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十洲

雷震，字儆寰。1897年出生于浙江长兴县小溪口镇，谱名雷用龙。他1916年赴日留学，正式更名为雷震。1917年，雷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会”上，由国民党元老张继、戴季陶介绍入党。归国后，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兼任中央军校教官、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

1931年雷震与宋英于北京结婚。婚后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提出《行政改良刍议》，主张国民党进行组织改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雷震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1938年2月，雷震的母亲于长兴家乡遭日军硫磺弹击中身亡，更坚定了他抗日到底的决心。

因深获蒋信任，雷震于1943年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各兼职不变。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国民党推动成立的“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他号称“南京第一忙人”。

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授命翁文灏组阁，雷震担任政务委员，但年底改由孙科组阁后，雷震决定离职。此时雷震在参与国民党改造工作，但因反共与拥蒋立场坚定，他与王世杰一直反对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国共和谈。

1949年10月，国民党大举迁台，雷震在汤恩伯防卫的厦门被攻占后，搭船赴金门、继而在台湾高雄上岸，向蒋介石报告。随后他被蒋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部”材料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蒋介石在1950年聘雷震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蒋的智囊。

自由玩大了，转身成了

政治迫害案的主角

事情要从1949年2月说起，雷震与胡适、杭立武等自由派学者主张仿照“二战”期间戴高乐发行《自由法国》的经验，筹划以“自由中国”对抗“共产中国”的方式，在上海发行《自由中国》报刊，成为“自由中国反共活动”的一环。

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委由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主持。由“反共抗俄宣传费”补贴，积极宣传“自由”与“民主”理念以对抗共产主义思潮。杂志出版初期获得蒋介石默许，许多国民党机关都订阅了《自由中国》，被称为是最珍贵的“精神食粮”，成了岛内销量最广的政论刊物。

历经“二二八”和“四六”事件等军管手段的震慑，台湾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对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恐慌中。《自由中国》则慢慢从“反共”的论述中萌芽出观照“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论点，并成为当时台湾唯一批判时局的政论杂志，成为凝聚来自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堡垒，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鼓吹民主自由的象征。

台湾当局之所以对新创刊物如此容忍，除相信雷震的政治效忠没有问题外，输掉了大陆政权的国民党在台湾除强化军备、防范解放军攻台外，争取美国支持与认同是第一要务。蒋介石也希望以树立西方民主样板的方式，争取美国政府、国会、知识分子与舆论支持。

1950年，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后，以“军事优先”为由决定停止原通过“教育部”提供《自由中国》的每月300美元的补助，改由一次性拨付新台币一万元补助后取消。所幸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另获得每月4000美元的资助。另外，美国的亚洲协会，也于1952年开始长期订购《自由中国》，总算让它有了一项固定而非国民党掌控的财源。

从1951年开始，雷震通过杂志发表要求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言论，以及对时政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批判，已渐渐成为蒋介石眼中的麻烦事。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获得极大提升，蒋介石得到美国的支持，也让老蒋的注意力转向整肃异己、稳固权力上，无须太过顾虑国际上的看法。

接手掌管党、政、军、政系统的“太子”蒋经国，率先在国民党举办忠烈祠公祭的场合，面斥雷震是“受共党唆使”“反动”“危害国民党”，这让雷震十分难过。蒋介石在同年举行“军队党部改造会就职会”上，亦指责雷震的建议“与匪谍、汉奸无异”“寡廉鲜耻”，等于把他的政治思想定了性。

这时，《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刊出了夏道平执笔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判国民党当局金融管制的问题，由此引发了第一次《自由中国》言论风波。原先积极订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订，试图在经济上围剿雷震。

而受到胡适鼓舞的雷震既不信邪，也不闪避，一贯的硬脾气，终于让雷、蒋二人形同陌路。1953年，雷震被解除“国策顾问”头衔。接下来，由于他痛批蒋经国推动设立“青年反共救国团”，引发两蒋的强烈不满。与蒋介石撕破脸皮的雷震，从此也对老蒋不再抱有太多期望。

1954年底，党龄长达四十年的雷震，不但被蒋介石批评为“美国海军武官处的间谍”，更被蒋亲自下令注销国民党党籍，这是他遭政治迫害的开端。但殷海光等人却致函雷震，认为他的“断尾”反而是个喜讯，可喜可贺。

雷震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他大力提倡“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传统，《自由中国》为岛内带来了多元的阅读文化冲击。政治上愈受打压，《自由中国》的销量愈是不断上升，最终每期至少能卖出一万五千本 。

1956年，蒋介石七十大寿，他对外称希望各界杜绝铺张浪费，以进言代替祝寿，提出各项兴革意见，以求“寿人不如寿国”。雷震抓住这个机会，由《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 ”，搜集16篇自由派人士向蒋建言的文章，发起全线批判。

其中，尤以被国民党开除的“立委”刘博昆发表的《清议与干戈》为烈，文章批判家天下的君权思想，清末因慈禧无知导致清朝灭亡，祸延全体中国人民。一时令人瞩目，洛阳纸贵，当期加印了11次。

国民党当局已无法忍受知识分子的直接挑战，开始进行全面、持续地围剿。“雷震案”爆发，雷震被冠以“莫须有”罪名逮捕，《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

新党胎死腹中，冤狱十年

早在1949年，就有蒋廷黻鼓吹成立立场亲美的新政党“中国自由党”，希望由晏阳初、蒋梦麟等人发起，继续团结民主人士，推动“自由中国同盟”。但此时的雷震并不认为有筹组反对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野党”的蠢蠢欲动引起国民党很大的疑虑。

