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珺

杨伯达在故宫工作的时期是其人生最重要的篇章，也是最具华丽色彩的生命乐章。

其间可以分两个阶段，即“文革”前进入故宫和“文革”结束后重返故宫。其中，“文革”前是杨伯达进入故宫博物院，在研究故宫传世珍品和库房藏品中发现问题、积累学问的阶段；也是杨伯达人生中潜龙勿用、韬光养晦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他日后成为博学的杂项专家以及玉器专家起了关键作用。

故宫前缘

1952年，25岁的杨伯达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展览工作室是由原美术供应社更换机构名称之后成立的。美术供应社由延安时代的美术家张仃和吴劳任社长、副社长。这个展览工作室相当于专门为政府机构的会议、活动服务，比如为政协大会布置会场、在国庆节对天安门进行布置。在全国而言，这个小小的展览工作室的工作能量是极强的。

有一次，全国总工会专门找到展览工作室，要求工作室筹办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主题就是为了推广鞍钢技术革新成果。当时杨伯达接待了对方，问对方是否带来了展览所需材料。事实上，对方连展览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做展览在当时是新生事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怎么能办成展览？全国总工会书记处韦诚特别邀请工作室来承担这份工作。作为副主任，主管展览陈列的杨伯达无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向总工会提交了工作计划。筹办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

杨伯达带着二十多个工作人员，下到鞍钢工厂里，专门为展览收集材料。这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展览的材料也落实到各厂处。杨伯达拟定了展览的陈列大纲、展览体系、展览主体内容以及展品，将整体方案上交全国总工会。方案获得同意之后，鞍钢各厂办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完成展览模型制作和文字材料编辑等工作，此时杨伯达等工作人员才算完成工作的第一步，回到北京。

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炼钢技术在全国的第一次大型展览，国家领导和社会各界异常重视。1954年，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在现在的北京劳动文化宫大殿举行。开幕式当天，当时的国家分管工业的副总理李富春和全国总工会主席以及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全部出席。

当时总工会的领导专门向李富春副总理介绍了杨伯达：“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工程师。”李副总理主动和杨伯达握手。在当时中国工业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个技术革新的展览在全国反响很大，而这样的展览在全国也是首次。杨伯达说：“我也不是工业技术人员，我对炼钢技术的了解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走过来，最终走到了展览成功。”在大家的记忆里，北京当年举办的其他大型展览就没有超过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的。

因为要经常举办全国性的大型展览，展览陈列在国内成了一个新课题。杨伯达平时学习中西美术史知识，现在更关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博物馆陈列与展览，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和展览会。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博物馆还是个新生事物，苏联和东欧的博物馆改造和建设走在了中国前面。

杨伯达到了展览工作室，因为工作出色，不久就受中苏友好协会邀请，参观考察苏联博物馆。

当时中国的参观考察团在苏联也受到相当的重视与礼遇。在苏联的每个博物馆里，馆长都亲自接待中国学习团，陪同的讲解员仔细地讲解每件陈列品的历史及艺术特征。如果参观者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断讲解员的话请翻译转述并解答。后来得悉这个讲解员是位博士，而中国代表团的陪同翻译是普希金诗歌的译者、著名翻译家高莽，可见陪同工作人员都是“重量级”人物。

这个中国参观团在苏联莫斯科参观了二十多个博物馆，一下子接触到如此丰富的博物馆学知识，杨伯达心潮澎湃，兴奋不已。在整个参观过程中，他拿着笔快速地记录，记录这些博物馆的重要艺术品，学习博物馆的最新陈列模式。每天回到宾馆，他的行李箱里便又多了一本厚厚的笔记。

杨伯达受过美术史教育，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展览专业知识，是一位年轻的业务主力。有时候，机缘就是一步步走向时刻学习、时刻注意提升自我的人。

有一次，杨伯达参加国外博物馆活动，参观团的团长是著名民俗文学专家李敷仁先生。考察团回国后抵达的第一站是长春，团长没让大家直接回北京，这位有心的团长要大家都下车，在长春住下。没想到大家安顿好了，团长宣布每个人都要写参观总结。

一般情况下，参观考察活动都是在当时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回去后时过境迁，心情散尽，就写不出东西了。考察团全体在长春大概住了十几天，这十几天大家都在埋头整理参观心得。

