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换人”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2016-07-14石伟平

职教论坛 2016年10期

□刘　晓　石伟平

“机器换人”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

□刘晓石伟平

摘要：近年来，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东部沿海省份逐步深入，这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种社会变革。随着“机器换人”对部分技术技能型岗位的替代，对职业教育的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职业教育面临着人才培养定位、专业结构、培养方式等放慢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机器换人”，职业教育必须在专业结构与布局，产教融合，功能拓展以及体系建设方面进行改革与优化。

关键词：机器换人；产业转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所谓“机器换人”，是现代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背景下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通过减少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趋势[1]。随着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用工短缺及用工成本的增加，倒逼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型升级，一场以“机器换人”为序幕的技术革命正悄然上演，引发了一系列劳动就业市场结构的社会变革，即在“机器换人”所带来的普遍的积极效应的同时，这些基于日益智能化和高效化的“机器人劳动者”开始对社会形成全面而彻底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直接紧密型关系的职业教育首当其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如何应对“机器换人”带来的严峻挑战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命题。

一、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机器换人”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变革和生产模式的进步，都伴随着以机器为工具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但是，是否就能够说明此次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延续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模式？鉴于此，探讨此次自动化浪潮带来的“机器换人”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化，重点需要厘清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此次“机器换人”的最大变革在于机器直接成为了“劳动者”

在认识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劳动力与就业的变化，都是以工人和机器之间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转变来定义。通常我们视为既定的因素是：现有的技能和可用的劳动量，当期可用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力的强弱程度，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活动的负效用和社会结构[2]。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肇始于18世纪的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要求劳动力掌握机器操作，开启了突破人类和动物肌肉极限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那么，发端于21世纪的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随着更为智能化、集成化、网络化以及协作化的提升，通过嵌入生产系统从而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的过程，则意味着人类将不再满足于肌肉力量的突破与超越，而是要进一步致力于大脑智慧的拓展与延伸，以创意和创新的力量，取代以往发展和增长的基本动能。换句话说，与以往工业革命中机器还是作为人的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存在不同，此次“机器换人”的本质区别在于机器本身成为了劳动力。这种转变最终将挑战我们对此次“机器换人”最基本的假设：机器只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工具。但事实却相反，此次“机器换人”机器本身俨然已经直接成为“劳动者”，而且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界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模糊。

（二）技术性失业：对劳动力究竟是“替代”还是“释放”

毫无疑问，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我们正在创造着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少的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能够带来越来越多产出的世界。但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自动化技术进入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影响了人们的工资和就业前景，造成了当前的“技术性失业”现象。那么，所有劳动者不禁要问，面对技术性失业，究竟是对劳动力短暂的“释放”还是永久的“替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尽管以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其他因素确凿无疑地让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机会，但资本主义根本的创造天性却给其他一些人带来了更好的创造机会。因此，失业也只是暂时的，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例如虽然自动售货机和售货亭的增多势必要使传统零售工作减少，但这些机器也会在其他领域创造一些工作机会，比如机器保养、补货和维修等。而从现实来看，事实正倾向于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的，自动化会给人们带来永久性的失业，尤其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地自动化。“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了使劳动者的劳动更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但这种提升却把劳动者的劳动机会远远甩在了身后。”[4]凯恩斯把我们带到关于技术性失业的一个更加严肃的论点：我们的技术、组织架构和体制无法与技术的变革保持同步。当技术淘汰了某种类型的工作，或者甚至是终结了某一类技能的需求，那些相关劳动者将不得不学习新的技能，并去寻找新的工作。为此，我们可以这样定论，以往的“机器换人”是在代替中不断释放劳动力的过程。随着机械化的大生产稀释掉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释放了大量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劳动者，并将他们推向新的服务业中去。毋庸置疑，“机器换人”“抢”走了某些行业中原本由人力承担的工作，使得社会劳动力需求减少，低端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长期失业飙升。且随着数字化工厂智能制造的不断演进，这种替代的范围必将扩大、程度势必加深，且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三）哪些工作最容易受到自动化冲击

