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初的边塞词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一部分清初边塞词中，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怀念前朝的遗民情结，屈大均、朱彝尊、曹溶三家的此类边塞词创作最为值得关注。故国之思无疑是这类边塞词的共同主题，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又各有侧重。此外，遗恨与反思还使这类边塞词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艺术角度看，边塞文学所特有的雄浑、凄楚的风格正与“遗民”的特有心境相得益彰，甚至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边塞内容写遗民之思，愈加深化了后者的感染力，使后者显得苍凉、厚重，这也是清初“遗民”边塞词往往得到词论家好评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清初;边塞词;遗民;故国之思

作者简介：许博，男，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词学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边塞词与边海疆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ZWC015;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19世纪中国边海疆文化与清代边塞词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750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KCX20130044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136-07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一般多指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如唐代边塞诗所涉及的地域即以西北地区为主，当然“边塞”的概念也不排除东北边地，如唐代边塞诗名作高适《燕歌行》即云：“汉家烟尘在东北…… 金伐鼓下榆关。”[1]（P97）即便如此，在唐代边塞诗词中“边塞”的重点指向仍在西北。然而自宋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边塞”的重心也随之逐渐东移。到了明朝末年，由于东北的女真、满洲势力成为最大边患，“边塞”的重心已经完全移到了东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各朝代之间北方疆域差异较大，所以具体到不同的朝代，“边塞”的范围又有较大的差异。清代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朝代，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和内外蒙古地区皆在清朝版图之内，然而在当时内地文人心目中，仍然将明长城一线视为“边塞”，在清代的诗词中，但凡涉及明长城一线，皆以“边塞”视之。总之，在清代，明长城一线虽然已不再是国家版图意义上的“边塞”，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心理意义上的“边塞”。清初边塞词涉及的地区多在明长城的东半段，即西起陕北东至山海关这段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明末清初这一线是各方政治势力反复激烈争夺的地区，极易引发词人的感慨和幽思。

清初边塞词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开拓之处颇多1，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部分清初边塞词中，或隐或显地包含着词人怀念前朝的遗民情结，这也是清初词坛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所谓“遗民”，一般是指新朝取代旧朝之后，依然心念旧朝，不在新朝出仕之人。明清鼎革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怀念故国的文人创作了颇多具有遗民倾向的词作，其中部分作品属于边塞词的范畴，由于词中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故国之思，颇耐玩味。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这类词的作者一般是明遗民，却未必都是绝对的遗民，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终生都是明遗民的词人，如蒋平阶、屈大均，这类作者边塞词中的遗民情结最为明显。第二种是创作边塞词时尚为遗民，可后来入仕清朝，即所谓“中途改道”之人，如朱彝尊。第三种情况较为复杂，清初有一批文人，虽被迫仕清，成为“贰臣”，但内心深处对故明仍怀有感情，时常在诗词中抒发故国之思，甚至是对自己屈膝变节的悔恨，例如吴伟业即是典型代表2;清初边塞词的某些作者也是如此，他们虽为“贰臣”，但他们的边塞词中确有故国之思（只是表达得较为隐晦），如曹溶3，这一点也不应被无视，本文探讨的范围是所有清初边塞词中的故国情结，所以不排除这类词人的作品（因此本文凡提到“遗民”边塞词时，对“遗民”一词全部打引号）。此外，出家人因与世俗绝缘，本无所谓遗民与否，但清初也有僧人创作过带有遗民情结的词作，如释今无。以创作实绩看，屈大均、朱彝尊、曹溶的此类作品是最值得关注的。

一、故国之思——“遗民”边塞词的灵魂

清初所谓的遗民情结，就是对明朝的故国之思，这是清初“遗民”边塞词的基本主题，也可说是这类边塞词的灵魂。但不同的作家作品又各有侧重，需要具体分析。清初政治环境险恶，即便是遗民词人，一般也不会显露直接地将反清内容写入词中，而往往是通过比较含蓄委婉的笔法抒发胸臆，或者借他事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屈大均即是典型代表，试看屈大均的《八声甘州·榆林镇吊诸忠烈》：

