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敏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97］

“被遮蔽的心灵”
——从叙述者“我”的角度解读心灵之作《心灵史》

⊙骆敏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210097］

《心灵史》是张承志是继《黑骏马》《北方的河》中精神追寻之后的灵魂皈依之作，是他的生命之作。然而在众说纷纭、哗然喧嚣的评述声音中，却很少把《心灵史》文本归于一种情感和心灵的维度，本文尝试以叙述者“我”作为切入点，从历史评述、宗教情感、“我”的联结等角度解读《心灵史》心灵维度的意义。

《心灵史》 叙述者 “我” 心灵

若提张承志，《心灵史》是绕不开的文本与话题，继《黑骏马》《金牧场》等草原题材小说之后，张承志从心灵游牧中行走出来，追寻到了一个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于是张承志的写作便是一种倾其生命的写作，他的《心灵史》也成了张承志写作的转折、身份的转折和生命的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灵史》是张承志倾其一生的作品，无论从其创作经历、身份认同抑或情感归宿，《心灵史》都可称得上是张承志自己的心灵史，是作者积蕴情感的倾诉，灵魂话语的表达。

然而，纵观以往《心灵史》的研究，研究者的视角很少从文化批评、思想论争、知识分子的自我考察、少数民族研究等跳脱出来，甚至有些评论家用后殖民主义等西方理论框架来强制阐释《心灵史》，另一些则把《心灵史》当作《史记》等历史传记来解读，构成了对文本内部隐秘而强烈的心灵力量的消解，对作者倾注的情感精神的遮蔽，正如朱彤彤所评论：“在‘杂语喧哗’与‘沉寂哑然’的背后，中国文学批评历经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随后，伴随着‘学院派’批评家的登场，叙事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开始表现活跃。”①《心灵史》成了学者们展现自我学术理论的舞台，成了文艺思想争论的武器，而非文本本身的内蕴。

在这样的主流话语评述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例如王安忆认为：“它非常彻底地，而且是非常直接地去描述心灵世界的情景，它不是像将来我们会再分析的一连串的作品那样，是用日常生活的材料重新建设起来的一个世界，它直接就是一个心灵世界。”②李林荣认为：“在《心灵史》里，不仅全部的讲述都处在‘我们’的生存经验之外，而且联结在讲述关系两端的人物，也都是‘我们’旧常话语中既有的人身符码不足以指认的。”③笔者认为，《心灵史》首先是心灵的秘史，其中绝不能忽略的维度恰恰是心灵维度。因此，笔者着力于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作品内部，对文本中“我”的剖析来解读多个维度的心灵史，以期对学界目前的《心灵史》研究做一个补充。文本以“我”这个叙述者一以贯之，承担着客观叙事、历史评论、情感抒发、灵魂皈依等功能，同时连接作者的立场与哲合忍耶的历史。

一、历史评述立场的“我”

“我”这个叙述者在文本话语中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历史评述，可以看到，哲合忍耶教派和官方主流文化是“我”进行历史评述的语境：在哲合忍耶的话语语境中，“我”的态度是热烈而忠诚的，“哲合忍耶的这种已经相当具备文学味道的形象是确实存在的，我不能不暗暗震惊”④等这样的话语，表现了“我”对哲合忍耶宗教的崇拜与亲近，哲合忍耶在被叙述、被言说的话语体系中，其面貌是神圣的，而哲合忍耶的历史也是充满庄严感的。

而在主流官方语境中，“我”的立场则常常是疏离和不屑的，在“我”的叙述下：官员们是贪赃枉法的（如清朝冒赈案）、官军们是草菅人命的（如对哲合忍耶大规模的缴杀）、官府们是同恶相济的（如帮助花寺教派公报私仇），甚至扩张到整个主流文化都是信仰缺失的文化，是异质的文化，与哲合忍耶的立场构成悖反关系。

这种亲宗教而远官方的立场使得整部书在历史评述的过程中充满了主观色彩——表现为对宗教信仰的认同和对主流文化的背离，其历史前提是基于感性体验的而疏离理性的，正是这种情感体验让《心灵史》成为心灵史，是张承志的生命之作，是信仰皈依与灵魂安放的证明，是立体的形式，而非扁平化的历史。

二、宗教情感立场的“我”

在叙事之外，叙述者“我”承担的另一功能便是抒情，浓烈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成为《心灵史》文本的重要特征，也是《心灵史》的心灵意义之承担。《心灵史》中存在许多对奇迹的描述：如马明心在寻教之路上遇到的老人、苏四十三带领众教徒圣战时期突降的大雨，等等，而“我”对奇迹的态度是“当你真的眼睁睁地看见了，当奇迹因你私藏心底的原因真的降临在你身上时，你会只想崇敬，你会满心畏惧”⑤。由是观之，奇迹于“我”正是心灵的外在体现，是宗教力量的外化，由此带来的震惊崇敬的情感体验，是宗教立场的“我”言说的方式。“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他的盛世深深地让我迷恋，如此持久、如此浓烈。我不仅为他，也为我自己的迷醉惊叹不已。”⑥这样的话语和思想在《心灵史》中随处可见，精神信仰构成的写作中处处彰显着对宗教的敬畏和对信仰的坚贞，这也正是宗教立场的“我”心灵的皈依。

