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汉



政党调适理论视野中的城市商圈党建：理论脉络与研究议题

□张汉

摘要：城市商圈党建，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性主要呈现在组织方向和地域/空间两个方向。城市商圈党建属于地域/空间方向的基层党组织调适范畴，它逐渐从社区党建的架构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党建工作领域，与“社区党建”和“工业园区党建”并列，成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地区的三种主要形式。城市商圈党建主要在两个方面创新了党建手段，一个是“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组建和运行，一个是商圈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的强化，即再造“服务型党组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城市商圈党建；政党调适

面对单位制的式微、非公有制部门的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的大量涌现、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大和新城市空间的大量出现，城市基层党组织探索以住宅区、商务楼宇、大型商圈、专业市场、工业园区等地域/空间单元为依托开展“区域化党建”工作。在城市商业/商务区中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城市商圈与城市住宅区有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功能，因此与已经关注较多的社区党建相比，城市商圈党建具有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成为近年来一些商业活跃、城市管理有效的城市所开展的重要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但是对这一议题的政治学视角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将从政治学中的政党调适理论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城市商圈党建研究的理论脉络，并提出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进行城市商圈党建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

一、政党调适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研究

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政党调适理论，认为一个政党体系 (party system) 的弹性 (resilience) 和调适性 (adaptability) 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要比政党数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拥有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系统地吸纳新社会阶层的政党体系。在调适阶段，单一执政党必须调整与四类新社会力量(技术-管理官僚、各类社会利益集团、批判性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大众团体)的关系，并在新的社会体系中重新定位自己，才能达到“调适”。*S.P.Huntington，“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in S.P.Huntington & C.H.Moore (eds.)，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New York & London:Basic Books，1970，pp.3-47；S.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420-432.亨廷顿的研究，开创了从政党和政党体系的角度研究威权主义制度的视角，以及动态观察政党调适性的理论观点。

(一)中国共产党调试性研究的理论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已经成为在中国政治领域中受到一定关注的研究议题。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性研究呈现出两个研究脉络：其一是规范性研究(normative research)的脉络，其二是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的脉络。*李春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多种研究路径的述评》，载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0页。

第一，规范性研究的脉络，以论证和建构党建实践为基本目标，体现出把学术研究和建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延续着中国社会科学界较强的规范性研究的传统，党的政策研究部门、党校、高校内的政治学和党史党建研究专家，把学术研究和实践建构紧密结合起来，他们或从特定的学术理论出发进行演绎推导，或在对现实党建工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既进行了政党调适方面的学术理论提炼，也紧密结合当前党建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党建实践进行了价值性论证并提出针对性很强的对策建议，从而以研究推动党建工作发展。比如王长江从政党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党内民主、党管干部等方面吸收现代执政党的执政规律。*王长江：《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考》，《理论前沿》，1998年第4期。林尚立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不但要从自身的逻辑出发，也要立足于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现代化。*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3期。胡伟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理论和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胡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唐皇凤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调适策略是意识形态创新、组织建设与制度变革的有机互动，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等等。

第二，经验性研究的脉络则以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能力这一客观现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为基本目标，强调经验描述和理论建构，而较少进行价值性论证或提出政策建议。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党校的政治学者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调适策略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经验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与比较政治学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究中国经验对于理解列宁主义政党体系乃至威权主义政体的总体理论意义。在海外学者研究方面，狄忠蒲 (Bruce J.Dickson) 首先把“调适性”的概念引入中国共产党研究，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吸纳机制。*B.J.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B.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UK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则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在调适与萎缩两种状态中的动态平衡。*D.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Washington，D.C.& Berkeley，C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郑永年从党内竞争与党内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再生产和转换能力。*Y.Zheng，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Culture，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0.这些研究首先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忽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认为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化的研究预设，转而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调适性。一些中国国内政治学者的研究体现出相似的路径，着重于对中国共产党调适策略的经验分析与概念提炼。比如景跃进提出，面对村级民主选举、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增长等现实挑战，中国共产党分别采取了转型、吸纳、渗透等调适策略。*景跃进：《转型、吸纳和渗透——挑战环境下执政党组织技术的嬗变及其问题》，《中国非营利评论》，2011年第1期。周建勇从政党转型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规模与构成、意识形态、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的适应，*周建勇：《中国共产党转型研究：政党-社会关系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等。

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研究的两大脉络，在研究者、研究立场和目标、研究关注点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见表1)。两大研究脉络共同促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现代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策略。

表1　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研究的两大脉络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调适研究体系，既包含了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的政治实践，也包括了两大研究脉络。这三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见图1)。第一部分为第二和第三部分提供基本的研究素材；在组织结构上，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有一定成分是作为第一部分的附属组织机构存在，比如各级党委下属的政策研究部门和党校；而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间又存在一定的重叠，比如相当一部分学者能够把建构党建实践和发展社会科学理论这两个研究目标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从而使得两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对党建实践的经验描述则往往是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两者共同的基础性工作；第二和第三部分的研究产出，也对第一部分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即理论研究产出能够直接影响党的政治实践，而党的政治实践也越来越依赖于位于第二和第三部分中的研究智库的知识产出。

