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侨易”现象，学者叶隽进行了如下定义：“我们强调其应是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后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①另一方面，在其《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叶隽亦强调了“制度”在人类文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在文明结构中，文化居于最高端，其与制度间是直接关系，与物器则隔着一层了；但我们也不妨用三角形的关系来视之，就是每两者之间都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②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提出“制度侨易”的概念——以某种制度作为主体的侨易现象。在叶隽看来，侨易观念的核心在于“其对‘变与‘常二者关系的处理，因为这简单的两个汉字，实际上包含了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的基本运作现象背后的规律，即‘变化与‘不变，虽然貌似过于简约，但却是‘极简明而道中庸，因万变不离其宗也”。③由此出发可以认为，“变化”与“不变”亦应当是任何一种“制度侨易”现象所固有的两个维度。本文尝试从十八世纪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丁· 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小说《金镜》出发，通过凸显这部小说所关联的跨文化语境下“制度侨易”现象中的“变化”与“不变”之维度，为“制度侨易”的理论概念提供文学世界与历史现实中的例证。

一、 制度侨易之“变”：《金镜》、“亲耕”与重农主义思想

在维兰德所生活和创作的大部分年代里，“开明专制”（der Aufgeklrte Absolutismus）改革一直是欧洲范围内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