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范旭东（1883—1945），湖南人，原名源让，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立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立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社，1934年在南京创立永利碱厂，1938年在四川自贡重建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1939年在五通桥重建永利川厂。抗战胜利前，他还有宏大的十厂规划。他被誉为“化工大王”“重化工之父”。毛泽东给他的挽词称赞他“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和《大公报》的发祥地都是天津。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当时永利创始人范旭东夫妇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在金城银行的地下室避难，徐铸成前往问候胡先生，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范先生，“中等身材，面清癯，双目却炯炯有神，穿着一套半旧的西装……他的湖南口音很浓重，但说话很热情，不断问我收听到的太平洋大战发生后国际的新局势”。12日，九龙半岛沦陷，密集的炮火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香港《大公报》终刊号上市后，徐铸成冒着头顶上飞舞的炮弹下山去看胡、范几位先生，金城大厦弹痕累累，范先生看上去一夜没有安睡，见了他还很兴奋，说：“你的社评（指《暂别港九读者》）很得体，很有中国人的气概。”这位留日学化工的实业家接着说：“我昨晚听了一夜炮声，很高兴，了解到日军炸弹的爆炸力很有限，可见它的炸药制造并不怎么先进，我们再努一把力，完全有可能超过它。”他们一起吃了早餐，范先生邀请他到自己房间，大谈对“立国大本”的看法：

立国于现代的世界上，主要在科学、文化各方面打下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是重要的，但比之前者，没有决定的意义，比如，你们能把《大公报》办成一张真正反映民意、敢言而伸张正义的报纸，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尊重，那就在舆论界立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再如，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力求进步，产品在国际上列入先进的行列，那就在这方面也立了一根坚实的柱子。中国有这样几十根柱子，基础就牢固了。政府好比是一个屋顶，好的屋顶会在这些柱子上牢牢建立、铺盖上去；不好的，它自然安放不住，会垮下来，要重新修造，但不会影响下面的柱子。有了这些柱子，终有一天，会盖好一幢举世瞩目的堂皇大厦。

徐铸成听了，肃然起敬，竟至于泪下。

银行家陈光甫说自己一生最佩服四位实业家：张謇、卢作孚、范旭东和刘国钧。1934年8月，卢作孚到天津参观黄海化学社和永利碱厂后，感慨地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他们都是惺惺相惜。久大、永利、黄海是范旭东一生事业的三大支柱。久大开创精盐工业，特别是孕育出永利、黄海的间接成就，永利在基本化工界的业绩，黄海在化工学术上的贡献，永裕在国际经济战线的胜利……在中国无疑都是创世纪的，没有一件是当时国家所不理、社会所不谈的。这一切足以令范旭东傲视群雄，俯瞰一世。

1945年11月，在重庆范旭东的追悼会上，一个女工送来挽词：“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蒋介石亲书的挽幛高悬灵堂正中，上面是“力行致用”四个字。“深痛中国失先生”，是周恩来、王若飞署名的挽联的内容。那一刻，代表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共同的心声，即使呜咽的嘉陵江水也吞没不了这声音。

久大精盐公司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自幼丧父。1900年，17岁的他随哥哥源濂（字静生）东渡日本，改名为锐，字旭东。1908年，范旭东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在老同学何熙曾印象中，他体弱而意志坚强。

辛亥革命激发了青年人的感情，当时已留校做助教、过上安适生活的范旭东再也安适不下去了，他趁寒假回国，在财政部下属天津造币厂任总稽核，负责检验银元成色。仅仅两个月，他就受不了官场的腐朽味，萌生退意。正好财政部要派人去欧洲调查盐专卖法、盐厂的制盐设备，需要一个懂工程的人，他得到了这个机会，目的却是想到德国留学。国内有意办新式盐厂，电召他回国，等他回来，政局却起了变化。当时农商总长张謇热衷于盐政改革，在北京组织讨论会，创办《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笔锋犀利，正在批评旧盐制，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良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官办盐厂的计划泡了汤，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干脆辞职，离开政治中心。他到天津海边一带看了几次，黑煤、白盐牵引着学化学的他，坚定了他办厂的决心。

盐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吃的都是粗盐，被外国人笑为“吃土”。1914年初，一个北方极冷的冬天，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第一次来到塘沽海边，满目疮痍，行人绝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孩张汝谦，叫来带路（以后招到盐厂做艺徒）。范旭东后来回忆：

……大沽口，不是今天的样子。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庚子国难过去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就在如此荒凉的塘沽，范旭东买下曾被俄国占领过的一块盐滩，准备办一家民营的精盐公司，从改良盐质做起。当时，绝没有人能想到，塘沽在他手里成为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