图1　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研究体系的构成

(二)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组织的调适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调适性有诸多表现，其中基层党组织的调适，反映出党员构成变化和党对社会力量的调控新策略，又具体表现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党员管理模式的转型与调整。中国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调适，即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主要呈现两个方向。第一个是组织方向，具体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即“两新”组织党建。它反映了传统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模式应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而做出的党建工作创新，是对既有的“单位党建”工作方式的延续和超越。组织方向的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邵建光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发展历程，*邵建光：《改革开放以来非公企业党建的发展历程和创新实践》，《探索》，2008年第6期。林立公研究了两新组织党建的战略地位、基本状况、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林立公：《试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蓝梦林(Patricia M.Thornton)以上海为个案，研究了基层党组织对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全覆盖”策略。*P.M.Thornton，“The New Life of the Party:Party-Building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Greater Shanghai”，The China Journal，No.68 (2012)，pp.75-78；P.M.Thornton，“The Advance of the Party:Transformation or Takeover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The China Quarterly，Vol.213 (2013)，pp.1-18.

第二个是地域/空间方向，具体表现为以住宅区、商业/商务区和工业园区为依托而开展的“区域化党建”，是新时期探索出的新型党建模式，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城市空间结构重构与社会流动性增大的调适能力。在学术研究中，则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党建研究。比如林尚立认为，社区党建是顺应社会结构转型、推动社区与社会参与、调整基层党组织功能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必然选择，并研究了社区党建的政治意义、政治内涵和工作内容。*林尚立：《社区党建：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生长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3期；林尚立：《合理的定位：社区党建中的理论问题》，《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1期。海外学者也研究了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与社区党建的关系，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社区中调整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和组织基础的具体策略及其影响。*K.Kojima & K.Ryosei，“The ‘Shequ Construction’ Programm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K.E.Brodsgaard & Y.Zheng (eds.)，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How China is Governed，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7-238；A.Takahara & R.Benewick，“Party Work in the Urban Communities”，in K.E.Brodsgaard & Y.Zheng (ed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57-172；L.Gore，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arket，Milton Park，Abingdon，Oxon；New York:Routledge，2011.

中国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的两个方向，在党建工作方式、典型研究议题和研究意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见表2)，但又互为补充，共同推动了党建实际工作的发展和对中国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的深入研究。

表2　中国城市基层党组织调适的两个方向

二、作为地域/空间方向的调适：城市商圈党建议题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商圈党建工作，属于地域/空间方向的基层党组织调适的范畴，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商圈党建最初的缘起是“区域化党建”工作。2009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民政部在郑州联合召开全国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三有一化”的社区党建目标，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构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区域化党建”由此成为指导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原则。其最初的想法是突破传统“单位党建”的工作模式，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主要组织依托，整合所在区域的各类党组织，协调公有部门和非公有部门的党建工作。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住宅区即“社区”是主要的空间形态，居民是主要的党建工作对象。显然这种思路对于非居住空间中的党建工作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独特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城市商务/商业空间这种非居住空间中的党建工作及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探索，是试图纳入社区党建的架构中来开展的，这就是“楼宇党建”。“楼宇党建”是地域/空间方向的基层党建探索，它创新提出了“支部建在楼上”的组织建设思路。*陈建领、游斐：《商务楼宇党的建设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2期。楼宇党建主要依托楼宇党建工作站来培育和管理楼宇内的党员和党组织。零散的商务楼宇在城市中与住宅区毗邻而建，因此可以纳入所在住宅区中的社区党建架构中，楼宇党组织接受社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但是对于商务楼宇和商铺等商务/商业设施高度密集而基本不存在住宅楼的大型商圈来说，仍旧以社区党委为组织依托的楼宇党建模式就难以奏效。首先大型商圈以零售和办公为主要功能，以高密度的写字楼和零售设施为主要空间形态，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区位，人口密度高，人流和物流快速而频繁，大量两新组织聚集，而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其中要么非常弱势、要么根本不存在，难以统领党建工作。其次，楼宇党建工作站比较分散，规模偏小，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开展党建工作和商圈治理工作，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在大型城市商圈中开展党建工作，需要寻找新的组织依托和探索新的整合机制。

“商圈党建”的提法，并未见于中共中央的文件。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指出对于暂不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要以开发区(园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为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可见，以“专业市场”、“商业街区”等为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由于党员数量少等现实问题而无法单独组建党组织的问题，并不是出于统筹协调管理商圈内党建工作的考虑。

“商圈党建”其实是一些城市的党委在党建工作中的地方创新，它作为区域化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的具体实践方式，经常出现于官方文件、政策研究材料和媒体中。例如，2009年宁波市在《中共宁波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地使用了“商圈党建”的概念。该文件提出，要“深化商圈党建、楼宇党建工作，加大在工业园区、大型商贸区、专业市场、外来流动人员集聚区等建立区域性党组织的力度”。