大黄河万里卷沙来，沙高与城平。教红城明月，白城积雪，两不分明。恨绝当年搜套，大举事无成。长把秦时塞，付与笳声。    最好榆林雄镇，似骆驼横卧，人马皆惊。更家家飞将，生长有威名。为黄巾、全膏原野，与玉颜、三万血花腥。忠魂在、愿君为厉，莫逐流萤。（榆林镇流寇号为骆驼城，马见而畏。）[2]（P5649）

塞上重镇榆林在明代属“九边”之一，人口多属军籍，即职业军人及其家属。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遣七万大军攻打榆林，二十余年后，屈大均于康熙五年（1666）秋亲至榆林，词题中所谓诸“忠烈”就是指当年守榆林的明朝将领和兵民。“为黄巾、全膏原野，与玉颜、三万血花腥”一句是对当时情形的概括，《皇明四朝仁录》卷四《延绥镇死事诸文武臣传》载：

郑端简云：“榆林地险，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又果悍敢战，不贯胄。寇呼为骆驼城，人马见而畏之。四方征调，所向有功。”信不诬也。当闯贼攻城时，以孤城死守七日夜，力竭城崩，自将帅兵民以至商贾厮养妇人女子，几十余万人，无不慷慨激昂，为朝廷而死，与宁武关4屹然于三边之中，挫贼于滔天之日。……贼既破榆林城，尽屠灭之。[3]（P1259）

《明史纪事本末》云：

丁巳，李自成陷榆林。榆林被围，诸将力战杀贼，贼死者万人。贼攻益力，逾旬不克。贼以冲车环城穴之，城崩数十丈，贼拥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阖室自经死，总兵尤世威纵火焚其家百口，挥刀突战死。诸将各率所部巷战，杀贼千计。贼大至，杀伤殆尽，无一降者。阖城妇女俱自尽，诸将死事者数百人。榆林为天下劲兵处，频年饷绝，军士饥困，而殚义殉城，志不少挫，阖城男子妇女无一人屈节辱身者。[4]（1361）

屈大均是明朝遗民，对明朝怀有极深的感情，政治立场自然与明朝一致，他将李自成的农民军视为“流寇”，这是由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同年屈大均又填了一首《凄凉犯·再吊榆中忠义》：

榆溪弥弥，榆台下、潜流塞外千里。风沙乱搅，浑河同浊，剑花难洗。牛羊饮水。带人血、胭脂淡紫。念当年、延绥将士。三万委泥滓。    凭吊驼山下，酹酒黄狐，莫穿蒿里。泪痕湿处，教无穷、白杨花死。更恨丛祠，与飞将、而今未祀。问秦弓、可尚在否？在媚子。[2]（P5683）

榆中即榆林，这首词凭吊的对象与上一首并无二致。榆林对于屈大均来说有着特殊感情，屈大均发妻王姜便是榆林人。榆林王家在明代世代为边将，顺治二年（1645）秋清军攻陕北，姜父王壮猷在保安县（今陕西省志丹县）园林驿起兵抗清，战败，不降，与子一同跳城而死，当时王姜出生仅三日，母怀之投亲戚家。1考虑到屈大均的榆林籍岳父和内兄是抗清忠烈，屈大均这两首词表面上凭吊的是死于“流寇”的榆林“忠烈”，但不难理解其中也包含有凭吊岳父王壮猷等抗清忠烈的意蕴，毕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亡于抗“流寇”者可吊，亡于抗清者则不可吊，只能采取借此言彼的手法，不可以“黄巾”、“流寇”等语限定其思想内涵。屈大均晚清番禺乡后学张德瀛在《词征》中云：

屈翁山词有《九歌》、《九辩》遗旨，故以骚屑名篇。观其《潼关感旧》、《榆林镇吊诸忠烈》诸阕，激昂慨慷，如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其遇亦可悲矣。[5]（P1872）