三、“我”的联结与视角

（一）“我”与读者的关系据笔者统计，本书中出现“我”与读者的对话多达十九处，且多次出现“我的读者”“我盼我的读者”“希望你们”等词语，叙述者对读者的期待溢于言表，因此《心灵史》的叙事是有温度的叙事，这个温度不仅仅是“我”对宗教情感的体认、对牺牲之美的追寻、对生命体验的表达，也是“我”对读者的温度：自觉地把哲合忍耶“捧”到读者面前，深情地期待读者的接受，也成为“我”对哲合忍耶的自觉表达和责任。

叙述者对读者的呼唤和希冀构成一种叙事特征——“我”作为叙述者构建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读者与哲合忍耶教派之间的距离感和裂隙感因此得以弥合，叙述者、读者，以及所构成的世界形成一个持续在场的空间，构成一个叙事之外的世界。

正是这样的叙述方式，才更凸显“我”对哲合忍耶的忠诚与虔心，“我”以一种传播者的姿态介入宗教系统中，是“我”对宗教牺牲贡献的一种价值。

（二）“我”与小说世界的关系纵观全书可以看出，“我”的立场所拥有的视域高于书中其他人物（包括任何导师、任何著作甚至整个哲合忍耶教派）——全知视角。

在一定程度上，叙事视角表现了作者的写作立场，也体现了文本的价值取向。一般来说，全知全能视角的展现通常以第三人称作为叙述者，对外部世界和人物内心加以展现和阐释。然而在《心灵史》中，作者采取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是把“我”的内心体验转化为外部语言叙事同时又保留对叙事世界的感知和体认。这样的叙述方式让“我”与小说世界形成一个俯视图，“我”站在一个纵览全局的制高点俯视着一切的发展与流变。“我”透过全知视角构成一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而“我”的位置是高于世界的。我们知道，小说中的叙事世界便是哲合忍耶的历史和系统，“我”的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正是对哲合忍耶全貌的体察和表述，也是作者撰写本书的原始情怀和精神目标，而“我”的生命体验则更有力地对这个世界做了个体意义的补充。

（三）“我”与作者的关系在文本中，“我”与作者的关系微妙到难以明确区分，似乎“我”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赋予“我”一个特殊的身份和视角。

纵观作者张承志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到《心灵史》正是他转折的一个契机，在主流创作中个人形势大好的时刻，自觉地选择了背离主流话语而皈依宗教信仰的道路，虔心于此并为自己的沉醉而震撼。如果说，前《心灵史》的张承志是在灵魂追寻、心灵游牧的路上，那么后《心灵史》的张承志则是找到了灵魂家园。这也正与小说叙述者“我”的心灵史恰好吻合，“我”的心灵史正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我”的亲哲派远主流的文化立场正是张承志自主远离主流文学创作而选择边缘异质文化的缩影，“我”对哲合忍耶宗教的生命体验和震撼正是张承志的精神皈依过程，“我”对述说哲合忍耶历史的责任和担当正是张承志文学创作的情怀……

四、结语

《心灵史》自诞生之际就褒贬不一，各种声音、各种话语的响起也正凸显了主流学界文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也反映了主流文化对“边缘叙述”“宗教文学”的态度和立场。本文从叙述者“我”的心灵角度展开的论述是对《心灵史》的文本回归，也是对作者生命体验、情感皈依、精神归宿的体察，也是对《心灵史》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探索。

①朱彤彤：《从杂语喧哗到沉寂哑然——〈心灵史〉研究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②王安忆：《〈心灵史〉的世界》，《小说界》1997年第6期。

③李林荣：《两个被误置的文本——重读〈随想录〉和〈心灵史〉》，《当代文坛》1999年第5期。

④⑤⑥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第7页，第69页。

［1］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2］龚玺.《心灵史》——一首宗教哲学的抒情诗［J］.青年文学家，2016（1）.

［3］张中复.历史民族志、宗教认同与文学意境的汇通——张承志《心灵史》中关于“哲合忍耶门宦”历史论述的解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1（1）.

［4］钟洁玲，申霞艳.《心灵史》诞生始末［J］.文艺争鸣，2015（6）.

［5］黄忠顺.学术叙事与抒情倾诉熔铸的历史小说新文体——以张承志《心灵史》为个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4）.

［6］杨继国.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读张承志的《心灵史》［J］.回族研究，2012（11）.

［7］张志忠.读奇文，话奇人——张承志《心灵史》赘言［J］.当代作家评论，1992（8）.

作者：骆敏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