1914年7月，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府呈请立案（以后改称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20日获盐务署批准立案，为期二十年，百里之内不准他人另办盐厂。11月29日，久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募集5万元股本，分500股，每股百元，他负责一半，景本白负责一半。

同年12月，久大在塘沽买下13.5亩地。

到1915年4月18日开第一次股东会时，实收股本41100元，多半是好友凑集的，最初入股人包括梁启超、汤觉顿、蔡锷、周作民、徐佛苏、景本白等，最少的几百元，最多的6000元。梁当时已辞职住在天津租界，每次见面都会问他招了多少股，还会拿起笔来列数计算。此情此景，范旭东三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范旭东和景本白在亲友中募集的股本差不多，1915年4月的第二届股东大会，推选景为董事长，他为总经理。6月，久大破土动工。这年12月的股份底册上，共446股，44600元，还有杨度、刘揆一等人的名字。

学化学出身的他心中有个蓝图，先以平锅制精盐，等到盐税减免、盐价降低，再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学工业。1916年4月6日，久大西厂正式点火开工。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盐开始在天津上市，商标是五角形的“海王”，取自《管子》，海王星循环运行，寓意自强不息，造福于民，也含有海水宝藏丰富、前途如同海洋一般宽广这层意思。范旭东在近三十年后说，自己的“书生之见”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久大由这班书生一时兴会所至，凑合而成，不论世相如何变化，传统的书卷气，总归不能完全脱掉，遇事显得十分迟钝，不合时宜”。他常说：“艰苦尝试，我辈书生，负在肩头。”

久大初创，根基未固，厂房最早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四合院，一对烟囱。

1917年陈调甫初到塘沽，看到久大一对小烟囱，高不过10米，如蜡烛一般，问范旭东：“为什么不做大烟囱？”他回答：“因为急于出货，而且塘沽土壤载重力低，怕有问题。”久大初创，他既是经理，也是唯一的技师。他的办公桌是特制的，比普通书桌要长，右边抽屉下另有一个2尺宽的橱子可以放铺盖，一物三用，白天在这里办公，做化学实验，夜间搬走文件和仪器，铺开铺盖就是床。一两年后，境况好转，这张三用桌的功能才弱化了。这是1948年李烛尘在南京铔厂演讲时对职工说的。

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要冲破这一层很难。旧盐商诅咒久大“不久不大”，久大的法律顾问刘崇佑律师与旧盐商在法律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景本白通过股东杨度，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尝了，觉得好，一高兴，就给了久大五个口岸的销售权，从此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四省（湘、赣、皖、鄂）打开了局面，这几乎是中国盐政史上空前的大事。

1916年久大股东会上增资到10万元，此后多次增资，1924年增资到210万元（增资以后，老股红利5万按6万结算），106个股东中增加了黎元洪、曹锟、冯玉祥、李思浩、李穆等人。

开业大约两年，久大股东除了股息，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的红利。从一开始久大就形成风气，从股东到全体同事，都看重事业，不大计较一己得失。那个时代因为集资不易，募股往往用借债方式，股款要计官息，张謇办大生就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办法，经商或许可以，办工业就很不妥，不管办什么厂，出产品都需要时间，而且新产品初上市，未必有利。如果从收股之日起付息，光是这一笔债，就令人气短。为打破这个旧习，久大章程规定不发官息，有纯利的年度照章分红利，分多少也要看纯利多少，而不是把利润完全分掉。久大红利最多时只到过两成，破例升股一次，每股加了半股。这些安排在久大内部并无非议，让他深感万幸。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制度设计，从久大到永利，能有积累，与这个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永久黄”团体在创业起步阶段就有一个良性的起点。

久大和同业组织“精盐公会”，与旧盐商的“淮商公所”抗衡，争取“人民吃盐的自由”，竭尽所能将食盐从“商专卖”中解放出来。范旭东认为这完全是站在公民立场，说国家公话，与推广久大的买卖无关。经过三年，久大终于冲破旧盐商的围攻，在盐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久大创业之初，来自梁启超、范源濂等人的支持不可小看。在此期间，梁先后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兼任过盐务署督办，怀抱教育救国梦的范源濂几次出任教育总长。假如没有这个背景，范旭东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困难是很难想象的。

1918年4月，久大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和车站、码头直接连在了一起。久大又花了10万元买下三个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年产粗盐十多万担。