明末清初十数年间，晋陕两省北部边塞地区成为李自成、明朝和清军等各方争夺的焦点，尤其是大同城东控京师，北通朔漠，南连三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致使大同在各方之间反复易手。康熙二年（1663）之后，顾炎武、曹溶、朱彝尊、屈大均、李因笃、冯云骧等人因为官、入幕、漫游等原因先后来到边城大同，使其一时成为名流荟萃之地，当时反清复明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但这些名流在当时多半仍以遗民自居或尚有遗民情结，他们亲临这座塞上重镇时，难免会唏嘘感慨，来看曹溶的《绮罗香·云中吊古》和屈大均的《兰陵王·云州旅次》：

垒学流云，沟成积雪，摇落城头军鼓。锁 千门，高去旧京尺五。杂花映、美酒人家，软沙到、玉骢归路。诧无端、衰草牛羊，边声瞬息便今古。 金舆曾过燕赏，愁入瑶筝变，貔貅新谱。锦帐嫌寒，肯管征人辛苦。看辇道、数改莺啼，有乱山、不随黄土。几时再、杨柳春风，朱楼灯下舞。[2]（P835）

大同破。犹记姜家作祸。藩王邸、边草上墙，紫兔黄羊啮花朵。葱香雪饼大。围坐。双姬泥我。琵琶弄、争唱玉郎，道是西宫内人作。 康陵旧经过。有五里雕旗，三里龙舸。豹房亲上葳蕤锁。爱贾屋妖冶，雁门妆束，金元杂剧教婀娜。欲回辇无奈。 烽火。御楼堕。任马踏合桃，人摘苹果。槐龙阴暖花当卧。怕对对悲篥，叫云相和。凄酸难听，语客去，及早个。[2]（P5649）

二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写大同的往事，都与大同守将姜瓖有关，都写到了明帝，最重要的是都饱含着浓厚的故国之思。曹词用意稍显隐晦，该词既凭吊了姜瓖在大同举义抗清这件史事，更怀念了明朝皇帝在大同的巡边赏军，而运笔十分含蓄、委婉，多用比兴寄托之法。2屈词作于康熙七年（1668）八月，“藩王邸”指明代驻藩大同的代王府邸，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一日，李自成攻占大同，“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杀代府宗室殆尽”[4]（1374）。中阕全部是怀古，“康陵旧经过。有五里雕旗，三里龙舸”，说的是明武宗曾亲临大同巡边，声势浩大。下阕突然变调，战火燃起，明帝留下的遗迹被毁灭。这首词首尾两端写李自成破大同的近事、“悲剧”，中间则写明武宗幸大同的远事、“喜剧”，远近参差、“悲”“喜”错杂，使人读时感情随之起落，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的效果，产生陵谷巨变的感觉。除上述词作之外，屈大均的《紫萸香慢·送雁》和《苏武慢》也是饱含遗民情结的边塞词佳构：

恨沙蓬、偏随人转，更怜雾柳难青。问征鸿南向，几时暖、返龙庭。正有无边烟雪，与鲜飙千里，送度长城。向并门少待、白首牧羝人。正海上、手携李卿。 秋声。宿定还惊。愁里月、不分明。又哀笳四起，衣砧断续，终夜伤情。跨羊小儿争射，恁能到、白 汀。尽长天、遍排人字，逆风飞去，毛羽随处飘零。书寄未成。[2]（P5683）

雪压天低，云随山断，咫尺长城无影。新魂哭月，古血凝冰，沙际至今微冷。卷叶乌乌，未秋吹起霜风，雕翎频整。望白登台畔，国殇何在，在人头岭。 忆子卿、壮岁辞乡，暮年归国，汉气千年犹劲。青羝易语，白雁难通，天使烈臣长命。手执刀环，泪和酥乳，淋漓临分莫赠。叹多情、依恋河梁，还余好咏。[2]（P5683）

前者作于雁门，以“南向”之征鸿暗喻自己始终心向故明，由雁联想到苏武事，抒发自己对故明的忠一，“跨羊小儿争射”比喻清政权急于捉拿迫害拥明志士，“逆风飞去”更有深意，北雁南飞本是顺风，这里偏言逆风，显然是在自比，别人都已顺从清朝，自己却还在“逆势”抗争。叶恭绰《广箧中词》评此词云：“声情激楚，喷薄而出。”[6]（P5）后者以词调本意咏苏武事，心向汉族政权明王朝之意非常明显。

