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为考察对象，结合具体作家的作品分析，认为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化的想象从告别革命、确认恋爱与启蒙的地位开始，最终走向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诗意化认同。也有少数作家认识到了现代化的真实与残酷性，感受到了灰色的西方的现状。无论是何种西方现代化叙事，都遵循着“新启蒙主义”的现代化叙事逻辑，这也构成新时期文学现代化书写内在的思想局限。

新时期文学；现代化叙事；新启蒙主义I206=6A010406

现代化作为中国20世纪至今的一个语境特征，并非一个单维的概念。把它置于新时期文学中来考察，不同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对西方现代化的叙述方式也有所不同。解读这些不同的现代化叙述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新时期文学“现代”观念的发生历程及其局限，以反观我们当下对待现代、对待西方的姿态。

现代化是发展中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以西欧及北美地区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向其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①因此，现代化在新时期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本文中的“现代化叙事”是观察者按照自己的文化的模式在文学化或社会化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的总体重建，这和作家对自我与他者、对本土与异域的自觉认识息息相关，并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制约。作为“他者”的西方想象，在文本中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景物、风物、书籍的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辞，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客观物象与相关的主观思想、情感和意识的总和。

一、 革命的告别：隐而未彰的“西方”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②，被视为“三只报春的燕子”③之一，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虽然当时的政治形势还在“两个凡是”笼罩之下，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领域正处在由否定“文革”、摆脱极“左”向解放思想、开创“新时期”的急剧变革之中。刘心武的《班主任》“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引起轰动，并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但是，笔者注意到，《班主任》之所以如此准确地为时代“把脉”，除了其对“四人帮”的“显性”批判之外，还有其隐而未彰的“西方”想象，即巧妙地运用了《牛虻》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中“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呈现出革命伦理秩序向新的注重个人才智的人道伦理格局让渡的过程，向爱情与启蒙致敬。

“在《班主任》中，刘心武其实还调动了《牛虻》一个隐而未彰的因素，即它是由《国际歌》开创的‘世界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对《牛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革命的态度”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牛虻》是英国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出版于1897年的歌颂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的小说，是一部反抗强权、争取自由的世界现代革命小说。牛虻参与了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他有着从一个虔诚的信仰基督教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传奇经历。

王琼：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谢慧敏和启蒙者张老师在关于《牛虻》的评价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谢慧敏认为《牛虻》是黄书，用革命伦理来批判人道伦理（谢慧敏见《牛虻》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而宋宝琦也从中读到了爱情，窥探到了牛虻和琼玛的小资产阶级爱情，也认为《牛虻》是黄书。在这里，《牛虻》一书中的革命性是张老师批判谢慧敏、宋宝琦以及“四人帮”的武器。而对于《牛虻》中的人道伦理尤其是爱情，张老师无法解释，叙述者用“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做出这个结论的” 这样含混和模糊的语句来避开这个问题。张老师的无法解释而非大力批判已经在文本中为《牛虻》正了名，革命伦理和人道伦理都各自归属到17年以来的主流文化谱系中。

《班主任》巧妙地运用了《牛虻》兼具“西方”和“革命”的双重身份，进而打开了新时期文学中“人性”与“阶级”之间的对话空间。“革命”与“恋爱”在新时期初期均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新时期批判“文革”，以批判“四人帮”为历史批判的元话语，对“文革”运动所形成的对人性的专制与压抑的批判也是新时期政治实践的重要一环。但批判“文革”所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仅仅依赖于“现代化”这一文化远景的允诺是不够有力的，所以重新激活“革命”这一宏大叙事，同时肯定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欲望和价值追求，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同时，“恋爱”在文学中的重新确立，也是知识分子向新时期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新的现代化的文化秩序认同的体现。

较为有趣的是，张俊石对“人性论”其实是有批判的，但是这种批判仅仅是一种空泛的去革命化的修辞。张俊石在对“人性论”的质疑中，肯定的是知识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地位。张老师认为“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但同时，张老师在分析宋宝琦“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时并未对上述的人道主义思想全盘否定。他称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知识即力量”的观念是资产阶级在上升阶段的思想观点。关于这些上升阶段的思想，宋宝琦的“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

