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丽［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不适之地》中父权制下的三位印度女性

⊙于丽［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221116］

裘帕·拉希里的短篇小说《不适之地》讲述了一位父亲前去女儿家探访所引起的疏离、怀疑和谅解的故事。在主人公的家庭里，父亲是印度主流父权的代表，在他与妻子、情人和女儿的互动中，可以窥见印度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同程度的压迫。同时，本文还将通过对小说中三位印度女性形象的剖析，揭示男权统治下女性身上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

裘帕·拉希里 《不适之地》 男权压迫女性意识

裘帕·拉希里（JhumpaLahiri1967-）是美国当代文坛具有影响力的印度裔女作家。拉希里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孟加拉裔印度移民家庭，三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因此她的小说中呈现出印度传统文化和新大陆民主平等精神之间的冲突。2008年，其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荣获《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于同年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不适之地》讲述了一位父亲前去女儿家探访时所引起的疏离、怀疑和谅解，拉希里将激烈的心理冲突隐藏在平淡的语言之下，彰显了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在对拉希里的访谈中，她对自己“在家庭题材方面写作的成功兴奋不已”，同时她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用作品“来探秘家庭生活”。在小说主人公露玛的家庭里，父亲是印度主流父权的代表，在他与妻子、情人班奇太太和女儿露玛的互动中，可以窥见印度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同程度的压迫。同时，本文还将通过对小说中三位印度女性形象的剖析，揭示男权统治下女性身上不同的女性意识。

一、父权压迫下逆来顺受的妈妈

露玛妈妈是第一代移民，是印度传统文化忠诚的卫道者。印度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信奉印度教。《摩奴法论》（中文译名又作《摩奴法典》）是印度教的经典之一，它不仅具有宗教教义的性质，还是一部世俗化了的法典，对印度教徒的日常生活作了详细的规定，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其权威程度仍然不下于法律。《摩奴法论》从宗教和法律的角度确定了妇女屈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在第五卷斋戒和静法中明确规定了“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法条规定不准许女子学习任何知识，甚至不准识字。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印度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印度女性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印度女性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仍是两性关系中的边缘人。

露玛妈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价值观深受印度教的影响。在穿衣打扮上：纱衣、珠宝、赭红色的圆痣，这些无一不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标志。从受教育程度上，她写字“大写小写夹杂，好像只学会用一种方式写出每个字母”。生活中，她没有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家庭中，露玛妈妈一切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甚至可以为了婚姻迁居异国，一心一意照顾孩子和家庭。妈妈一辈子都被调教先服侍丈夫，甚至吃饭时如果丈夫没有出现，自己绝对不会先吃。露玛爸爸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是一家之主，而妈妈是从属地位，一切以丈夫为中心，甚至不惜压抑自己所有的欲望。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女人》中提到“夫妻之间，若要维持忠实及友善，最主要的条件是双方关系要自由，在事务分配上要平等”。因此，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顺从丈夫意志的印度家庭，妇女却并没有因自己的无私奉献而获得丈夫的赞美和珍爱。“虽然妈妈很会做菜，但爸爸从没称赞过她的厨艺”，露玛妈妈不仅没有得到丈夫的爱怜，甚至被丈夫看成是离开了自己就无法生存的“牵牛花”。露玛的妈妈像一朵牵牛花，需要依附别人才能生活，如果丈夫死去，她的生活则丧失了唯一的光明，如果不想枯萎，生活的中心就必须从丈夫变成女儿。于露玛妈妈而言，婚姻和孩子就是她的一切。西蒙·波娃对露玛妈妈此时此刻的处境有一针见血的剖析：“她既无有收入的职业，又没有法定行为能力，没有私人关系，连自己的姓也改成了夫姓；她除了是丈夫的‘另一半’以外，什么也不是。丈夫若离开她，她既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能求外援。”“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在印度教残忍桎梏下，露玛妈妈永远失去了自我。

露玛作为女儿也为父母无爱的婚姻感到可悲。“她记得曾看过一个统计数据，上面说，结婚多年的夫妻通常在两年之内相继过世，后走的一位基本上是心碎而亡。但露玛知道她爸妈从来不像那样深爱彼此。”露玛爸爸在与妈妈的婚姻中没有感到丝毫的自由和快乐，反而当妈妈离世之后，从沉重的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的爸爸竟比以前快乐轻松多了。