二、长城三大名关与“遗民”边塞词书写

与前代边塞词相比，清初边塞词有一个显著特点：往往以某个具体的著名边关为吟咏对象，或者与某个具体的著名边关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与唐代边塞诗不同，后者地理概念相对虚泛，有时不交代具体地点，即便出现具体地名，也未必是实指1），清初边塞词中最常出现的边关是长城沿线的雁门关（位于今山西省）、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和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省），在本文中姑且合称“长城三大名关”。三大名关都是战略位置重要的雄关要塞，是关乎中原王朝生死兴衰的重要屏障，历史上承载了很多王朝的兴替，或是上演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尤其在明清之际，成为明、李、清三方命运转折之地。雁门关位于晋北要地，是京师与陕西之间的重要屏障，李自成取京师灭明朝的战略行动就是以兵出雁门关作为开始的，此后几乎一路无碍，很快攻取了京师。居庸关是京师的西北门户，是京师的最后一道险关保障，甲申之变，李自成就是从居庸关打进京城的，《明史纪事本末》谓：“自成……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 灰销。”[4]（P1366）李自成夺取居庸关后，京城已无险可守，明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山海关既是内地和关外的分界，又是京师的东大门，明末一直是阻碍清军进入内地的最后屏障，李自成攻占京师不久便亲率大军征讨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邀请清军进关助战，此战成为重要历史转折点，自此清军大举入关，建立新朝，并最终消灭朱明势力。清初遗民顾炎武对长城三大名关曾分别写诗加以吟咏，其《出雁门关屈赵二生相送至此有赋》（其一）诗咏雁门关云：“一雁孤飞日，关河万里秋。云横秦塞白，水如代郡流。”2其《居庸关》（其一）诗云：“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终古戍兵烦下口，先朝陵寝托雄边。车穿褊峡鸣禽里，烽点重岗落雁前。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其《山海关》诗云：“茫茫碣石东，此关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东支限重门，幽州截垠堮。前海弥浩溔，后岭横岝崿。紫塞为固垣，苍山为锁钥。”从顾炎武吟咏三大名关的诗中可见三大名关的险要。此外，串连这三大名关的万里长城，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正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藩篱，是“胡”、汉的分界（尽管各朝代长城的位置不尽一致），自然也承载了很多兴废，尤其是现在——原本长城以外才是“胡人”的天下，可如今连长城以内也都“披发左衽”了。如此之多重大而复杂的历史内容堆积在长城三大名关背后，当敏感的“遗民”身临三大名关脚下时，极易触发他们的各种感慨和故国之思，继而化成一系列与三大名关相关的词作，因此，清初边塞词中的遗民情结常常是以三大名关为载体和纽带的，触景生情，勾起的是“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而三大名关的景象在“遗民”词人笔下自然是极其苦涩而又复杂的。试看曹溶的《永遇乐·雁门关》：

眼底秋山，旧来风雨，横槊之处。壁冷沙鸡，巢空海燕，各是酸心具。老兵散后，关门自启，脉脉晚愁穿去。一书生、霜花踏遍，酒肠涩时谁诉。 阑珊鬓发，萧条衣帽，打入唱骊新句。回首神州，重重遮断，惟有翻空絮。岁华贪换，刀环落尽，草际夕阳如故。嗟同病、南冠易感，登楼莫赋。[2]（P837）

雁门关最早修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用以防备匈奴，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戍守多年，大败匈奴十余万骑于关下。秦汉蒙恬、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都曾北出雁门，攻击匈奴。至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雁门关成了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野，北宋“杨家将”抗辽的事迹就发生在雁门关一带。如上文所述，雁门关在明清之际承载了导致历史兴亡的重大事件，曹溶在这首词中表达了深切的故国之思，“回首神州，重重遮断，惟有翻空絮”一句最能透露出其中消息。屈大均也有一首《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