同时我们看到，《牛虻》和《青春之歌》本来是试图用“阶级论”（革命）来克服“人性论”（爱情），但宋宝琦从其称之为黄书的《牛虻》中读到了牛虻和琼玛的爱情，谢慧敏读其称之为黄书的《青春之歌》而“心跳神乱”（虽然只是随便翻检了几页），宋宝琦、谢慧敏都从革命加恋爱的成长小说中读到了正常的个人欲望话语，尤其是对自由恋爱的追求。而张老师批判的虚伪“人性论”，却通过其非常赏识的石红得以肯定。石红竟认为《青春之歌》“可带劲啦”，而这里的“带劲”，很明显地倾向于个人欲望话语。所以，革命伦理在张俊石这里只是一种去革命化的修辞。《班主任》所要艰难表达的，还是新的注重个人才智的人道伦理。由此，“革命化”的伦理秩序走向了解体，注重个人才智的人道伦理逐渐形成新的话语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说，《班主任》中的隐而未彰的“西方”想象预示着新时期革命伦理向人道伦理让渡的开始。

二、 绝对的现代：诗意化的“西方”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时代特点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在科技和教育方面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4页。所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融入改革与开放的大潮，是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的高度一致的集体意识。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冲动与期待，焦虑与渴求，所有关于现代化的情绪与想象汇聚在一起，横扫和搅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要找回被耽误的青春，要抓住曾错过的机遇，要通过“言说”和“想象”，把一个异己的“西方”变成中国的内部风景，这是大众意识形态的一种共同的意向。就像韩波所宣称的那样：“要绝对的现代。”现代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张旗鼓地铺开了它在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运动。一些知识分子怀着理想主义激情，展开了面向未来的关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在知识分子最初的现代化想象中，现代化与西化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或者可以谨慎地说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现代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受压制的王蒙，此时迫不及待地运用很“现代”的意识流手法，写了一部召唤和欢呼现代化的抒情小说《春之声》王蒙：《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春之声》的基本故事情节是：担任科研工作的工程师，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他一开始在闷罐子车厢里感觉到不舒服、不愉快，后来他在车厢里听到有人在收听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还看到一位妇女在学德语，这使他快活起来。他仿佛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力量。王蒙自己也承认：“请主人公担任科研工作，又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这样，才能加强闷罐子车给人的落后感、差距感，这种感觉不是为了消极失望，而是为了积极赶上去。”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在王蒙看来，“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还有“三洋牌”录音机、内燃机车、三叉戟客机、莱茵河的高速公路、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差额选举、歌唱的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学外国语的妇女等等，都是神州大地应该普遍具有的现代化表征。为了突出强化他对这种现代化的肯定性态度，他意味深长地选择了“火车”这一叙事空间，并赋予其独特的文化意蕴。“火车”，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和象征，以其特有的速度、力量和庞大的体积，以及鸣笛时的巨大声响，强烈地左右了人们的视听想象力。它不过是一种交通工具，但汽车和轮船却不能像它那样带来人口和物资大规模的急剧流动。每个身处其中的乘客，听着沉闷而急促的火车吼叫，看着窗外景物的瞬间远逝，感受到的恐怕是对迟缓、无力、单调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远离和抛弃。火车飞速向前奔驰，展现的正是人们对前途的欣喜和期冀。火车上的拥挤和混乱，却被作者忽略，他看到的只是“新”的事物。比如：换了新车头的火车，新刷的油漆，等等。作为辽阔中国的一个符号隐喻，火车装满了“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这种声音，其实正是王蒙这一类体制内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普降中国这一时代图景的欢呼和单纯的憧憬。

