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

一

1963年，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奉调西北局，北京市委派廖沫沙兼任历史学会党组书记。廖、吴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关系，但1961年吴晗写成《海瑞罢官》剧本时，廖沫沙曾经写过欢迎吴晗从史家走到戏家“破门而出”的创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廖沫沙兼任党组书记，吴晗是欢迎的。在我的印象中，廖沫沙为人很诚实，是想为党多做点工作的老同志。大约他们都不会想到要行使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记得廖沫沙到任后，学会召开一次党组成员和常务理事会，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多。会后大家都觉得饿了，邵循正和许师谦提议到动物园对面的小铺子吃点饭。邵循正是教授，工资高，他说他请客。廖沫沙听到后，好像不知道被邀的有没有他，就对我说，身上连一两粮票也没有，否则就和你们一起去吃饭。邵循正一听，说他也没有粮票。幸而我身上恰好有两斤粮票。这样，我们五个人才到小铺子吃了一顿饭，一共才花了十多元。这五个人中，除我之外，都是教授和高级干部，生活却这样简朴，看不出有任何特权。

廖沫沙担任党组书记后不久，即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就发表梁璧辉的《“有鬼有害”论》，对廖沫沙1961年8月发表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批评。廖沫沙当然知道，梁璧辉的文章是有来头的，他思想上自然不无压力。但这些事，当时我并不太敏感，也看不出批评者有什么来头。在差不多同时，吴晗1962年5月在《前线》“三家村札记”栏里发表了《说道德》，以及随后分别在《前线》《光明日报》发表的《再说道德》《三说道德》，先后遭到学术界一部分人的批判，争论的焦点是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吴晗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吸收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这个表述，一般来说，并没有太大错误。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述，即：“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而每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在它没有走向完全腐朽之前，它的经济关系，包括精神和物质都有合理的部分。作为道德，当然包括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内。况且，在统治阶级的道德中，诸如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的忧乐观等等就有超越社会形态的内核，当然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列宁就曾经痛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是“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道德当然也属于文化范畴。

经典作家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在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在那种多数人思想被扭曲的年代，即使那些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背得烂熟的人，在讨论中也不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的说法，而极力主张到劳动人民中去找道德继承。对这场争论，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同情吴晗的。吴晗在写了《三说道德》之后，就不再应战了。当时我以为是他话犹未尽，又不愿意再花太多时间去争论，就只好不了了之。一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因为道德继承论问题，市委领导还在北戴河开会研究是否对吴晗公开批判，并已经写出以“金世伟”署名的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吴唅还因此在北戴河做了三次检讨，并写出自我批评文章。后来还是中央说作“内部问题”处理，才没有公开批判，但作“内部问题”说明性质很严重，近乎外部（敌我）问题了，所以才有作“内部问题”之说。

不过，尽管上面这一决定在当时对吴晗是采取保的办法，但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这个“保”对吴晗未必是好事。如果此时吴晗因道德论而遭批判，最多也只落得如周谷城因“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罗尔纲的“李秀成诈降论”一样，而不至于在后来当成“文革”开刀祭旗的对象。

1964年，学术界已经很不太平，哲学界、史学界、文艺界都在抓典型，搞大批判，史学界突出问题是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因为1962年戚本禹写过一篇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变节分子，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当时正好英国把李秀成用过的宝剑赠送给中国，中国把它当成革命文物收藏在革命博物馆，曾经广为宣传过。据说周恩来总理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之后，很生气，认为这是给自己脸上抺黑，要史学界开个会澄清一下。正因为有这个背景，史学界这次会才备受重视，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等等史学名家都到了会，会上一边倒对戚本禹的文章进行批评。当时原计划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再开一次讨论会，继续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并对李秀成进一步做出正面评价。邓拓知道后，给吴晗打了电话，表示不开为好。他认为一边倒的会议，多开一次就成了围攻。这是因为前一次会议，批评戚本禹意见一边倒，邓拓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会围攻戚本禹，但尽管如此，戚本禹对史学界对他的批评不但不会忘记，而且耿耿于怀。