杨伯达是专业搞展览陈列的，本来记录的资料就丰富，于是把笔记整理归纳了一下，在长春宾馆写了一篇《苏联博物馆陈列介绍》，有近万字，但是没有写完。杨伯达就对团长说：“你放心，我回北京后一定把文章全部写完。”杨伯达回去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守诺言，继续写这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月，杨伯达发现这已经不是篇文章，而是篇关于国际博物馆陈列的论文。

不久，杨伯达收到一份1954年第4期的《文物参考资料》杂志，这是《文物》杂志的前身，是博物馆系统里唯一一份行业杂志。他在杂志里看到了自己的这篇文章，文章前面还有编者按。他那篇关于国际博物馆陈列的论文连载了三四期。此文一发表，在全国反响巨大，顿时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对国际博物馆陈列很有研究的年轻人。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全国博物馆征集藏品等活动频繁，但是没有先进的博物馆管理和陈列资讯；去国外考察的机会很少，出国考察博物馆这类活动更少，这类的专业博物馆文章非常少见，如此详尽的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介绍令人叹为观止。

杨伯达当时只有七年的工龄，但是他以文会友，认识了全国很多博物馆专家，于是与国内著名博物馆建立了联系。1955年，故宫博物院领导还专门请杨伯达就博物馆工作做了一次报告。那时我国的博物馆建设主要承袭德日派和英美派，苏联博物馆陈列经验尤为可贵。

在中央美院的展览工作室，杨伯达工作仅五年，他在展览陈列工作的实践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举办了全国轰动的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原本熟悉资本主义博物馆的杨伯达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陈列学的基础上提升了展览陈列的理论高度。

在展览陈列工作领域，既有实践成果又具备国际化理论高度的人才，在当时绝对是凤毛麟角。人一旦“出名”，各种各样的机会便随之而来。杨伯达拥有扎实的美术史知识，又有较丰富的博物馆陈列经验，成为了各大博物馆欢迎的有才之士。

1956年4月，正逢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有变动，有一次和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见面，杨伯达问吴院长要不要他到故宫工作，吴院长很高兴地说“欢迎欢迎”。就这样，杨伯达来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当副主任。自此，杨伯达与文博结下不解之缘。

积蓄疑问

1956年4月，杨伯达调入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副主任。杨伯达说：“当时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属于平级调动。”当时的陈列部主任是唐兰（第一任主任是王世襄）。在陈列部工作的人员中，有许多文物界的专家学者，如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等几位先生。

在“文革”前这段工作时间，杨伯达主持故宫博物院陈列工作，每年要举办6到8次陈列展览活动，每次展览活动经手780多件文物。故宫杂项专家李久芳回忆：“当时杨伯达先生主管院内外的陈列展览工作。我在陈列部当组员，杨主任可谓是我的顶头上司。当时觉得杨伯达年轻有为，为人率直，工作能力强，很有魄力，深得大家的赞许和尊敬。”

杨伯达以陈列展览专家的身份进入故宫博物院，那时他已经有四年的陈列工作经验，参观和学习过苏联二十多个博物馆，东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二十多个博物馆。 1953年，中国美术协会筹办“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览”，出国展出包括瓷器、玉器、象牙雕刻和纺织品等中国工艺品。杨伯达回忆：“当时我们出国办展览，我要熟知这些参展艺术品。在保加利亚展览的时候，有保加利亚总书记和部长出席观看展览。当着对方国家的总理部长，我还要讲解。”为了这次现代工艺品的出国展览，杨伯达准备得非常充分，对于瓷器如何烧制、有多少品种等问题，杨伯达是如数家珍，对答自如。在展览工作室工作期间，杨伯达为了深入学习中国美术工艺品，还专门找《红楼梦》看。“人家是看宝哥哥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我是专门看书里对器物的记载，当时我就是这样为我的工艺美术打基础的。”

杨伯达没想到，一走进故宫，那就是掉进了宝库。这里可是收藏百万件古董的“龙窝”，而这些古董涉及太多学科和知识，即便故宫当时的专家都无法全部了解，美术史所记载的古董文物也非常少。当时故宫陈列工作方式简单，设备落后，工作中遇到的最关键问题是文物真假难辨。杨伯达说：“我有国外展览陈列经验，拥有世界领先的博物馆展览理念。对进故宫工作，我很有信心。一接触到文物，我一下子觉得不行了。文物是一个行业，不是美术史，不是历史行业，那可怎么办呢？或者我赶快向吴院长说，我走了，逃离掉。后来我想，我到故宫来是找了吴院长，怎么能再跟他说我回去呢？这个我不好意思，我觉得中国人还是讲信誉。那么我就下决心，我想我可以做‘另一个半专家。”其实，杨伯达是想通过自己长期学习成为由两个“半专家”合成的一个专家，即陈列与文物的全才专家。

