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瑞

摘要：“焦虑”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在《聊斋志异》成书后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股文言小说创作的潮流，即“模仿”与“反模仿”。两者都是“焦虑”状态下的基本反应。《聊斋志异》“传奇法以志怪”的写法促成了纪昀等人笔记体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和建构，作为台阁重臣与学术领袖，纪昀选择了旁观式的远离态度，即矜持态度，然而矜持之下隐然有着“模仿”与“反模仿”的痕迹。不仅如此，纪昀在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同时，对笔记体小说进行了更深的“史”的勾索，回归儒家传统的文学审美，扩大传播途径，来对《聊斋志异》的盛行进行有意识的反拨。

关键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焦虑；著书者之笔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在笔记体小说史上，《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的对比研究一直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清代文言小说部分里，把二者作为“拟晋派”与“拟唐派”的代表，笔者拟从《聊斋志异》对纪昀创作心态影响的角度，希望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

纪昀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为经学研究，一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一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撰写。经学的研究使他侧身于汉学家之列，《四库全书》的编纂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使其成为当时知识界精英领袖的代表之一；而《阅微草堂笔记》的传播则引领了一个新的小说风尚。

一、“他者”“焦虑”与“矜持”

《四库全书总目》编撰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十七年二月完成初稿，后历经修改，乾隆五十七年后方行刊刻。纪昀作为总纂官之一，躬于其役、用力最勤，兼之独立不迁的处世态度，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既是远在江南的袁枚也称其为“先生”（袁年长纪八岁）。馆阁重臣与学术领袖的双重身份，使纪昀自觉实践乾隆帝在四库馆臣撰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一再强调的“雅正”思想 ① ，而梁简文帝萧纲提出的“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 [1] 3010 的创作观在纪晓岚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显露，生存环境的限制与“雅正”的自觉追求，使纪昀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对“发愤著书”“才子之笔”“笔记小品”等的文学观点、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形式等持一种超然远离的态度，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纪昀都有着一种道德理性对自身情感进行约束，虽然儒家的美学理想是“中和之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43 ，但从文学的创作实绩来看，他是追求“绘事后素”之“素”，对文章之美进行有限度的约束，自觉追求朴拙的文风。这种超然远离的态度和“理解的同情”，可称之为“矜持”，矜持态度的形成，其原因既有纪晓岚独立不从流俗的品格，也有一种潜意识里对“他者”存在的一种回应。这从《四库全书总目》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有关论述里都可以看到上述之文学观点。

“他者”即《聊斋志异》。在《四库全书总目》里，《聊斋志异》被摒弃于小说家类之外，称之为“委巷小说”；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可以看到他周围已经逝去的人的描写，如爱女、爱妾、义仆等，态度近于“矜持”，并不曾有如袁枚《祭妹文》那样哀怨泣下的写法，这也是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虽然纪昀一样有着伤逝的情怀。在为亡儿汝佶所留存的文献进行评论时，他仍然有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式回应：“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从中可看到“他者”存在所产生的“焦虑”，已经压过他对亡子的伤逝之情。

馆阁重臣的地位，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实践者，“质”“素”的风格追求，使纪昀在笔记小说的创作上持一种矜持的态度，即朱光潜先生视之为“自居‘法官地位” [3] 480 的批评学者。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其创作缘起于生活的岑寂无聊时情感又要有所渲泄，如百一居士《壶天录序》云：“予匏落不材，殆将衰老，旅馆寂寥，形影相吊，其藉以释心胸、破积闷者，每不出稗史诸书。茶与酒半，聊复效颦，征闻考见，信手录之，颜曰《壶天录》。” [4] 1 于是“笔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著述方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作者一方面宣称“无意于著述”，一方面又急于“付之剞劂”（借助门人弟子），这种矛盾的现象透露了笔记作者为文不敢“放荡”，往往以局外人的身份在“执笔记录”；道德理性的约束使他们的情感宣泄不致过于泛滥，同时创作中偶有“猥亵之谈”也可以推之为外界的因素，比如说故事的人，避免了道学家的谴责和攻击。论者多以为纪昀小说创作中的“拟晋”倾向是他在向“史”靠拢来寻找自己小说创作的理论渊源，因为“史”的意识的形成是主体与客体、自身与外界合力的结果，“史”意识中“他者”（外界事物）的存在可以使作为“执笔记录”的作者免掉道德的负罪感 ① 。纪昀的矜持态度，一方面借“史”之“他者”来减轻创作小说时的“文体焦虑”感 ② ，同时也达到了情感宣泄的目的，又给读者造成一种纪氏小说有着“资考证、寓劝诫、广异闻”的主题功能的印象。《聊斋志异》的成功之处，在于如鲁迅先生所言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5] 214 ，而传奇小说是“笔记小说之变体” [6] ，纪昀为了消除“焦虑”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从“史”的勾勒中找到“正体”，这个勾勒的过程是籍《四库全书总目》之“小说家”类的收录得以实现，可以说《四库总目》之“小说家”就是这个笔记体小说作品的简史。纪昀虽然承袭胡应麟有关《山海经》的论断，亦认为《山海经》是中国小说之最古者，但他还是倾向于魏晋小说的纪实特征。魏晋小说作为“古小说” [7] 的本然状态，这也是笔记体小说为自身正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相对于“叙事婉转、文辞华艳”的“拟唐派”，“拟晋派”则呈现出“语言朴质无华，情节粗陈梗概”的风貌。

