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日前，“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该校迁址新校区后，许多学生出现不良反应和疾病。有关方面初步调查显示，该校在校生有247人出现甲状腺结节，成因不明；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其最常见原因是感染。而与该校仅一路之隔的是原化工厂受污染地块。

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并不少见，学校选址安全问题瞬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对于空气污染、水域污染等污染形态，土壤污染是学校选址最为棘手的安全问题，其修复过程的难度之大、周期之长、效果之微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

虽然我国的《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等都提及学校选址安全问题，但表述比较笼统，且基本上停留在简单的呼吁层面，缺少科学的监测指标和明确的惩戒标准。同时也应该承认，学校选址安全之所以饱受土壤污染的直接伤害，与我国土壤治理与修复方面的法律空白直接相关。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应对土壤污染与修复问题。美国1980年发布的《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执行“谁污染谁治理”的严格责任制，且相关利益主体需要负起“连带责任”。如果责任方逃避责任，政府会先启动“超级基金”修复土地，再追诉责任方，并可要求其支付修复费用3倍以内的罚款。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让污染生产者面临极高的违法成本，也是污染受害者维权的有力武器。

如何动态地监测和管理学校的环境安全，也是我国学校安全需要迫切跟进的法律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