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弘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　211189］

论钱澄之诗歌的“诗史”功能

⊙方弘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211189］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他的诗歌常反映的重大事件，将诗歌创作作为记载历史的补充，表达了作者为“故国”存史的希冀。或带着强烈的主观情感，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展现社会现实。以叙事诗的形式诠释了“心史”的独特价值取向。

钱澄之诗史功能

清初的明遗民群体，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很大，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理论上形成了“以诗为史”“诗史互证”的主流取向。他们的诗歌作品更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崭新的方法、复杂的精神体验、厚重的历史感，书写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如王夫之、钱澄之、黄宗羲等人，他们的诗论、诗歌作品和诗歌研究著作，都值得后人珍视。严迪昌的《清诗史》指出，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现了那个时空间爱国志士的泣血心态，而且记录了大量为史籍疏漏的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补史”功能。这是相当准确的。史的作者是人，身处易代，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必然有所感触。时代的丧乱中，官方无心修史，加上南明维持时间很短，所以可以说，明末清初史事，多赖遗民们的诗歌得以留存。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所录505人的诗，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的诗大多具有考索历史的价值。虽然艺术风格不尽一样，也没有严密的创作组织，但大多展现残酷的亡国遭际，具有凄楚飘零的悲剧色彩。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钱澄之。在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中收录了他百首以上的诗歌，极为难得。

一、《所知录》中诗歌的“补史”功能

《所知录》中收录了作者的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可以视作对录史的补充。《所知录》采用特殊的编年体修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先以大字标明重大事件，其下注明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其间附有大量作者原创的叙事诗，以此作为对史料的补充叙述。这些诗共计73首。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按照“存其纪事之大者”的原则，从《藏山阁诗存》中选录出来的，共有68首。究其原因，在书前《凡例》中作者指出：

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纪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摅；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或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纪事之大者而已。

《所知录》本着高度的实录精神，纠正各种伪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是《所知录》诗歌的主要特色。开创了“以诗写史”的新体例。本着“以吟咏纪事”的原则，专录南明王侯将相之事迹。如悼念黄道周的《哭漳浦师》，写陈子壮的《吊忠诗》，记述麻河大捷的《麻河捷行》，记述广州失陷、永历朝溃逃的《日于江感事》等。这些诗的作用是“补史”，所谓“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除了写别人，他还写自己。他希望通过“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的描写，记载整个时代的历史状况。他的诗歌被纳入了历史的功能。且看《越东破》：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君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既失应同悲！昨夜室中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

此诗真实地反映了南明朝内部的不团结，浙江的鲁王与福建的唐王彼此相争，导致灭亡的结局。1446年鲁王大败，福建的隆武朝廷反而幸灾乐祸，为皇子庆生，大肆行乐。对此，本诗予以了揭露和讽刺，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不明智的。

《哭峡江曾二云老师》之四，则是自况：

昔岁谬叨漳浦荐，主恩特诏试天官；书生不以先容进，国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滥参延郡幕，三年窃戴侍臣冠。同时知己捐躯尽，每念师恩泪未干！

他深情地记述了自己南明入仕的经历，全诗尽显凄婉之情，表露对老师的感念和对自己经历的感叹。这首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的“年谱”。以此诗作为对死亡忠臣的纪念。

对奸佞之臣，作者则是鄙夷不屑的，看《黯淡滩》：

方帅穷归应藁竿，更诛马相七闽欢；严州阁老降何事，白首同悬黯淡滩！

本诗对方国安、方蓬年等人降清误国加以鞭笞，出自《所知录》卷一，用于在记述该事件后，表明立场。是典型的“以诗补史”。《所知录》卷一先有详细的记载：

贝勒在延平杀降官马士英、方国安、方逢年，悬其首于黯淡滩。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铖迎降，国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阴计间道归闽，渐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势且入关，劝早为防御计；以此输忠，为入朝张本也。已而，贝勒由严、衢入关；及陷延平，追骑至顺昌县获御扛，搜得其疏。贝勒出以示三人，遂骈斩之。

这三人都是朝廷重臣，方国安曾受封镇东侯，冯世英为首辅大臣，方蓬年曾任礼部尚书；威望很高，却背主降清，为人所不齿。诗通过他们被斩首示众时，福建百姓的欢腾，反讽他们年事虽高，却晚节不保，落得如此下场。看似冷淡，实则充满对他们的指责。