二、“模仿”与“反模仿”

《阅微草堂笔记》在矜持的外表之下，仍然可以看到“焦虑”的涌动。“焦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来源无疑是“他者”的强势存在。在纪昀的小说作品里，“他者”如影随形一般贯穿于小说创作的始终，或是纪昀的自我表示，或是门人的深度阐释。作为“他者”的《聊斋志异》，大约在纪昀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前既已详加阅读，他在回忆亡子汝佶时说道：“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聊斋志异》的评论，这说明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版本是比较了解的。远在江南隐居的袁枚与在京城为官的纪昀有不少共同的文友，如朱竹君、程鱼门等，袁枚之小说《子不语》纪昀也是看过的，在《滦阳消夏录》里也抄录了袁枚的部分作品，而袁枚评价“《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 [8] 1767 的话语，纪昀应该也有所了解，《子不语》另创别体的实践也为《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可以看到，“尚质黜华”是二人共同的小说美学风格。不过从《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作品来看，它存在着两个倾向，即对《聊斋志异》的“模仿”与“反模仿” ① ——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金瓶梅》与《红楼梦》 [9] 129 ，既有所承继，又加以“雅化”。“模仿”并非仅从故事类型、情节单元（motif，或译为“母题”）这些故事形态上的相似度来确定（当然，这也是“模仿”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包括语义前定状态下所做的有意识调整，如《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言东昌书生“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以致为狐所戏，卷九《如是我闻三》之《新泰流人》言雍正年间山东新泰流人少订婚约而相失事，“颇疑其乐昌之镜，离而复合，但无显证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

中国的笔记小说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甚大，由于材料来源的相似性，“中途遇狐”与“途中调妇”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文本里故事多相似，纪昀的“模仿”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有意识的“悖反”，“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与“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就是“语义前定”的状态，“模仿”就是指这个状态。从美学风格来说，如果说《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优美”的代表，那么《阅微草堂笔记》走的是一条“古雅” ① 的道路。

“反模仿”实质上也是一种模仿，“做迥然相反的事也是一种形式的模仿，‘模仿的定义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 [10] 33 纪昀的“反模仿”是从语言形式变异导致的陌生化效果以及情节发展的“翘尾效应” ② 。但是如果自己承认“模仿”前人，会产生一种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是期待自己被淹没时产生的焦虑……但是，一个诗人假如被淹死了，那么他就沦为仅仅是一个读者。” [10] 57 不仅是诗歌方面，小说的演变方面也是如此，纪昀一方面谦称自己才气不如蒲松龄，另一方面认为《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委巷之谈” ③ ，而“才子之笔，务殚心巧” [11] 455 ，委巷之谈则是侈谈神怪，荒诞无稽。