有论者深刻指出： “在这种貌似漫无规则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思路其实非常明晰： 北平、法兰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山村、自由市场、包产到组……‘意识流在此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只是，将这些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组织进一个明确的观念之中——一种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相当经典的‘宏大叙事，只是，它经由‘内心叙事的形式表露出来。”蔡翔：《专业主义与新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王蒙自己也坦言自己西方想象的典型性：“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放音乐歌曲，这本身就够典型的了。这种事大概只能发生在80年代的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既有时代特点也有象征意义。”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作为“重放的鲜花”的王蒙，自然有着强烈的革命认同。而革命，在《春之声》中，只是作者意识流式的追忆：“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一支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终于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 ‘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革命记忆（平津学生大联欢及营火晚会）和革命信念（革命歌曲及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属于过去17年的文化传统，而现在与未来则在叙述中滑向了诗意的西方（法兰克福）。因为有了西方现代化的指引，“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王蒙：《春之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期。。

“文革”结束以后，已经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西方。当时在文坛上已经卓有成就的知名作家和文化领导人，如刘心武、王蒙、茹志鹃、王安忆、张洁、张抗抗和丛维熙等，他们都曾接受西方文学或文化团体的邀请，代表中国到西方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域外游记。如张洁的《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王蒙的《浮光掠影记西德》、刘心武的《刘心武海外游记》、高晓声的《寻找美国农民》、冯骥才的《电脑文学》、铁凝的《没有梦的旅行》等等。作家游记中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现代想象和《春之声》一样，大都是物质丰富、技术先进、民主自由、环境优雅、人民热情友爱的西方。

新时期作家把想象中的西方作为未来，从中汲取了反观历史现实的思想、审美的另一维度，提供了巨大的文学想象的资源。这主要源于对现代化的追寻和急于确立民族历史主体地位的渴望。处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中国作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姿态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向西方学习、反思自身的烙印。并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西方，把西方构造为自己的现代乌托邦。而且，对西方的美好想象可以说已经沉积到了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层面，成为新时期一种社会集体想象。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想要融入更为安全的象征秩序（西方）的急切欲望，实际上泄露了这一现代想象的内在危机。这种把西方作为诗意化审美对象的现代化想象呈现出一种一厢情愿的片面乐观。诗意化的西方书写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西方想象。显然，这种现代化想象，是以科技进步和商品扩张为特征的英美工业化模式为基础的，并且想象的着力点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程度上，呈现出单一消费主义的端倪。新时期文学对西方诗意化的书写遮蔽了其对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的西方书写用西方的现代化大工业否定了中国自身的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被视为落后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现代化的历史和自审被割断和回避了。

三、 真实的现代：灰色的西方

现代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绝望的时代，而这两面都构成了“真实的现代”。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虽然把西方诗意化，但面对西方社会存在的社会弊端，也并不是没有丝毫的反思。丁玲在《纽约曼哈顿街头夜景》丁玲：《纽约曼哈顿街头夜景》，《文学报》，1982年10月7日。中就突出描写了这样一位“对周围是漠然的，行人对他更漠然”的老人：“在这里他比不上一盏街灯，比不上橱窗里的一个仿古花瓶，比不上挂在壁上的一幅乱涂的油画，比不上掠身而过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蓝圈，血似的红唇，更比不上牵在女士们手中的那条小狗。他什么都不能比，他只是在一幅俗气的风景画里留下一笔不显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缕冷漠和凄凉……”类似的还有王蒙在《浮光掠影记西德》中描述的一位西德汉堡的大西洋饭店楼下大会客厅角落里的老琴师，刘心武在《刘心武海外游记》提到的在巴黎的地铁中遇到的一个醉汉等等。这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同情和关爱投向了豪华光艳的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无产者，并进而通过弱势群体看到了同样处于弱势的中国。现代化西方大都市中物质的奢靡浮华与弱势群体的孤独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极大的贫富悬殊让作家对西方感到隔膜，感到“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像一切都没有，唯独只有我”丁玲：《纽约曼哈顿街头夜景》，《文学报》，1982年10月7日。，更让作家产生与西方欲接近却远离，似有缘却无缘的过客感。