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所知录》中的诗歌不用典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记述，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原貌，“直叙事实，不加粉饰”，不愧为“诗史”。像《悲湘潭》《悲南昌》等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都承担了“诗史”的纪事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诗歌叙事常常不清晰，相对史书的体例而言，反而没有优势。但作者注意在叙事时，融入自己的感情，表明立场，使得这些“诗史”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些诗与《所知录》中冷静的历史描写构成互补，相得益彰。这无疑发扬了诗歌的美刺传统，拓展了诗歌“证史”的功能。我们不妨把《所知录》中的诗歌看作内容提要，把具体的历史叙述看作对提要的拓展和补充。这样就打通了“史”与“文”的界限。

二、钱澄之诗歌的纪史功能

以“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为创作准则，在为“故国”存史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遗民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诗歌实录历史。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自觉地担当起“补史”的功能。“以真为美”也成为钱澄之诗歌的最主要的审美诉求。

钱澄之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叙事诗。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不加丝毫掩饰。特别是他前期《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与民生疾苦有关。如《悯荒和韵》其一：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明末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不断，战争连年。朝廷上争权夺利，横征暴敛；底层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国家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饷，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这一切钱澄之亲眼看到，非常焦虑。

又如，《杂感》第八首：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国家多事之秋，偏又遇到多种天灾，作者形象而真实的记述，表达了他的焦灼与不安。焦灼之后，作者又表达了他的诉求。作者认为，天灾背后是人祸。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国家政治几乎崩溃。当权者不思励精图治，反而贪图享乐，横征暴敛。作者情真意切地指明了这一点，表达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理性观照，然而这种善意，一定不会被统治者重视，因此，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的无奈。

钱澄之早期的诗篇中，着力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如《官兵行》说：“河边大舰者何为？河下风吹舰上旗。云是新调守江北，行船过客索酒赀。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贼，缚去请功袅汝首。”明朝官兵到处敲诈勒索，稍不如意，便将百姓视同叛贼加以杀害。《大梁行》记述官兵为了邀功，将老百姓与清军一起屠杀，不惜掘开堤坝，放水杀“贼”，结果“水来杀人百万多，隔岸官军奏凯歌”。《九江行》中“水中白骨蔽江来，都门昼闭不敢开”描述了兵士烧杀抢掠之后，竟然逼迫百姓跳入河中造成的惨状。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百姓的同情和对明末黑暗统治的鞭笞。

三、钱澄之“诗史”的历史贡献

钱澄之的诗歌之所以可以实录历史，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是真切的，完全是作者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和写作时的切身体会的实录，堪称一部“心史”。作者敢于表现真情，突破礼教束缚，对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而言，这当属十分难得。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得身处乱世的遗民诗人放弃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变得异常激切。正如《田间集自序》中说的：“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诗人的一些作品不加掩饰地直指时弊，异常悲愤。这显然是不合时宜，为当世所不容的。有亲友劝他“删其过悲者”。钱澄之疾呼：“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与潘木崖》中也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因此他的诗常常以“往往激楚”的面目出现。很多直接记述当时的时政大事，如为记述“南渡三疑案”始末，作有《假亲王》《假后》《假太子》三诗，配合《南渡三疑案》一文，将宫闱内幕，公之于众。钱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考证史实，秉笔直书。传闻也加以记录并标明，以待后人论定。

钱澄之正是凭借这样的不凡胆识实录历史，为后世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他的诗歌不但为“故国”存史，为自己的心灵存史，也是为我们全民族存史。这样独具实录特色的伟大“诗史”，除却记录历史而外，更让我们感受到钱澄之这样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力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这样总结钱澄之的成就：

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

钱澄之的诗歌，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字字含情，艺术表现力强，奠定了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清代以后，官方对其作品虽多加禁毁，但他的诗歌文集、著述尺牍、学识人品依然广为人所称道。

与钱澄之同时代的遗民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诗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就艺术风格而言，钱澄之的诗歌较为客观真实，而不仅是激切的表达，因此内涵更加深厚。简而言之，顾炎武等人更重主观情感的抒发，钱澄之则侧重于理性深入地思考剖析现实。钱澄之的诗歌与杜甫一脉相承，又有进一步开拓。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比，钱澄之的诗歌显得平淡而又朴实，更多客观描述，把主观的热情蕴含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更加深广博大的情怀。钱澄之的诗歌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可谓开一代之诗风。

［1］赵园.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明）钱澄之.所知录［M］.诸伟奇等辑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

［5］（清）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1.

作者：方弘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艺术思想史。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