哪些职业岗位在与机器竞赛中最容易与机器迎头相撞？2013年，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研究人员对美国超过700种的就业类型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将近一半的工作岗位将受到机器全自动化的影响。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最容易被机器取代？是否像人们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低技能的劳动容易被取代？正像机器人研究专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所观察到的：“如果让计算机展示成人水平的智力测验或者玩跳棋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当涉及知觉和机动性时，即使让计算机完成一岁幼儿的某些技能也是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的。”[5]这种情形所描绘的就是被人们熟知的莫拉维克悖论，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领域有别于传统假设的重要发现，其含义是高层次的推理几乎不需要计算，但低层次的感觉运动技能则需要大量的计算。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nnard）曾撰文指出，“一台机器可以做50个普通工人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做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6]从最近一些年看，低技能的工作并不总是被自动化的，常常被自动化的是那些机器做得比人工做得更好的工作。为了辨识这种区别，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戴维·奥特尔（Ottl）的研究结果建议，要把工作分成一个二阶矩阵，即：认知类的工作（类似脑力类的工作）VS体力类的工作，程序性工作VS非程序性工作。他们发现，对程序性工作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不论这种工作的性质是认知的还是体力型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工作的两极分化：对中间收入的工作需求急速下降，而对非程序性的认知工作（比如财务分析）和非程序性的体力类的工作（如美发工作）需求相对旺盛。

表1　“机器换人”引发的对不同性质工作的需求变化

二、“机器换人”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种社会变革。随着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而非释放，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职业教育，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从重视学生的岗位技能转向岗位协调能力

现代工作变化的速度随着自动化生产的提高日益加快，具体表现为许多传统工作岗位的消亡或合并，对工人专业知识、能力要求也相应拓宽，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将逐渐淡化强调岗位技能的专业转而注重岗位协调能力的提升。通过对一些加工制造类企业的调研发现，当前市场的特点是需求多样化、变化快。为了适应这种市场环境，企业等劳动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更加强调生产的协调性，这就要求工人要兼备多样化的生产技能而非过去的强调某一岗位的操作技能。因此，企业往往要让工人尽可能地多从事不同类型、不同技术难度的作业。企业往往在劳动分工、劳动规范化以及决策权分布方面作出改革，形成了以低度分工、适度规范化和决策权下放为特点的劳动组织结构。第一，不实行岗位之间、工种之间的严格分工。具体来讲，就是不设岗位工，不将工人固定在某个岗位，不严格区分各工种的任务，让一个工种的任务适当延伸到另一个工种，比如，操作工人要适当做一些维修工人的工作。第二，公司不对车间提供具体的人员配置和工人技能培训计划，车间的生产协调、工人的技能培训基本由车间管理者的“现场干预”来进行。这种实践表明，系统地实施岗位移动是提高工人协调技能的有效方法，而要顺利地实施岗位移动，需要有低度分工、适度规范化以及决策权下放的劳动组织作为支持。而当前职业教育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为导向，实施订单班及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反复训练的方式培养学生岗位所需的娴熟技能，一方面很容易囿于“工具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却是机器人轻而易举能够代替的，这与“机器换人”背景下工作岗位拓展协调的要求背道而驰。

（二）专业对口的概念将被淡化，通用能力将更受重视

职业教育作为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力资源的教育类型，其培养的人才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具体执行者[7]。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现代工作内容的深刻变化，国家工业结构变动呈现高加工化趋势，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逐渐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而成为主导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增加对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对员工的要求逐渐更多地依赖从业人员的智能，现代工作变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工作岗位合并，工作范围拓宽，对工人专业知识与能力要求更宽，由岗位技能训练转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这就意味着过去单纯以专业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在满足从业人员继续学习和转岗需求方面的弊端日益凸显。随着“机器换人”进程的不断深化，在不久的将来，直接从事制造行业的劳动力人数将大幅减少，而溢出的剩余劳动力则需要成为机器维护员、软件设计者，通过操纵智能软件管理机器人从而完成生产任务。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人员需要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正是鉴于这些考虑，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改革其职业教育内容的重心：一是逐步拓展专业的宽度，淡化专业对口概念，转而以专业群为基础对接产业群的发展；二是由强调 “从学校到工作”（SCHOOL-TOWORK）的 “就业导向”逐渐被 “从学校到生涯”（SCHOOL-TO-CAREER）所取代，这进一步反映了21世纪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即以人为本，着眼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三是重点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即注重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与协作能力，创新与革新能力的培养[8]。