久大精盐进入两湖时，范旭东亲自赶到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放鞭炮，迎接从塘沽开来装载着精盐的轮船。从最初年产1500吨，年利五六十万，到1919年扩建东厂，久大年产达到62500吨，收益更丰。他感慨地说，久大同仁自始至终是来久大做事，看事做事，毫无牵挂，如同开辟山洞，有了方向，一面挖泥，一面防水，一面打退蛇兽，遇到顽石或用炸药炸开，排除障碍，向前一寸一尺地进展，日积月累，当然不会毫无所得。这就是局外人所称道的“久大精神”。这个本来普普通通以赢利为目的的工业机关因此有了自己的魂。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归还在青岛的全部盐厂，久大以80万元中标，和青岛盐商集资300万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

1923年，久大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建筑，平面呈V字形布局，正门是三开间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门廊，四根圆柱，加上一个三角形装饰，很是气派。当年是久大公司驻津办事处，叫作“久大精盐公司大楼”。

到1925年，久大从一个厂发展到六个厂，年产精盐从最初的3万担增加到50万担，资本从最初的5万元增到250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久大在江苏大浦办了精盐分厂。1936年，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总店也从天津迁到上海。这是范旭东未雨绸缪，为中日战争预做安排。此时，久大年产上百万担盐，加上永利、永裕，三家经手的盐合计每年有四百多万担，拥有盐田10万亩以上，如果按全国4亿人口计，每人可以分到“永久黄”团体一斤多盐。被预言“不久不大”的久大做到了“又久又大”。

永利碱厂

范旭东回忆：“当我初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塘沽有原盐，离唐山的石灰岩、燃料煤的产地都很近。等到久大粗具规模，精盐产销都有了起色，他看着海河对岸池子里的一片莹白，日夜不息，从渐变到突变，一层层结晶，面对废弃于地的天产之物，范旭东感到发愁乃至着急。

大约1917年，北洋政府财长陈锦涛奔走于各国银行，到处借款，英国汇丰银行要求授予英商“以盐制碱”的特权，以此作为借款条件，陈谎称中国已有人创办，不能再将这个特权许给外人。英国人追问是何人所办，他说记忆不及，查清再告。第二天，他对教育总长范源濂说：“你弟弟办久大精盐厂，何不以盐制碱，久大申请，我当即批准，只是申请日期需倒填年月，可以杜绝外人要求。”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化学硕士陈调甫和电学专家王小徐都有志于制碱，加上一个在苏州办厂的商人吴次伯，他们在南通游说张謇未成，北上塘沽游说范旭东办碱厂，一拍即合。范旭东多年后回顾：“后来南北同志，都愿意把久大当作中心办了永利，中国碱业这粒种子，这时就在塘沽种下。”当年冬天，他们几人在天津日租界太和里范旭东家中试验制碱成功，坚定了办碱厂的决心。一天，他和陈调甫在久大厂外散步，看到一堆堆的盐坨，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感叹：“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这一年范旭东35岁。

吴次伯主动要求南下上海募股，结果一去不返，募股重担落在范旭东一个人肩上。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1934年3月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天津举行成立会，决定集资40万元银洋，到1920年5月9日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实收34.6万元，发起人包括范旭东、陈调甫、王小徐、聂云台，还有财政部盐务署长张弧、长芦盐运使李穆、久大董事长景本白等7人，经济上主要靠久大公司和金城银行，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董事长。两人是留日同学，久大创业时，从资金筹集到申请批准立项等也都得到周的帮助。金城银行从为永利集资，到以后增资扩股，都全力相助，除了直接投资，还动员其他人认股。

1919年永利破土动工，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陈调甫是制造部长，在侯德榜没来之前负责建筑、安装、技术，厂内习惯叫他厂长。以后侯德榜、李烛尘轮流当永利厂长，每人一年。

当时，制碱属于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业，在永利之前，四川、山西、山东、上海嘉定都有人尝试过制碱，先后失败。等到永利的11层高楼建成，耸入天空的烟囱竖起，始终都没能冒烟，有人冷言冷语说，永利最好改成冷饮店，在高楼上招待客人吃冰淇淋，一定凉爽。

1924年8月13日，筹备六年多，耗资160万元，永利终于试工生产，然而生产出来的碱红黑间杂，俗称“红碱”，不是洁白的碱。许多股东乃至发起人觉得投资打了水漂，抱怨、不满、唾骂声一片，矛头直指范旭东、侯德榜等人。永利最初那几年一直不顺利。