在露玛父母的婚姻关系中，因为露玛妈妈独立性的丧失和她在两性关系中边缘人的地位。“不论在思想的领域，或在爱情的境界里，他们都不能彼此给予或互相交换”，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只有相互的“接受”而没有“爱”，接受指“一方必须接受或忍受他方的身体、过去和现在”。但爱情是一种向外的活动，是对另一个人的冲动，对一个目标，一个将来的冲动；接受负担、接受暴虐，不会产生爱，只会引起反感。班奇太太作为“爱”的代表，与露玛妈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勇于反抗父权压迫的班奇太太

按照西蒙·波娃对理想结合的认识：“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同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结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于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

在露玛爸爸的眼中，班奇太太十分与众不同：她不像其他印度朋友一样履行返乡的义务，而是迁居美国独自生活，拿到统计博士学位，任教于石溪大学。班奇太太年轻的时候就敢想敢做，勇敢反抗父母的封建婚姻观念，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事业，与别的印度女人相比是个异数，但正是她的离经叛道吸引了露玛的爸爸。虽然爸爸知道“她坚决不肯结婚，也绝对不让另一个男人分享她的家，这些条件却让她更吸引人”。班奇太太脱离了自己的母体文化后，完全认同并融入到了西方的异质文化中。接受过的高等教育更强化了她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她的人生由自己掌控，不受任何人的摆布。没有异域边缘化和男性文化边缘化的束缚，有着强烈自我言说能力的班奇太太以高姿态闯入我们的视野。

独立，有思想，有自己的生活，不依附于任何男人，对男人也没有过多要求，这些与露玛妈妈截然相反的特质让刚从家庭沉重负担中走出来的露玛爸爸觉得十分吸引自己。他感觉到了一个能与自己精神匹敌的独立女人，一个让他自由呼吸的女人气息，一个与传统印度妇女顺从于男性的不同的西化的女人。

露玛妈妈与丈夫相守了四十年，为他无私奉献了四十年，但在露玛爸爸的眼中，露玛妈妈始终是自己的附属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之间没有精神上的对等，更没有爱的激情。于露玛爸爸而言，家庭只是一种沉重的责任，男权社会造就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婚姻，也让露玛妈妈成为无爱婚姻的牺牲品。而对班奇太太来说“她对与她结婚两年的先生的爱超过他对与他结婚近四十年的太太的爱”，虽然她的丈夫只与自己生活了两年，但是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打破了世俗的桎梏，是灵魂上的相互交融。

一个是奉献了自己却到死都不得丈夫欢心的妈妈，一个是活得自我潇洒却深深吸引爸爸的班奇太太，对父权压迫的顺从和反抗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三、父权压迫下摇摆不定的露玛

如果说露玛妈妈和班奇太太是对父权压迫逆来顺受和勇敢反抗的两个极端，那么露玛身上的女性意识则十分矛盾，既有反抗和叛逆的一面，也有服从与保守的一面，两种相反的价值观之间因时因地发生着相互的转换。

一方面，露玛对父权有十分明显的反抗行为。露玛上高中时，坚持暑假在附近一家餐厅收拾碗盘，尽管这会让她的父母和亲戚觉得很丢脸，但她却照做不误。十年前，她妈妈和爸爸用尽一切办法劝阻露玛嫁给亚当，因为父母认为亚当白人的优势地位会瓦解女儿的婚姻，但露玛勇敢地反抗父母对自己追求真爱的束缚。事实上，她一直“瞒着爸妈偷偷跟其他美国男人交往，直到她宣布订婚的那一天”。当露玛爸爸突然到访，露玛不仅没有像印度传统价值观所期望的那样欣喜，反而“担心她爸爸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额外的责任，随时随地以一种她已经不习惯的方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这表示她没办法再过着属于她自己打造出来的家庭生活。她无法想象自己跟妈妈一样照顾爸爸，帮爸爸煮那些妈妈以前煮的菜”。

露玛现在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印度女性对父母权威的一味顺从，她已经有了独立的思想和按照自己意愿经营起来的生活，她不愿意为了迎合爸爸而改变自己。可以说露玛这种独立的女性思想是独立自由的西方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也是移民被异质文化同化的反映。