（三）对员工综合素养的提升，对职业教育的生源水平及培养质量提出新的要求

有学者认为以“机器换人”为标志的生产的智能化，使得生产过程人为的操作大幅减少，陷入了一种更机械的程序性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机器换人”表面上看似乎降低了对操作者的技能要求，实则只是转移了技能要求的重心，对工人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养也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了解“机器换人”的实际现状，笔者对浙江省“机器换人”的示范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随着“机器换人”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要求呈现了分化的趋势，即传统中等技能岗位需求减少，而高技能要求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以及低技能要求的岗位需求诸如餐饮、个人护理则相对较多。但是无论劳动力技术技能要求如何分化，可以肯定的是高度信息化、高度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生产高度重视劳动者的综合职业能力，诸多行业企业对员工的能力和素质要求也逐渐向综合素养靠拢并日渐提升，这对职业教育的生源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学历、资格证书、文化素质等方面。今天，对员工综合素养的提升，无形中对当前职业教育的生源认知技能有了新的要求，这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所谓的STEM学科，还包括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学科。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都纷纷采取了职业教育整体层次的高移，即职业教育受教育对象的主要年龄阶段由原来的“中学阶段”推迟至“中学后”。因此，跟随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主流，整体层次高移，推迟职业教育受教对象的主要年龄阶段，实施高中后分流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向。

（四）劳动力市场需求缩减，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

“机器换人”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内忧外患。第一，劳动力市场需求大量缩减。“机器换人”引发了制造业地理版图的剧变，日渐趋向中心化和一体化。如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目前美国制造业正处于明显的“回流”趋势，这对定位于中等技能人才培养的中等职业教育将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用人需求减少，尤其是与制造业相关的专业将会面临着萎缩的危险，另一方面专业与产业不匹配的矛盾将会更加凸显。第二，技能人才培养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技工劳动者1.5亿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可见，技能人才的短缺和断层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极大瓶颈和障碍。而当前一些职业学校的专业群虽然基本涵盖当地重点产业，但重点专业和重点产业的对接却不是很完整，这种专业和产业倒挂现象，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与产教的深度融合。同时，学校尚未建立针对“机器换人”、产业升级做出相应专业调整的动态机制，“结构性失业”在所难免。再加上现代产业结构逐渐趋向软化，市场需求重心逐渐向服务业偏移，这使得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难以形成互动共赢模式。可见，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与产业结构逐渐趋向软化，对职业教育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动态对接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与服务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将持续走高，也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专业调整与优化指明了方向。

三、“机器换人”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面对“机器换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如何处理并应对“机器换人”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一轮矛盾，牢牢把握“机器换人”对职业教育人才需求的脉搏，通过新渠道、新途径实现新的就业增长与结构优化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和关键发展方向。

（一）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

专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的优化除了要考虑人的发展和职业教育自身发展需要外，还应当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形成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职业教育专业发展新格局。首先，依据产业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所取代，使得经济发展对信息、服务、技术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因此，一方面职业教育应围绕机器人产业积极开拓与机器人领域密切相关的重点专业、特色专业，培养大批具有机器人专业知识、一般学科知识与特定领域知识深度融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人机协同发展；另一方面紧跟产业变革步伐，增设发展营销、设计、创意等与服务业相关的专业，以适应经济服务化、市场需求重心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其次，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优化专业布局。以“做强骨干专业、拓展新兴专业，改造传统专业”为思路，不断优化区域内同类及不同层次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既有利于差异化竞争，也为中高职衔接、人才系统化培养创设良好条件。