在工作期间，杨伯达积蓄着对文物的疑问，晚上再带着问题去查阅图书文献。故宫神武门每天晚上10点关门，他就每天看书到关门时。因为看书看得很入迷，杨伯达经常忘记时间，警卫人员看灯还亮着，就问谁在里面，杨伯达就说：“还有我，我马上就走。”渐渐地，警卫人员和杨伯达越来越熟悉，他们看到有灯亮就知道一定是杨伯达，咳嗽两声，也就不问了。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杨伯达把所有能看的、需要看的书都看了，包括文献、考古、评论、美术史方面的书。

清朝大内曾刻印过一些美术类书籍，但是因为门类少，偏重书画，且是油墨印刷，图像不够逼真，对研究器物学的杨伯达来说用处不大。他钻到图书馆一查，发现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对杨伯达来说是最好的教材。当时故宫博物院懂日文的仅有杨伯达，不久，杨伯达又发现日文版的《玉器》《漆器》《青铜器》等美术书籍。这些书籍对杨伯达来说犹如捡到一把金光灿灿的钥匙。

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很难开展，出版物也不够多，而日本人已经科学地引进了大量欧洲先进的美术资料。这些专著对杨伯达思考文物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资源。故宫佛像专家冯贺军解释：“日本学者研究艺术的方法还不同于西方学者。西方学者对艺术会总结出整套理论，然后将其放之四海成为标准。日本学者对艺术的研究既有西方的理论总结，更重要的是会进行大量的考据，这一点是沿袭中国古代对艺术研究的传统。”通读这些美术书籍，对杨伯达而言，积累了大量艺术理论和学术知识，为杨伯达日后在雕塑、玉器和杂项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工作期间，杨伯达对库房里的古董多看、多上手、多琢磨；业余时间就多看书。当时我国对文物考古没什么记载，有文字记录的仅仅是书画青铜方面，文物研究也就属于三大家、四个主要分类（三大家为唐兰、陈万里、徐邦达；四个分类为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给自己定下任务，他除了熟读世界美术方面的书籍，还特意选取尚无大家研究的领域深入研究。

“故宫库存就有二三百种门类，哪一类都很难。”如何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如何在资料贫乏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古代艺术品的研究？这不仅是杨伯达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踏进社会的学生，每一个转型到新领域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杨伯达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杨伯达选择潜心研究、等待机会，正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在古器物学这个浩瀚的领域，杨伯达在寻找他的研究方向，但是无法断言，到底是工作上的哪一项任务会导致他的研究方向得以聚焦。如同众多雄心勃勃的厚积薄发者，他不仅关注未来的目标，更重视自己当下的表现。作为一位研究者，首先需要主动性，其次还需要机智、想象力、探索性、创新精神。一旦开始了研究，杨伯达就陶醉其中了。这就是他的事业，是令他兴奋的生命之旅。

成为专家

如何从这些浩瀚的故宫珍品里找到自己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呢？整日研究资料的杨伯达总有一天得上阵实战。

20世纪50年代，为了弘扬中国古代雕塑的优秀传统，故宫要在奉先殿开设雕塑馆。整个雕塑馆的筹备工作不仅得到文化部、文物局领导的支持，同时还得到社会上的雕塑家、文艺理论家、历史考古学家的无私帮助，由刘开渠、阎文儒、王朝闻、叶恭绰、吴作人等组成的雕塑馆筹备委员会堪称汇聚了中国顶尖的专家。各地博物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将所藏雕塑精品聚集故宫。

负责雕塑馆后期工作的就是陈列部副主任杨伯达。当时选入雕塑馆陈列的雕像以故宫藏品为主，同时商借其他文物收藏机构的古代雕塑精品，不能移动的造像和雕塑品就用石膏模型替代，力求雕塑馆全方位展示中国雕塑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雕塑复制品的工作就风风火火地展开了。工作组找各朝代的佛像雕塑精品“翻模子”，准备做展览，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历时很久。巧的是就在准备展览期间，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修德寺院里发现一个坑，这个坑里有上千件的佛像残件。通常我们看到的佛像是没有年代记录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坑里的佛像底座有铭款。