三、 “温柔敦厚”文学传统的回归

以往学者多注意纪昀的“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所针对的“小说文体”——即传奇体与笔记体的分别，然而深层的原因在于“才子之笔”源于“发愤著书”，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条主线，金圣叹所谓的“六才子书”几乎都有着发愤著书的痕迹，但“发愤著书”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张潮《虞初新志总跋》云：“古人有言：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夫人以穷愁而著书，则其书之所蕴，必多抑郁无聊之意以寓乎其间，读者抑何乐闻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乎！” [12] 1蒲松龄之《聊斋自志》云：“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而纪昀的“著书者之笔”对“发愤著书”的创作方式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之《孟叔子史发》提要云“明孟称舜撰……惟其以屡举不第，发愤著书，不免失之偏驳。”《潜夫论》提要云“汉王符撰……是其发愤著书，立言矫激之过，亦不必曲为之讳矣。”《贻清堂日抄》提要云：“明钱养廉撰……盖所谓发愤著书者。於诸事往往丑诋，不免有恩怨之辞矣。”“偏驳”“矫激”“恩怨之辞”等，使“发愤著书”与儒家的“雅正”观念、“中和之美”相偏离。“著书者之笔”应自有“体”，即“著书之体”，纪的门人盛时彦云：“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故不明著书之理者，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记，亦具有体例。” [11] 472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纪昀的学术道路，如他自己所言，“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 [13] 359 虽然纪昀一再宣称自己的小说作品并非“著述”“无意于著书”，原因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之《鹤山笔录》提要中所说的“古人於说部，往往历年成书，各种而后并归一部”外，梁启超在讲“清代的‘学者社会”时说道“札记”（笔记）这种著述形式时所言可道出其中缘由：“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诫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 [14] 91-92 就是说，清儒著书相当谨慎，作为汉学家的纪昀（江藩《汉学师承记》列纪昀为汉学一派）也在其中，但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是把它当做“著述”来看的，原因有二：一是《阅微草堂笔记》有“著书之体”，符合儒家传统的文学审美观；二是《阅微草堂笔记》“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诫之旨”，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指导思想“雅正”共处一脉。

四、结语

“史”的勾勒与文学传统的回归、“反模仿”的具体实践，是纪昀矜持外表下消除“焦虑”所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在流通传播方面，纪昀周围的友朋门人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市场运作）来扩大本书的影响。相对于《聊斋志异》成书后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半个世纪以上不同 ①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系列可谓出版迅速，乾隆五十四年，《滦阳消夏录》开始动笔；乾隆五十六年，《如是我闻（一）》序云：“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刊，非所愿也。” [15] 123 乾隆五十七年，《槐西杂志》序云：“旧有《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二书，为书肆所刊刻。”乾隆五十八年，《姑妄听之》为盛时彦出版；嘉庆五年《滦阳续录》为盛时彦出版。纪昀的小说可以说是随写随刊，用扩大传播范围的方式来抗拒《聊斋志异》的影响。

总而言之，《阅微草堂笔记》在客观、冷静的外表之下，隐藏了纪昀的“焦虑”心态。但是纪昀并非仅仅靠被动的“模仿”以及“反模仿”来体现自身文本的价值，而是通过史的勾勒、回归文学传统以及扩大传播途径来消减这种焦虑状态，“焦虑”既是一种心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纪昀的笔记体小说创作及其影响也达到了与《聊斋志异》等传奇体小说分庭抗礼的目的，但过于拘泥“古小说”作为一个“执笔记录”者的创作方式，也会降低小说“能指”方面的文学性，不太利于笔记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如果说“拟唐”派与“拟晋”派皆是清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结果，那么纪昀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于力争笔记体小说的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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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n Reserved Attitude： Anxiety”：On the Ji Yun's Writing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Literary

Sketchbook YueWeiCaoTangBiJi

SONG Shi-r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of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act：“Anxiety” is not only a psychological state but also a kind of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Liao Zhai Zhi Yi's spread，the literary circle formed two wav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i.e.“imitation”and“anti-imitation”. They are all the basic reaction on the“anxiety”condition.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legendary style to write weird things” promoted Ji Yun and other scholors' awakening and construction about literary sketchbooks'style. As an important minister and academic leader，Ji Xiaolan chose an alienated attitude，namely reserved attitude which concealed a traces of“imitation”and“anti-imitation”about LiaoZhaiZhiYi. Besides，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literary sketchbook named YueWeiCaoTangBiJi，Ji Xiaolan had explored literary sketchbook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which in order to return to the Confucian literary aesthetic standard and expanded its route of transmission，so consciously corrected the prevalence of Liao Zhai Zhi Yi.

Key words： Liao Zhai Zhi Yi；Yue Wei Cao Tang Bi Ji；“Anxiety”；the scholors' writing style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