1964年学术大批判的形势出现之后，在康生、江青的鼓动下，戚本禹写了第二篇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的文章，把上次正面评价李秀成的观点说成是替叛徒辩护，而且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被提了出来。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变成对不同意戚本禹意见的人的批判。形势之所以这样逆转，也是有其原因的。戚本禹第一篇文章遭到批评之后，毛泽东看到了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亲供》，这是曾国藩家的藏本，被曾国藩的后人带到台湾的。

据说毛泽东读后，在一张刊有戚本禹文章的报纸上批了这样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对戚本禹来说，当然是反击的本钱。在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召开一次李秀成评价的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主要是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央一些史学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戚本禹化名和林杰一起来出席这个讨论会，会上观点基本上是一边倒，都是支持戚本禹的，有个别过去发表过批评戚本禹文章的人，在会上做了检讨。

会议之后，首都各报要求发纪要。当天晚上，我把纪要整理好，本想第二天一早发往各报。夜里12点多钟，许师谦来电，称邓拓来电建议不要发消息、纪要，还是原先那个意见，一边倒的会以后最好少开，更不要报道。几分钟之后，吴晗也来电话，说了相同的意见。邓拓两次干预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报道，我以为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这个问题过于敏感，怕有背景，作为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把把关也在情理之中；二是单纯从有利于百家争鸣来考虑，反对开一边倒的学术会议。如是后者，就可说明当时邓拓是比较注意百家争鸣的，或者说对这场学术批判运动未必是太赞成的。

二

学术大批判正在热烈展开之时，即1964年九十月间，学会的党组在六国饭店开会，吴晗列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大中提出，从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学会的业务干部应该下去搞“四清”。

这件事因事先没有和吴唅商量，他表示不同意，说秘书下去谁来开展学会的工作，学会的活动不能停。张大中说，从长远考虑，还是下去吧，学会活动暂停一段。看来这是宣传部的决定，至少是李琪点头了的，张大中的意见似无商量余地。按照我的想法，由于搞学术大批判，学会活动已很不好开展，上面的决定，不管釜底抽薪也好，培养干部也好，我宁肯相信后者，因为前者是深层政治问题，凡人不好去猜测它，只好相信宣传部说的从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因此我也赞成三个秘书都下放搞“四清”。第二天市委正式下达抽调我们四人（包括副秘书长一人）下放搞“四清”的通知。

几天后我被派到通县牛堡屯公社的一个大队搞“四清”，队长是彭真的大秘书张道一，我们都叫他老张。由于工作组干部的构成，也有人认为这个“四清”点是彭真的点。1964年11月的一天，我被当作先遣部队带了两个队员来到村里，因为是先遣，又人生地不熟，乘坐市委的吉普车来的。到了大队部，让大队长安排了住处，并派饭。我向他说明，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饭也派到贫下中农家里，队干部的饭不吃、房不住。这些都是出发前组织上的交代，是不能违反的纪律。一个钟头后，大队长来叫吃饭，把我们三个带到他家里，我问是谁的家，大队长说是他家，中午凑合吃一顿，晚饭再派贫下中农家，他说其实他家也是贫农。我怕违反纪律，也怕群众说一到村就坐到队干部家里去，就说上面有规定，请他另派饭，并向他致歉。这个大队长人很精明，倒不多说什么，又把我们带到大队部。

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贫下中农确实很热情，对我们的到来大多持欢迎态度。因为在三年困难中，这个村曾经饿死15个人，所以把这个村当作重点村，工作组人数达40人左右。除了抽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之外，共青团、民兵、妇联都是从市区和县区调来的专职干部。这个架势，说明工作队在这个村要大干一场。当然，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可以比较快地把工作展开。但由于人多派饭的轮转太快，群众负担也很重。原先规定不能吃肉菜，鸡蛋、豆腐也不能吃，开初几天和群众闹得很僵，说我们不是群众的贴心人，不领贫下中农的心意。