（二）资源共享，深化产教融合

和其他的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直接的功能性关系，需要基于满足市场需求以实现受教育者的就业目标，从而实现技能型人才的内外价值，成就企业技能型人力资本的能力开发诉求[9]。首先，面向行业，建立若干个面向“机器换人”主导产业的职业教育集团。2013年11月，由75家院校行业企业组成的 “全国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旨在促进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与职业教育的资源整合，为进一步助推“机器换人”进程提供厚实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充分发挥职教集团化办学对技术技能积累的促进功能。其次，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办学，升级产学研合作模式。引入“市场化”的产学研合作办学思路，并逐步形成产学研的社会合作机制，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平台。如美国先进制造业联盟高度重视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产学研合作，为美国制造业的革新领域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再者，承袭传统，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它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既是一种造就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制度，又保证学徒能够满足企业行业的实际需求，有效促进青年就业。此外，现代学徒制的回归有利于职业教育走出深陷的工具化、手段化的泥潭，摆脱单一的技能训练范式，培育创新型技术人才。让学生在获得工具性能力的同时，开启技术富含的精神资源，唤醒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发挥人工智慧无可比拟的优势，引领智慧生产。

（三）功能拓展，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机器换人”带来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严峻挑战，亟待职业教育基于大职教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功能，提升社会服务能力。首先，技能补偿，重视被替代人口的转岗再就业培训。鼓励各类职业院校加强技能补偿教育，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培训功能。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更多工作岗位的自动化，惯用的解决办法是为工人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进入更高技能的新角色。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是这些工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案。其次，重点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农民工群体作为低端劳动力的主体，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同时也是“机器换人”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因此，依托职业教育与培训，特别是应用型知识的培训，大力提升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为其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创设可能。再者，完善技术技能人才的培训机制。实施职前职后衔接系统培养，使得职业技术人才具有良好的晋升空间，真正形成尊重职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职业技术人员的能动性，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第四，大力实施再就业计划。一方面以服务业带动就业增长，重视购物、餐饮、休闲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开发，以成功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就业转移。另一方面以创新创业促进就业，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劳动者走上创新创业之路。

（四）完善制度，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首先，纵向上贯通各层级职业教育衔接渠道，提升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实践也证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也出现了上移，发展本科及本科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也日渐提升议程并逐步开展。这就要在实践中逐步围绕以课程建设为抓手，促进各级职业教育的衔接，同时放开升学的比例限制，转而强调入学的知识和能力的标准。在改革职业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强调技能性，强调工作经验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价值。其次，横向上架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通道，建立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等值体系。以适应“机器换人”背景下不断变换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满足从业人员职业成长多样化和灵活性的选择。依赖于普职等价的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取消对职校生向普通教育或普校生向职业教育升学的比例限制，以基于知识和能力结果的入学标准代替刚性的升学比例，如美国为了保证振兴先进制造业的人才输送管道，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开拓学生的职业生涯路径。这对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应对“机器换人”危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机器换人”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结构、规格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升职业教育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适切性，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促进就业创业，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破解“机器换人”与人才结构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变革发展的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1]刘晓，徐珍珍.“机器换人”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藩篱与跨越[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4）: 19-23.

[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27.

[3]（美）戴维·F·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4]（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02.

[5]（美）汉斯﹒莫拉维克.机器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8.

[6]（美）阿尔伯特·哈伯德.致加西亚的信[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267.

[7]刘晓．产业转型升级与职业教育变革:互动关系与协同策略[J].职教通讯，2014（28）:1-3.

[8]（美）伯尼·特里林，查尔斯·菲德尔.21世纪技能: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而学习[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87.

[9]刘春雷，陈睿渊，吴峰.职业教育的核心属性及其规律剖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7）:77-80.

责任编辑肖称萍

作者简介：刘晓（1982-），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石伟平（1957-），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