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小说中底层女性形象的性别及文化内涵

2016-07-16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杭州311300

名作欣赏 2016年26期

⊙彭　元　房　萍［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杭州　311300］

⊙彭元房萍［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杭州311300］

20世纪70年代的女作家盛可以以其冷静的叙事姿态、犀利的文笔风格成为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存在。本文试以女性形象为切入点，立足当下社会转型的现实，结合具体文本对盛可以小说中的底层女性形象进行深入解读。从女性形象角度分析盛可以的小说，本文尚属首次，希望本文能为综合研究盛可以及其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可能性。

盛可以底层女性女性形象小说

盛可以，由于家贫，年少时曾亲身经历了六年“工作不稳定，住所不稳定，情绪不稳定”①的底层生活的历练。丰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阅历为她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基础，身处异乡独自打拼也使她过早地了解了社会，谙熟于世事，她对社会和底层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盛可以笔下的底层女性形象可分为三类：一是游走于城市与乡村的打工妹，二是留守农村的传统的年轻女性，三是处于都市边缘的城市底层女性。

“我的写作，源自于困惑。因为困惑，我必须分析，要分析，必须解剖。我只有通过叙述来解剖心灵，解剖肉体，解剖生活。”②盛可以通过小说来剖析社会，剖析人心，借此来解她心中的惑，表达她对底层，尤其是对当代社会底层女性命运的思考。鲜明的时代性使盛可以笔下的女性同其他作家笔下的女性区别开来。盛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着力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底层女性的伤痛与抗争。

一、底层女性的身份茫然之痛

“身份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③，它侧重于社会文化角度，体现的是一个人在特定阶段的稳定性。盛可以笔下的女性“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④，占据着社会最底层的位置。底层的社会地位使她们遭到社会的各种排斥，而这些排斥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这在打工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政治上，以户籍为基础的选民登记制度使她们在城市不能切实参与人大选举，使她们丧失了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经济上，户籍分割，她们只能属于城市中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并且受到城市就业政策的歧视性对待，收入低下，工作不稳定，进而被城市消费市场排斥。在文化和社会网络方面，长期的城乡隔离和城市户籍的优势滋生了城市居民对外来打工者的群体性偏见和歧视，外来打工者也因此对城市居民不信任，故两者难以融合。在社会保障和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打工妹受到传统的户籍分割体制的排斥，从而在相应的方面处于边缘位置。总之，户籍制度使底层女性“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且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⑤。

盛可以笔下的女性往往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在她们原有的身份基础上因受历史性、社会性等因素的影响，被人为地加上的一个定性词——“女人”或“妹子”，如“女人左依娜”“北妹”。这种命名不仅带着地域上的标记，还带着女性性别的烙印，使她们难以挣脱男性眼中的女性的宿命，摆脱不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是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为主体相对而论女人。于是女性被降格为男性的物件和另性，即是第二性的”⑥。

《北妹》中，“北妹”的女性性别身份带给她们的是调戏、羞辱、误解和歧视。从最初县城招待所的男性客人，到在詹士邦发廊结识的斯主管，再到马晓明、雷院长等，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用性来挑逗钱小红。都市如此，乡村亦然。由于乡村较城市而言相对落后、封闭，有它自己在农耕文明之上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和道德伦理标准，乡村男性尤其偏爱于对女性打工者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进行道德考量，认为城市给她们的只会是肮脏、龌龊的职业。因此，他们对像钱小红这类打工妹是持讽刺、不屑与排斥的态度的。《火宅》中，球球与傅寒恋爱且发生了性关系。到最后，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指向球球，球球成了众人口中的“破鞋”，沦落到为人所不齿的境地。而傅寒却可以不受丁点儿影响，并且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开始新的恋情。这样的差距只因为球球是女性，是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本应守妇道的女性，而对于男性，却不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水乳》体现更多的是来自男性的性别优势。平头前进凌驾于左依娜之上，对左依娜忽冷忽热，正是源于男性天赋的性别优势。

不可否认，女性一直以来都是弱势群体。社会制度虽然解决了她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她们在现实生存和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这种差异基于生理，源于历史，伴随着妇女向社会领域的扩展和渗透，成为当代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⑦。底层的社会地位，加上“女性”这一与生俱来就显得弱势的性别，使她们只能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苟延残喘”，承受着心灵与肉体的重荷。

二、时代变迁中女性意识的凸显

从发展水平上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所谓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既可以是同一种社会形态量的变化，也可以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过渡；转变的方式既可以是渐进式的，也可以是爆发式的”⑧。当下我国社会的转型，既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当代中国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⑨

著名学者王政曾经指出：“天生具有的自然女性意识，包括女人对美的追求，对自身魅力的意识；女性对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主体的有意识追求；对社会体制结构中阻碍女性发展的因素的警觉。”⑩换言之，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我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⑪盛可以小说中的女性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是具有新思想、新面貌的新型女性，凸显出较强的女性意识。

盛可以作品中底层女性的女性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她们“出淤泥而不染”，即虽身处男权社会的罗网中，但仍能坚守本性，维护尊严。《北妹》中的钱小红，为了使自己不被“商品化”，她一次次地与物欲对抗：工厂谭老板的不信任伤了她的自尊，所以即使谭老板加薪雇她她也毅然辞职；詹士邦发廊老板让她做他的情人，钱小红果断地拒绝并再次辞职。钱小红的“出淤泥而不染”还体现在她对自身性欲的尊重上。钱小红不羞于谈论性，且性生活开放，但她的性生活与“物质化的性”“被动的性”划清了界限。从这些事中都可看出钱小红不为物欲所动、保持自我的品性。《水乳》中左依娜发现初恋吉姆朗格同时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这种女性意识另一方面表现在她们对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的追求上。《北妹》中，钱小红选择去城市打工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反抗旧权、追求新生的精神。以钱小红为代表的打工妹外出务工的目的“在于改善她们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实现”⑫，这是她们“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的一个要件”⑬。在都市，钱小红不断地更换工作，一点点往上爬，争取在地位上和男性相当。钱小红性格直率，“啐！盲驴！妈的，一群盲驴！”⑭她说脏话，都在意图打破男权制下性的规范，因为从来“脏话只有男人才说。它是男人的语言。就像和加勒比人在一起的那些男人所说的话一样，脏话已成了性的第二标志。它就像雄鸟身上美丽的羽毛，就像部落中的武士才有权穿的五颜六色的丝袍。它是鸡冠和靴刺”⑮。

社会转型在给广大社会成员带去丰富的利益成果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编织了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女性难以逃脱的命运牢笼。盛可以小说中的底层女性具有普遍性，这些女性无力摆脱社会底层的命运，也无法跳出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位和偏见。她们处在男权社会中，感受不到归属感，还要时刻忍受着来自男权的压迫。她们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盛可以的作品，立足于当下社会，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以底层女性为其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底层女性在社会中的经历以及她们不幸结局的讲述，为我们展现了身处底层的女性令人担忧的命运：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下，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无论她们如何努力，等待她们的终究是毁灭或死亡。寻求新时代下底层女性的解脱和出路仍然在路上。

①马季：《灵与肉的感痛者》，《大家》2008年第1期，第188页。

②徐仲佳：《无爱时代的困惑与思考——关于盛可以的写作》，《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

③［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④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⑤李斌：《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⑥［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⑦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与职业妇女问题》，《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⑧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⑨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⑩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

⑪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5页。

⑫⑬［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