幸好队长老张还比较开明，说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要把人家一点好的都吃光就行了。可是，什么是好的，什么算普通的也不好说清楚，吃了几家，我就发觉，群众再困难也想办法去整点细粮，如大米、白面来给工作组吃。但一天两天能应付，时间长就应付不了啦。派饭成了群众的负担，贫下中农从心底里不欢迎派饭，负担太重。这件事几经争论，最后决定在一个小学里自己做饭吃，这当然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这个村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是复员军人，支部书记章中还是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立过三等功的。但因为他们是大队长、支部书记，他们就理所当然是革命对象了。在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时，揭出他们多吃、多占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情。比如大队亏缺几万斤粮食，过春节时队干部每人私分了几十斤肉，等等。但和他们见面时，他们却大多不认账，任凭群众怎样批斗，也不多承认一点什么。碰到这硬骨头，工作组也有点头疼。春节放假回家时，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成家，就自告奋勇留守村里，自己用火炉烧点东西吃。工作组离村前，队长授意同志们给我买了一些年货存着，几位细心的女同志还去买了许多零食，说无聊时就嗑瓜子。大年初一那天，有人来报告，说大队长邀集一帮人在队部开会。我觉得有点蹊跷，工作队进村后，生产队、大队都安排了抓生产的干部，而且明确规定，队干部一切活动都要取得工作组同意。大队长怎么私自召开会议。

当我赶到会场时，已是正午时分，已经散会。这件事不大也不小，如果不问个清楚，大队人马回来之后不好交代。于是我让人去把大队长找来，一见面他就道歉，说不知道我没有走，所以事先没有向我报告。我问他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说马上开春，小麦要堆返青肥，工作组回来后，运动任务大，怕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动员社员把肥先送到地里去。我问他除此以外还谈了些什么。他发誓绝没有说过一句埋怨运动或对运动不满的话。我让他坐下，说他是否想表示一下他这个大队长还没被撤，工作还在抓。对这一点，他不太否认，因为我没有说他对抗工作组，他还能接受得了。

可是，这件事却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设若大队长讲的话是真的，他开会的目的确实是因为春耕，那么，对这个干部应作如何评价。这又使我联想到村里另一名主要干部，即支部书记章中。他态度不好，顶撞了工作组，被停职反省。但是揭发他的问题时，群众在工作组的鼓动下慷慨激昂，揭了许多问题，可是一梳辫子，却大多是上不了纲的，也就是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的。现在他在家里就经营他那点宅基地，其他什么也不干。原以为他民愤很大，可是民愤在哪里？还不是来自工作组的煽动。大年初二的晚上，我让他儿子去把他请来，让他平心静气地谈谈村里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他问我想听什么，我说什么都想听。

他说，这个村里是饿死了十多个人，可是当时粮食也搞“一平二调”，大队收下粮食还来不及分给老百姓，上面就来拉走了，说群众不够吃再补回来。开春粮食家家都奇缺，原先有点病的，不耐饿，就饿死了。这些都是上面干的，现在都怪生产队长，实在也不太公平。我问他他们家里怎么样。他说老父亲生病在床，没有钱治疗，家里没有粮食，靠小孩他妈去挖野菜。老父亲有病咽不下野菜，一家人干着急，要不是靠一个侄儿在北京工厂当工人，每月捎回来点粮食，父亲不也会饿死吗？他讲了他家的情况，也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大跃进”时期他并不在村里，是在通县帮人家烧锅炉，三年困难开始后，他被遣散回来。1961年冬天社教运动调整班子时他才当支部书记的。村里饿死人时，他还没有当支书。不过，他对村干部难当，颇具同情。他说，工作难做，百姓连种植自由都没有，更谈不上分配了，怎么能有积极性，谁种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种地过不了好日子，谁种？最后，他说感谢工作组罢了他的官，让他休息一下。他说，给我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可我连什么叫资本主义都不知道。连卖两个鸡蛋都是资本主义，有条件吃点好的也叫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咱们无产阶级都注定要吃坏的，要永远过穷日子？

对他的这番慷慨陈词，我觉得这个人不那么简单，我没有过多批驳他，只叫他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向群众有个交代，取得群众的谅解，党员嘛，总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当然知道，我讲的都是一些套话，他爱不爱听没有关系，但我必须这样讲。而他对我这些话也并不太在乎。临走时，他问我是不是会因为他刚才胡说八道批斗他。我说不会因为这次谈话而批斗他。