记烧烛、雁门高处。积雪封城，冻云迷路。添尽香媒，紫貂相拥、夜深语。苦寒如许。难和尔、凄凉句。一片望乡愁，饮不醉、垆头驼乳。     无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沙飞似箭，乱穿向、草中狐兔。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且莫吊沙场，收拾秦弓归去。[2]（P5649）

这首词作于康熙五年冬，屈大均时携夫人王姜与诗人李因笃同在雁门关，当时因笃尚为反清遗民，与屈大均交情甚笃，屈大均与王姜之婚事即由因笃促成。“无处问长城旧主”一句将故国之思吐出。歇拍“秦弓”语出《九歌·国殇》之“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身不惩”，钱仲联先生评此词歇拍云：“撇开吊古，回应上片‘望乡愁，表明自己矢志复明之心。”[7]（P87）郭则沄评此词云：“盖已灰心匡复，而未改灌夫口吻。”[8]（P45）叶恭绰评此词云：“纵横排荡，稼轩神髓。”[6]（P5）皆有见地。再看朱彝尊的《百字令·度居庸关》：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时候。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薄寒渐甚，征袍明日添又。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旧事惊心，长途望眼，寂寞闲亭堠。当年锁钥，董龙真是鸡狗。[2]（P5258）

这首词作于康熙三年（1664）九月彝尊从京城赶往大同投奔曹溶幕府的途中。谭献在《箧中词》中也说这首词“意深”。然而另一方面，词人的分寸拿捏得十分精到，关于这一点，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评论：“朱彝尊行笔表现为纵而不放，‘谁放十万黄巾是其‘意的临界线，他的满眼‘萧萧柳的凄哀怨情，在笔下绝不涉新朝一字的。这正是朱氏的特点。他并非不能为‘秦缶燕筑之声，然而即若高吭一曲，也是音调高亢而词义矇眬，不作满弓之发，此即是‘空中传恨。从手法上讲，也就是侧锋之用，以及化实为虚。”[9]（P265）实乃诛心之论。再如蒋平阶的《虞美人·感旧》：

白榆关外吹芦叶，千里长安月。新妆马上内家人。犹抱胡琴学唱汉宫春。 飞花又逐江南路。日晚桑干渡。天津河水接天流，回首十三陵上暮云愁。[2]（P3496）

白榆关即榆关，亦即山海关。从内容判断，该词作于明亡之后，词人在山海关外听到了凄楚的芦叶之声，神驰千里，联想到旧京月色。歇拍遥望安葬明帝的十三陵，寓意明显，也正是词人“感旧”的重点所在，“暮云愁”正是作为一个明遗民的故国之愁。严迪昌即认为这首词“属当时难得的佳篇”[9]（P22）。

三、清初“遗民”边塞词的文化内涵与文学史价值

除思念故国之外，遗恨与反思也是此类边塞词中的重要元素，这是因为在明末清初，边塞地区对于江山社稷和历史进程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含义，这就使得清初“遗民”边塞词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我们知道，“北虏”问题一直是明王朝面临的最严重的边患，因此明朝自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北部边防，设置“九边”等军事重镇，屯有大量军事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亡（甚至到了清初还有影响，如姜瓖在大同起兵抗清）。因此，边塞地区始终是明朝的政治军事重地，意义十分重大。而明朝的两个掘墓人——李自成和清政权之战略活动，都与边塞地区有直接关系。李自成本身即起于陕北边地，陕北边塞地区（如榆林）是李自成必争之地。甲申之年，李自成出兵灭明的线路是出雁门，占大同，走宣府，入居庸，进而占领北京，灭亡明朝，继而又东征山海关，基本是沿着长城行进。而清本就是在塞外兴起并壮大的政权，甲申之变，挥师入关，完成朝代更迭。两个掘墓人，一西一东，一内一外，打击明朝，明亡后双方在山海关决战，最终产生了新的王朝——清朝。可见明清之际广阔的北方边塞是中国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地区，边塞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改变了明朝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有明一朝亡于边塞。因此，边塞地区在明末清初无疑是触动人们神经的敏感地带。在这种背景下，当具有遗民情结的清初词人身临其境踏足边塞的时候，他们难免会触目伤情、思绪万千，付诸词笔，或痛心遗恨，或反思历史。如上文所举朱彝尊的《百字令·度居庸关》“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当年锁钥，董龙真是鸡狗”，便是痛心疾首的“遗恨”。再如上举屈大均的《兰陵王·云州旅次》“烽火。御楼堕。任马踏合桃，人摘苹果……怕对对悲篥，叫云相和。凄酸难听，语客去，及早个”，其中的“遗恨”之情也是溢于言表的。