英国最大的碱厂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早在1900年就在中国设有分公司，占有大部分洋碱市场，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来华，多次约范旭东商谈。1925年春天，范旭东带了侯德榜和精干的营业部长余啸秋前往大连，卜内门公司表示愿意以资金、技术与永利合作，他谢绝了，理由是公司章程有规定，“我股东只限于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许我其他特权，不独未能助我，反而害我”。

在去大连会谈前，他和李烛尘等就已商定：“永利今日担任着我国民营化工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本身力量和奋斗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主权和制造上是万不能允许外国人参加的。”搞技术的侯德榜想法则和他不太一样，他认为如果能与卜内门公司合作，得到一些技术支持，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此前，1922年夏天，范旭东在庐山遇到卜内门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经理李德立（E. S. Little），这位传教士出身、汉语流利的中国通嘲笑他，中国人办碱厂早了三十年。他回敬：“恨不早办三十年。事在人为，今日奋起直追，还不算晚。”

此后，卜内门公司再次派人暗示，愿意以高出永利投入建厂一倍的资金收购，范旭东的答复是：“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在背后嘲笑他“永利想出纯碱，除非日头从西方出”。

其实，范旭东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在永利开办的第二年，工厂实在撑不下去了，他一度有过把没有建成的工厂卖给外商的念头，对方却落井下石，给出破铜烂铁的价钱，他气愤至极，决心背水一战，死里求生。

1921年来到塘沽的美国人G. T. 李，因为善于改良制碱需要的石灰窑，外号“石灰窑”。他总是一身蓝色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在生产第一线，常常浑身灰土，他说自己是实际工作者，不是白领的绅士。试工时期最大的事故发生在1925年3月，烤碱用的主要设备四座干燥锅被烧坏了，这样一来，就连劣质的红碱也生产不了。范旭东采纳G. T. 李的建议，设计一座旋转型的干燥锅，全部电焊，不用铆钉，但是要到美国去定制，为此永利要停工半年以上。此时永利耗资已有300万元，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侯德榜带了G. T. 李和其他技术人员，登上赴美的轮船。

因为没有掌握碱性物质对钢材的腐蚀作用，永利最初采用钢管做传送碱液的管道，结果钢管因为碱化损坏，影响正常生产。范旭东下决心将价值10多万元的钢管拆下，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吸取教训，他将拆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了一张桌子，放在办公室，以经常警醒自己因无知而造成的损失。

1926年6月29日，对永利是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永利重新开工，而且生产出了雪白的碱。以侯德榜为核心的技术团队经过千百次试验和失败，前后八年，永利至少三次濒临绝境，几乎把久大拖垮，终于制碱成功。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首创的苏尔维制碱法，长期被卜内门等公司垄断，这是第一次在亚洲摘下神秘的面纱。范旭东激动地对永利同仁说：“诸位，今天我们总算制出合格的中国碱……用苏尔维法制碱，在世界上我们永利是第31家，而在远东、在亚洲我们则是第一家。”在学化学的范、李、侯、陈心目中，纯碱乃是工业之母，为了有别于土制的“口碱”和进口的“洋碱”，他提议取名“纯碱”，同仁报以热烈的掌声。

过了不到两个月，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为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获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消息传到塘沽，永利沸腾了，十来年的苦干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庆祝宴会上，范旭东眼含热泪，从不喝酒的他举起陌生的酒杯，向周作民敬酒：“金融方面有周先生，技术方面有侯先生，永利事业可谓稳如泰山。”难得穿上白领礼服的侯德榜向同样难得穿白领礼服的G. T. 李敬酒：“你帮助了永利，也帮助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向你致敬，不忘你真挚的友谊！我送你一个中国名字叫李佐华。”从此，G. T. 李有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中文名字。

1920年9月，“红三角”商标就已在商标局注册，证号是16510，商标图案是黑圈套红三角，中间是一个一个坩埚，外圈是中英文永利公司名称。红三角象征纯碱生产过程，有气体、液体和固体同时反应。

“红三角”纯碱最初日产只有三十多吨，南北各埠争相购用，而且输出日本，供不应求。建厂十年时永利股东第一次分到了红利，1927年，久大的年度业务报告中为此深为欣慰。在纪念永利建厂十周年时，范旭东兴奋得亲自爬到永利最高的楼顶，一边亲手点燃一串鞭炮，一边喊着：“真痛快！真痛快！”“中国基本化工的第一只翅膀伸出来，物质上的收获不大，但加强了中国人在技术上的自信心……”久大、永利的成功，使塘沽这个历经兵火的破落渔村，变成了华北繁华的工业重镇、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