而与此同时，露玛同样是印度父权社会的产儿，无法逃避主流父权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露玛身上鲜明的女性意识也在自我消解。虽然露玛“成长过程中，一直以妈妈为借镜”，避免走上妈妈屈从于男性牺牲自我的老路，但现在的她跟她的妈妈却无比相似。她为了丈夫亚当的工作从布鲁克林迁居到西雅图，露玛尽管在西雅图谁都不认识，但为了亚当的工作还是放弃了自己的人际关系，像她妈妈一样从一个熟悉的地方搬到了陌生的环境中。当乏味的婚姻取代了恋爱的甜蜜后，以男性为核心的家庭关系日益凸显。亚当搬家后在一家避险基金公司上班，与积极奋斗的亚当形成对比的是现在的露玛没有了工作，“奇迹似的，亚当刚好谈好了新工作，而且薪水优渥到她可以辞职。现在这栋房子就是她的工作：翻阅邮件中成叠的购物目录，贴上便利贴，帮阿卡的房间订购小龙图样的床单”。露玛完全变成了像她妈妈一样的家中“天使”，迷失在家务琐事中，她甚至感到满足与愉快。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写道“许多年轻夫妇的家庭，给人的印象是夫妻完全平等，但若丈夫是一家经济的唯一负担者，这种平等便只是一个错觉，他们依照他的工作地点决定他们的居处；她跟着他从城里搬到乡下，从乡下搬到城里，甚至搬到远方和外国去；他们的生活水准依他的收入而上下；他们生活的节奏随着他的职业上的要求而缓急；朋友和交游也往往在他的职业范围之内。他比妻子更积极于参加社会活动，所以在知识、政治和道德上，他仍是指挥者”。在露玛和其丈夫的关系中，露玛已经默默地为了家庭牺牲了自我，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在父女关系中，父权对露玛的压迫则更为明显。

“她向来无法像跟妈妈争吵一样正面违抗爸爸，不知怎的，她担心稍微一点意见不合，就会损害已经脆弱的父女关系。”露玛昔日愤世嫉俗、敢爱敢恨的形象大打折扣，显示出迎合妥协的趋势。她无法正面违抗爸爸，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爸爸象征着男权社会里的绝对权威，作为一个女性，她潜移默化地认为要顺从爸爸的意志，以违背爸爸的意志而感到内疚。

当露玛和亚当筹备婚礼时，露玛想在户外举行仪式，而爸爸建议找个正式的宴会厅，“尽管婚礼当天天气非常好，他们交换誓词时，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海面。尽管如此，露玛到现在还会做噩梦，梦见白色的帐篷、折叠椅和上百位宾客被大雨淋得湿漉漉”。在露玛的潜意识中她深受父亲父权意识的压迫，软弱的她会无意识地迎合着男性的意识。

造成露玛对印度主流父权意识的模糊态度与很多因素有关，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父亲从小对她的影响。“荣格在研究人格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注意到的也是家庭和父母对儿童人格的影响。他从心理治疗中发现，在儿童身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问题，几乎都与父母有关，因为正是父母的家庭教育及其心理状况才对儿童的心理产生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露玛小的时候，当“学校老师讲述了抽烟的危害后，她坚信他几年之内就会死，整个晚上哭个不停，他却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安慰她；尽管女儿满心恐惧，他却依旧维持烟瘾”。父亲对露玛十分冷漠，继续放纵自己吸烟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男性自我中心的意识。露玛小时候在父亲的父权压迫下所受到的精神创伤使得露玛在成年以后仍然受到男权意识的困扰和压迫。

另一方面，露玛身上有移民新文化所孕育的独立的女性意识，她在多元文化中成长，希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摆脱传统带来的桎梏和牵绊。露玛一直游离在激进与保守、叛逆与妥协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之间。这种模糊的态度正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毕竟在现实生活中，极端个例仍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斗争，妥协，寻找平衡。

正如《波士顿杂志》所评论的那样，拉希里的作品“看似简单却十分丰厚”。《不适之地》中的女性所受的压迫让我们感同身受，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对男人有着过度的依赖。女性如何摆脱男权藩篱，与男性一起创建一个自由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所有女性为之努力的目标。

［1］［美］吉尔·欧文斯.移民文化的阐释者——裘帕·拉希莉访谈［J］.林果译.译林，2009（6）.

［2］［印］摩奴法典［M］.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美］裘帕·拉希里.不适之地［M］.施清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美］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M］.卢肖慧，吴球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作者：于丽，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