除“遗恨”外，“遗民”边塞词中更有对历史的反思。如上举屈大均的《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无处。问长城旧主，但见武灵遗墓……那能使、口北关南，更重作、并州门户”，提到了赵武灵王，实则在反思历史。战国赵武灵王大胆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国势强盛，击败了北方的林胡、娄烦等游牧民族，并修筑赵长城以保国境。在长城脚下怀念赵武灵王，意在反思明王朝面对沉疴积弊未能锐意改革，强大国势，击败关外的清军，而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最终导致被清政权取代，长城虚设。此外，屈大均《兰陵王·云州旅次》中阕“康陵旧经过。有五里雕旗，三里龙舸。豹房亲上葳蕤锁。爱贾屋妖冶，雁门妆束，金元杂剧教婀娜。欲回辇无奈”，这段对明武宗巡幸边地情形的描述，也包含着对明朝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批判和反思，因为这也是明朝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上举朱彝尊的《百字令·度居庸关》“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之言也有对历史的反思，朱氏指出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昏聩，用人失察，文不能谋，武不能战，以致虽有险关要塞，依然不能避免败亡。应该说，屈大均、朱彝尊等在边塞词中的反思确实点中了明朝败亡的原因。

清初“遗民”边塞词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史价值。边塞词早在唐五代即已出现，但早期的边塞词多是代言体，即抒情主人公并非作者本人，作者本人未必有过边塞经历，只是代替词中主人公抒发感情。一直到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出现，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范仲淹的《渔家傲》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经典意义的边塞词作品，它不但大大提升了边塞词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北宋前期）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它作为宋代第一首豪放词，为豪放词的发展开导了先路。范仲淹之后，苏轼以诗为词，大力创作豪放词，为词体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豪放词形成气候之后，按说边塞词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范仲淹之后的边塞词发展得比较缓慢，可观之处无多，这种情况一直到清初“遗民”边塞词出现才有所改变。清初“遗民”边塞词在丰富边塞词的表达功能，深化边塞词的抒情内涵方面是有所开拓的，尽管清初包含遗民情结的边塞词数量不是非常多，但这类词作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从另一角度看，清初“遗民”边塞词甚至比一般的“遗民”词作更为值得重视，前者往往更加具备现场感和历史感。

从艺术角度看，这类作品也是独具特色。边地荒凉苍茫的自然风光以及与内地迥异的人文环境更容易触动孤臣孽子们无处安放的心灵，激起他们的种种感慨，甚至增加他们与现实抗争的勇气。面对边漠浩瀚无垠的莽莽时空，他们可以尽情地释放压抑已久的情感，发出源自肺腑的呼喊。总之，边塞独特的环境可以给“遗民”带来新鲜的灵感，这种灵感与词人渊博的学识和高妙的才华相结合，就很容易产生动人心弦的作品。而自古以来边塞文学所特有的雄浑、凄楚的风格正与“遗民”的特有心境相得益彰，甚至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边塞内容写遗民之思，愈加深化了后者的感染力，使后者显得苍凉、厚重，这也是清初“遗民”边塞词往往得到词论家好评的重要原因。

[1] 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全清词·顺康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

[3]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张德瀛：《词征》，载张璋等：《历代词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6] 叶恭绰：《广箧中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7] 钱仲联：《清词三百首》，长沙：岳麓书社，1992.

[8] 郭则沄：《清词玉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9] 严迪昌：《清词史》，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