他走了，我考虑了许多问题，这场“四清”运动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怎样理解有许多农村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这个说法，生产大队这一级干部是不是大部分都坏掉了。我的视野只是在这个村，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但对这个村，我们也是带着框框来的，进村前介绍情况时，把这个村的干部说得很不好。可是，如今搞了半年多，并没有揭发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材料来。按照我的习惯，我把留守期间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大队长私自召开会议及其说明、找支部书记谈话等都写在其中，只是支书关于资本主义的说法，怕引起一些人公愤去揪斗他，就没有写上。初七过后，工作队的大队人马都回到村里。我把日记呈交工作队队长，他看后认为很好，批示全体工作队员传阅。

因为通过日记他们对离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了解得清清楚楚，仅这一点大部分工作队员自然叫好。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向我提出了意见，认为没有和大队长进行必要的斗争，不该单独找支书章中谈话，特别是几个女同志更是认为我这样做会犯立场错误。这些意见经过工作队长又转回到我这里。我问工作队长，怎样理解他们提的意见，他说“听听就是了”，言下之意不必把这些意见太当成一回事。

三

开春以后，工作组必须抽调一部分人力抓生产，决定每个生产小队派两名工作队员去参加领导春耕并和群众一起劳动，其他队员则投入对“四不清”干部的核实定案工作。在定案过程中，工作组一般还是认真负责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这和工作组队长的工作作风有关，他比较讲究实际，在全市工作队派饭吃什么不吃什么界线森严时，他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群众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取消不吃什么的禁令；在全市“四清”工作队还实行派饭时，他下令工作队自己开伙做饭。这些改变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而今进入材料的核实定案阶段，他也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在全村揪出来称得上“四不清”的基本上没有，比如管财务的有点多吃多占行为，账目混乱，被撤换职务。三个生产队长虽有多吃多占行为，但并不严重，是属于工作拿不起来，不称职的干部，通过改选把他们换掉。剩下的两个重头，就是大队长和支部书记。给大队长定案是犯有一般的“四不清”行为，工作还比较肯干，生产在行。工作队队长的意见是给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行政上保留大队长职务。

工作组经过三天讨论，意见很不容易统一，主要是有一部分队员认为这样就等于白干了，原先定的坏人照样当政。经过再三说服，使大家认识到处分不应当是目的，主要是把问题搞清楚了，而且要从村里生产的发展和稳定来考虑，这才是大局。最后算是勉强同意保留他的大队长职务。

当讨论对原支部书记章中的处分时，争论更加激烈了。绝大部分工作队员都主张开除章中党籍，主要原因是他和工作组不配合，许多人认为必须对他动真格的。工作组队长又不明确表态，说让大家讨论，通过讨论提高队员们的政策水平。最后一天讨论，上级来了电话要求第二天报批，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一天讨论出结果来。而这一天工作组队长又被叫去市里开会。争论主要在两种意见上，一种是留党察看，一种是开除党籍。开初主张开除的意见占多数，这倒不是章中罪该开除，而是他犯了顶撞工作组的大忌，工作组不少人感情上转不过来。经再三讨论，主张留党察看的慢慢增多。最后又变成察看一年和察看两年的分歧，后者的主张占压倒优势。我受队长委托主持了这个讨论。我和一部分同志提出留党察看一年的意见，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最后仍然留党察看两年的意见占多数。工作组统一了意见，当天晚上召开村支部大会，讨论对章中的处分决定。按党章规定受处分党员必须出席大会，并可以申诉个人的意见，因此，章中也出席了这个会议。村里的党员大会上，工作组仍然有人提出开除党籍，有的农村党员也跟着喊：“开除！开除！”有人问章中：“你说呢？”章中说：“开除！”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我看这样开下去不行，就把工作组事先研究过的意见说了，但我没有强调察看一年还是两年。人们往重的方面理解，而且实际上在这个会上“一年”是通不过的，工作组统一思想时说的也是留党察看两年。最后以支部大会决定，给原支部书记章中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这个村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定案工作正在进行，大量的收尾工作还没有做。市里突然下达通知，要我们立即回原单位去开展工作。这大概又是吴晗的催促，原先他就不主张秘书下去搞“四清”，他认为学会的工作中断太久不好，在村里“四清”工作进入后期阶段，抽几个干部回去单位工作，应当是可以的。于是，我告别了“四清”的队长张道一。

后来，因工作关系，和老张还有联系。特别是因写了《吴晗传》和他以及他的夫人张从丽来往很多。《吴晗传》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而张从丽当时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