，亲热地喊着院长院长。钱院长则赶紧迎上去，或拍拍老人的脸，或拉拉老人的手，笑着说着，是那么自然而又真诚。一如我在樟木头敬老院看到的场景，我又一次深深感动了。

我想是对老人的爱激励着她们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还是一种新的理念催促她们去爱护老人呢？倘所有人都能如此爱护老人，老人最后的生命旅程又会有多少温暖呀！

唐明老人住在九楼，她正戴着眼镜，坐在书桌前看报纸。见我们来了，她赶紧笑着站了起来。钱院长拉了拉她的手，她笑得更欢了。但见她满头白发，穿着红艳艳的上衣、黑裤子，光脚穿双塑料拖鞋，很瘦但很精神。房间不小，中间用一排矮组合柜子隔开了，进门这边是简单的会客区，另一边是卧室，再往前是卫生间，最后是大阳台。

我们在客厅的长木沙发上坐下，老人讲的东莞当地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老人很会说话，记忆力又如此好，谈及她之前的故事，叽里呱啦，一讲就是一长串。钱院长不得不蹲在老人跟前，温和地拉着老人的双手，提醒老人回到正题上。

如此温馨的举动，老人意识到跑题了，不好意思地自嘲地笑笑。我们都笑了，任由她再讲下去。

老人出生于1922年12月，是东莞万江人，92岁了。行动还如此敏捷，思维还如此清楚，真叫人不敢相信！钱院长偷偷地对我说，老人特别精明，想敷衍她可难呢！

1938年10月，她16岁了，正在广州上学，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到1939年3月，她在广东省妇联组织下的红十字会训练了一个月，被派到了广东救济队，救济战时难童难妇。到抗战结束，她回到东莞老家，当上了小学老师。

这时，来了个北大学生，也是抗日先锋队的队员，发动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随后，党组织就安排她到深圳沙井学校教书，积极从事地下工作。到1949年3月初，她回到了东江纵队，为积极迎接东莞解放而奔波。哦，还是个革命老人呢。

东莞解放了，她调到当时区政府工作。不久，因她在沙井小学时迫于形势加入了国民党，被人怀疑她的历史有问题，进而被当作国民党余孽清洗了。她感到万分委屈，跑到广州去找当时的介绍人诉苦，才得以平反。随后，她自愿到洪罗埚小学教书。

老人真是健谈，时而眉飞色舞，时而忧心忡忡。钱院长不得不笑着打断她，让她讲简单些。老人顿了顿说，也许是刚解放时被误为国民党余孽，她心有余悸，也因此耽误了婚事。到1961年她已39岁了，才与虎门中学的一位老师结婚。丈夫比她大4岁，有两个女儿，一个16岁，一个14岁，都在上学。她并不在乎，倒庆幸有了自己的家。

谁知“文革”一来，她首当其冲。因为昔日战友，那位北大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她也成了右派，被反复批斗，只差没被学校开除了。丈夫及女儿们倒没嫌弃她，多少让她有了些许安慰。到了1978年，她终于平反了，还没来得及高兴，丈夫第二年就过世了，此时两个女儿都已结婚。

到1980年，她也退休了，独自生活在东莞北正街丈夫留下的老宅子里。女儿们偶尔会回来看看她，她身体还好，还有离休工资，经济上不成问题，只是难耐孤独寂寞。

也许是独自生活久了，她的脾性有些怪，许多事情她都看不惯，也不太愿意与人沟通。到75岁时，她还精神抖擞，在奥南路又盖了一栋新房子，地皮是丈夫留下来的，钱却是她节省下来的。

她在新房住了十年，到2008年她都86岁了。年纪大了，做家务做不动了，更是太孤独了，主动申请住进了东城区敬老院。到底是大气之人，临去敬老院，她分给两个继女一人一栋房子，令她们甚为意外与感激。

到了敬老院，她一开始与旁人相处不好，天天有看不惯的事，动不动就跑到钱院长办公室告状，情绪激动。楼上老人的脚步声太吵、隔壁的老人不讲卫生等等之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让她告了个遍，闹得关系极为紧张，大家也孤立她。

钱院长见她时常心绪不宁，脾气也不好，有些着急，试着劝她：唐妈妈您是敬老院里最爱学习的老人，去上上老年大学吧，学学国学！这可说到老人的心坎上去了，老人喜欢看书读报，那么多孤独寂寞的日子都是靠看书读报打发的。

老年大学离敬老院很近，钱院长亲自陪她去参观，老人一去就喜欢，赶紧报了国学班。这一学，就学出了兴趣，她读《易经》，读《老子》，读《庄子》，生活骤然有了意义与色彩。渐渐地，她的性情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再挑剔别人，眼光也日渐柔和。

这时，我抬头看了看沙发旁边，一只大红花瓶里插了一束漂亮的塑料花与植物，增添了喜庆与温暖。在小书桌上，除了小电视机外，还整齐地摆着一垛书与报纸，旁边是眼镜、放大镜等阅读工具。老人兴致盎然地一一给我展示，她都读了些什么书报：《中国老人报》《中华读书报》《易经》《庄子》等，甚至还有《东莞党史》等革命读本。

老人特别让我看了看桌子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合影，那是老年大学国学班学员的合影，我在第一排找到了老人，老人开心地笑了。她由衷地说，国学班真是好，让我读懂了许多国学经典，也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院长朝我眨了眨眼，偷偷地笑了。

一个白发老人，身旁没有亲人，却活得从容不迫，真是难得。老人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了，在阳台上做做运动，料理料理花盆里那几株花草。吃过早饭后，去老年活动中心上国学课，或者在院子里打打门球，下午在屋里看看书，晚上就不出去了。一日三餐，都只需去楼下食堂吃，甚至有专人送上来。老人都92岁了，爱干净爱整洁，坚持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直到现在，她还没请护工呢。

这时，我看到隔台上放了不少瓶瓶罐罐，都是些螺旋藻之类的保健品，木沙发上也放着几袋刚买回来的保健品，五颜六色的包装很打眼。钱院长笑着告诉我，你看，老人很懂得保健，都买了这么多保健品！老人却不好意思地笑了，有时去听保健课，不小心就买回来这么多！而我却在老人的笑里看到寂寞，也许在她孤独的生活里，保健品成了她精神的安慰！

相比其他老人，唐明老人工资高，每月8000元左右，身体状况也还好，但真正关心她的又有多少人呢！国学也好，保健品也好，给她带来了安慰，让她日子过得充实，她从此得到了素养的提升及心灵的平和！我想，毕竟去日苦多，今日能安度余生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