到了后来，雷震的思想有了重大改变。1957年8月初，雷震在致胡适的书信中，再度希望胡适与张君劢一同出面，领导成立新的政党，以健全民主政治，但胡适谢绝，并表示希望他“不要冲动”。

作为《自由中国》火车头的雷震，虽然从蒋介石身边红人变成跟着胡适走，但他绝不局限于胡适的观点。出身官僚体系的他干劲十足，更深知基层组织发展与势力扩张带动思维转变的重要性，加上胡适从陈诚处探知，“只要反攻大陆目标一致，国民党不会不欢迎在野党”的说法，个性冲动、率直的雷震积极奔走，希望组党主张迅速落实。

雷震从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郭国基﹑郭雨新等78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开始，展开他的组党行动。他也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社论，要求“积极展开新党运动”。

1960年5月4日，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主张现有的在野两党无法发挥制衡作用，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正式展开“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5月18日，雷震会同72位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提出十五点共同意见，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 。并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

国民党方面则以“不符法令，将会妨害国家安全”为由，表示对任何新成立的政党将不予承认。雷震了解这是一件政治案件，法律根本毫无保障，也担心牵连到太多人产生冤狱，因此曾通过书信，希望宋英找王世杰、王云五出面斡旋，甚至可向蒋经国说明，尽可能化解政治争议，不要牵连无辜的人。但他仍坚持不怕打压，预料自己“必然被法律解决判罪”，并祝福反对党成立。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1959年2月的“打雷计划”会议记录记载，在国民党当局的“总统府军事会议”中，警备总部批评《自由中国》“反党反政府”，散布“反攻无望论”，“煽惑军心”。

雷震被捕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当局委派“中常委”陶希圣、“新闻局”局长沈锜等人邀约各媒体负责人，散布关于雷震触犯法条与六大罪状事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白皮书，也发动学者为国民党实行军事审判的动作进行辩护 。

其实早在1954年，胡适打算由个人作保，美国国务院出面，邀雷震赴美治疗眼疾，或聘雷震讲学，希望借着雷震出国化解与当局的紧张局面。硬脾气的雷震则是坚决不向美国“大使馆”提出保护申请，日后他回忆，当时他的回答是：“宁可吃牢饭，也不能给‘国家丢脸。”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他说：“我们不能祷告，蒋也清醒不了。”

国民党当局眼看着吓阻无效，由“警总”出面劝阻也未见其功，新党即将成立，决定收网，循法律途径制裁雷震。1960年9月4日，雷震、《自由中国》编辑傅正、 经理马之骕、已离职的会计刘子英共四人，遭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逮捕。

蒋介石丝毫不顾任何抗议。10月8日，雷震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迅速拒绝了申请提起非常审判的要求。他认定，《自由中国》背后有中共运作，所以逮捕行动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台湾“国史馆”在2002年9月公布《雷震案史料汇编》揭露，雷震叛乱案未审先判，完全是依照蒋的旨意行事。根据这份机密档案，蒋介石在1960年10月3日上午11时，也就是雷震案宣判之前，亲自在台北“总统府”召集会议下达四项指示，包括：雷震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后续复判不能变更初判决；判决书要平淡，须注意百姓心理；《自由中国》必须停刊 。

雷震案当时，年近迟暮的胡适，对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已束手无策，只能借雷震在狱中度过第一个生日的机会，手书《桂源铺》一诗慰问。诗中暗喻系身囹圄的雷震，正如一湾清流，被阻挡于万山围绕中，只能期待终有一日云开雾散。雷震感念胡适的友情，把这首诗放在每本日记与回忆录的封面；这首诗也成为日后台湾民主运动反抗国民党压迫的共同诉求。

感到“极为惊异”的胡适，为挽救雷震，两度在美打电报给陈诚，主张“逮捕雷震，压迫新政党之组成行动，是违宪的”，还说指控“一心爱国、反共”的雷震叛乱，“是一件最不寻常之事”。胡适主张，“国民政府”应由“司法”公开审判，而非用军法审判雷震。

1970年9月4日，雷震十年冤狱届满，清晨6点出狱。为了避免引发新一波争议，据李敖所述，国民党特地把在台外籍媒体先一步邀请到日月潭旅游、采访，搞了个调虎离山的把戏，不过李敖还是带着两名外籍记者，亲自见证了雷震离开这所禁锢他十年的黑狱。

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后，1988年4月，距蒋经国过世不过三个多月时间，时年87岁的宋英公开表示，雷震案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所谓间谍案，只是国民党以伪证诬陷雷震，所以全案均为“冤狱”“党祸”。但是，“监察院”日后的纠正案未能厘清冤情，还雷震清白。

雷震出狱后，眼看《回忆录》被没收，便以带病之身奋笔疾书，希望重新叙说，可惜的是，最关键的组织反对党部分还没有开始写，雷震就不幸病逝。

狱中日记确定遭焚毁，等于让这段史实形同空白。其余雷震亲身观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联俄联共、国民参政会与政治协商会议运作、民主同盟互动、国共内战等，也都或多或少丧失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当下，台湾岛上的“本土主义”的排他倾向愈加显著，政治视野愈加狭隘。一批“台独”人士，还借雷震的政治遗产活跃于政坛，而他的有关政党应具有的包容性及理想性的主张却在这块土地上被无视，且走向极端，这或是历史跟雷震开了个大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