杨伯达意识到此事意义非凡，当时中国对佛像雕塑的年代鉴定非常含糊，而这个修德寺大坑里有年款的佛像，无疑为鉴定佛像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故宫雕塑馆展览最终在1958年8月开启。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好创办院刊，负责院刊的是唐兰先生，他请刚来工作的杨伯达写文章。杨伯达说：“我初来乍到，恐怕还不能按时写出文章。但是我保证写一篇文章给院刊的第二期。”

雕塑馆成立之后，杨伯达开始研究中国雕塑史。当时故宫保管众多藏品，年代鉴定不清，真伪难辨。众多藏品靠图录鉴定极不准确，因为图录采用油墨印刷，看到的图案多不清晰，不容易辨认。有心的杨伯达一看到修德寺出土的佛像，就着手专门研究，从年款来分析各个时代的佛像特征。但是从这上千件佛像的艺术特质中寻找规律，也不是件容易事。杨伯达一直抱有“反对材料保密，让每个研究人员机会均等”的思想意识，他将这些佛像特征公布，提出了自己对各个时期佛像艺术变化的观点，并配有佛像照片。

杨伯达在曲阳纪年造像中，清楚地看出自北魏神龟三年（公元520年）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这八十六年间该地区的造像系统，是继承型造像与革新型造像交错发展的，这是石窟寺难以表现的。他认为，与敦煌、云冈、龙门、响堂山等皇家权贵所凿石窟相比，曲阳修德寺石造像是以洛阳以东、邺都以北的中山地区民间世俗阶层为祈福成佛而雕造，是民间匠师的杰作，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特点。杨伯达意识到修德寺佛像在佛教雕刻历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补充了石窟寺纪年造像的空白，又反映了这一时期庙宇石造像艺术的概貌，从而证明北朝石造像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在佛教雕刻史上占有独立地位。

杨伯达将自己写的关于曲阳修德寺佛像研究的文章在院刊发表，没想到这篇文章在艺术研究领域引起很大震动，连外国专家都看到了此文章。

有一次杨伯达到日本出差，许多日本雕塑家都希望杨伯达能将修德寺全部佛像的图录出版，杨伯达才知道自己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受到如此重视。但要出版曲阳修德寺出土石造像全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杨伯达与研究中国雕刻史的日本专家松原三郎商量，由杨伯达重新补充此论文和重拍彩色石造像图片，由松原三郎翻译成日文，由东京美术出版社出版，特别在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发行。不过这已经是1985年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有一次杨伯达在甘肃参观石窟寺庙，游客中有许多日本学生，每个人手里拿着本书，对照着观看寺庙的佛像。而这本书就是杨伯达写的佛像专著。没想到杨伯达到故宫博物院写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成为日本学生研究中国佛像的教科书了。杨伯达看到这些可爱的学生拿着自己写的书，如此好学，不免欣慰。

多年后，杨伯达回忆这篇佛像研究文章，谦虚地说道：“当时在中国佛像造型发展中，北魏晚期到唐朝的变化最是微妙，又是中国佛像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就从保守与创新的角度，将佛像的每一时间段的造型艺术的进步都总结概括得很清晰。这也是此文章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吧。”

杨伯达进故宫时暗下决心，要成为“另一个半专家”，没想到他那么快就从佛像研究进入了古代艺术的领域，他靠一篇关于佛像的文章、一本曲阳修德寺佛像的专著，很快在业内确立了雕塑专家的地位。他原计划成为半个器物学专家，若干年后，当他遇到海外博物馆同仁，才知道自己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业界尊称为石造像专家了。

可惜《故宫博物院院刊》不久就停刊了，杨伯达在“文革”前发表的学术文章仅此一篇。杨伯达总结自己在“文革”前的学习经历，说自己快速提升的经验就是“工作中学习，学习中提高”。对刚进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仅仅工作肯定不够，仅仅学习也不够，唯有将工作中的问题与学习结合起来，研究新的领域和内容，提出独特的见解，才算是真正的提高。

回忆“文革”前的故宫经历，杨伯达经手了大量古代艺术品，也发现了大量问题，但是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当时尚未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段学习是之后解决问题的基础，他称之为“发现问题”阶段。杨伯达称“文革”前自己在故宫的工作经历就是发现问题、储备知识。在工作中，杨伯达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带着问题到图书馆阅读和查找资料。如何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拥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呢？杨伯达称自己的学习经验是从宏观进入微观，再从微观走向宏观知识体系。杨伯达说：“没有‘文革前两年时间看书、储备知识，我是无法顺利进入解决问题阶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