信仰伊斯兰教的张承志描述了他在走进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后的心理感受：“就是一种使我好奇，使我冷静，逐渐使我起了一层反感的莫名气氛。它沉浸而下，傲慢而专横地擦疼我的皮肤……它以现代化后的优越和德国人的优越感继续用那严厉而彻骨的气氛摩擦我的肌肤。”③⑤张承志：《牧人行歌》，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第231、217、223页。他在广漠壮观的美国平原上能感受到“美国之绿蒸腾着一股骄横之气，掀动着遍地飘扬的星条旗”。诸如“经常听到据我看来是毫无教养的不礼貌的问题：你愿意住在美国吗？你在中国感到自由吗？你来到这儿你感到幸福吗？你有汽车吗？”③这样的问题使他忍无可忍。张承志作品中的西方书写比其他作家更具反思品格，他是在为自己寻找“一种今后存在的形式”。在《绿风土》张承志：《绿风土》，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他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高速公路上、辽阔的绿色平原上，第一次清晰地感到了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思绪不断闪回到中国的国土，闪回到“酷热如火的鲜红山脉”，他急切地对自己发出呼喊：“回到亚洲去吧，回到北亚，回到东亚，回到中国，回到内蒙古草原、新疆枢纽和陇东山地。在那里，那绿风土中的秘密已经离你很近了。”⑤张承志对西方的反思是清醒而自觉的。有研究者认为，张承志从北中国的大草原出发，扩张了《北方的河》中的“北方”与“大陆”等地理边界和感情边界，成为不断增殖的地理概念。与这个“地理中国”相匹配的是人文内涵，他试图建立起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框架，从而充实起一个与他所批判的“西方”相抗衡的“中国”形象。项静：《游历西方与中国认同——重读张承志的〈绿风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

自晚清以来，中国“中心帝国”的傲慢之梦已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西方打碎，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学习与追赶成了国人对待西方的主要方式，西方的影响在不断质疑中越来越广阔地覆盖了中国的思想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化想象中，“进步理性主义”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看作优胜劣汰、不断进步的过程，逐渐形成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和进化论的历史观。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对现代化的热望使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直线式的历史观念仍占据主流，这也决定着中国面对西方时的言说方式和姿态。而“灰色”西方的想象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内部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和直线式历史观的反省，但这种反省仅仅局限于少数作家的少数作品。

四、 结语

新时期文学对西方现代化无论是认同或反思，其历史大背景都是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形成的广泛的改革共识。其核心是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乌托邦想象。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新启蒙主义”潮流要展开其解释历史、塑造未来的意识形态实践，不断向西方寻求资源。在“新时期”这个伟大的起点上，逝去未远的集体性的创伤性记忆通过“反专制”、“反封建”的叙述被界定为蒙昧和失效的“他者”，融入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则被标举为一种普世的道路。

“新启蒙主义”的中西观决定着中国新时期作家的西方书写。“新启蒙主义”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描述和想象西方。“新启蒙主义”思潮中最激进、最核心的东西，是它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新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这不仅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排斥、替代“阶级斗争”的论说，更重要的，还要通过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获得对人、对人和社会、对人和历史的关系的解释权。这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的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的“单一现代性”理解，在之后的“85新潮”中国现代派文艺那里得到了一种感官、审美和形式主义的肯定和强化，并配合中国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步伐，构成了改革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自我空间。

“新启蒙主义”思潮曾经蕴含着巨大的批判潜能，由于新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组织与规划，这些批判潜能逐渐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其作为“文革”后中国当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随即“由一种富于激情的批判思想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声”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这就决定了新时期文学对待西方现代化时有着巨大的激情和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因此，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形象的建构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流，也无力对主流的社会集体想象进行批判和重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由于时代与思想基础的局限，难以确立具有真正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对西方的认同缺乏理性的审慎与深度的反思，更无法真正担当起对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与西方文化进行反思的双重历史使命。而如何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主义弥漫的今天，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仍然是中国面临的巨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