随着各地在商圈党建领域的不断探索和研究，“商圈党建”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党建工作领域，与“社区党建”和“工业园区党建”并列，成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地区的三种主要形式。最初“区域化党建”是作为“社区党建”的目标之一而提出的，后来则逐渐超越了原本作为其母体概念的“社区党建”而成为一个统领性概念。而“社区党建”则越来越明确的指向城市住宅区这种居住空间中的党建工作。而“楼宇党建”则更多的作为一种比较具体的党建工作手段，在住宅区和商圈中都可以使用(见图2)。

图2　城市区域化党建的三种主要形式

已经有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和体制内的党建研究学者，研究了党建社会化，*谢方意：《党建社会化：基层党建格局的演进与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6期。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一体化新格局，*谢方意：《从分隔到统筹：沿海发达地区基层党建格局的演变》，《理论探讨》，2010年第3期。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的缘起、内涵与运行路径等问题，*谢方意：《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理论视野》，2011年第7期。对商圈党建问题有所涉及。还有的研究则以若干城市商圈为个案，直指“商圈党建”的主题，研究了商圈党建出现的背景、特点、具体做法和创新意义。*陈奕君：《商圈党建：区域化党建在城市的探索——基于宁波市海曙区商圈党建实践的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巢小丽、段谟法：《商圈党建：城市社区党建的突破与创新》，《三江论坛》，2012年第12期。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属于规范性研究，虽然不乏对经验现象的细致梳理和意义阐发，但主要着眼点仍然是建构党建实践，最终都落脚于提出商圈党建的具体的对策建议。此外，这些研究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调适的相关研究文献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对话，显然在政治学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仍显欠缺。

三、作为一种调适策略：城市商圈党建的研究议题

作为一种处于探索中的基层组织调适策略，城市商圈党建面对的是大量崭新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党组织缺乏居委会的组织依托，产业集聚度高，建筑和人口密度大，党员流动性大，“两新”组织变动频繁，党建经费和人员配备缺乏全国统一的政策规范等。与之相应， 城市商圈党建也采取了大量崭新的工作手段以应对这些现象和问题。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城市商圈党建的创新体现在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构成商圈党建的核心研究议题。结构方面的创新，即商圈基层党组织体系设置方式的创新，其突出表现是创新设立“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也构成商圈党建相比于社区党建和园区党建最为突出的独特性。功能方面的创新，即商圈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的强化，这是商圈党建与社区党建和园区党建的共同之处，但在每种具体的党建领域也都有相应的特点。

(一)商圈基层党组织体系设置方式的创新

如前所述，单位组织和社区居委会都不是城市商圈党建的主要组织依托。城市商圈党建的主要组织依托是“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它们一般是由城市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出面协调组建的统领性党组织或党建联盟，负责统筹协调一个商圈的党建工作，特别是管理和培育该商圈非公有制部门中的基层党组织。目前一些城市的党委根据不同商圈的特点，已经探索出三种组建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单独组建商圈党委。商圈党委有正式的党组织结构，设书记、副书记等职务，下设以企业、行业、楼宇等为单元组建的(联合)党组织。以宁波天一商圈为例，海曙区江厦街道党工委下设“江厦街道两新组织综合党委”，它又组建“天一商圈综合党委”，其下则是“世贸中心IT联合党支部”和“华联写字楼联合党支部”等联合党组织和两新组织单独组建的党组织。商圈党委这种模式，在南通南大街商圈、扬州文昌商圈、杭州吴山商圈、厦门中山路商圈、成都建设路商圈也都有所体现。实际上，关于独立建立商圈党委的模式，中共中央也在根据地方商圈党建不断发展的新形势进行经验总结并提出过全国性的统一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2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提出，“非公有制企业相对集中的各类开发区(园区)，应设立企业党委或综合党委，负责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5年最新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更是提出，“在社会组织相对集中的各类街区、园区、楼宇等区域，可以打破单位界限统一建立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件出台之前，很多城市已经通过建立商圈党委的形式统领商圈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为中央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地方经验。

第二种模式是依托枢纽型的商圈商会组建商圈商会党委。商圈商会是统领整个商圈跨行业企业的沟通平台，是一种经济领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指出对于暂不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依托行业协会(商会)、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组建行业性党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5年最新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也提出，“行业特征明显、管理体系健全的行业，可依托行业协会商会建立行业党组织”。商圈商会是以商圈这一地域性单元为会员范围而组建的跨行业商会，不同于以单一行业为会员范围而组建的行业性商会。因此商圈商会党组织并非行业性党组织而是区域性党组织。在商圈商会内部建立党委，可以借助商圈商会的组织框架和会员基础，实现对商圈内新经济组织的领导。商圈商会党委也有正式的党组织结构，设书记、副书记等职务，下设以企业、行业、楼宇等为单元组建的(联合)党组织。典型的商圈商会党委有哈尔滨中央大街商会党委和爱建商圈商会党委、长沙红星商圈商会党委、贵阳市西商会党委。

第三种模式是组建没有正式的党组织架构的商圈党建联络性机构。这些机构本身不是正式的党组织，不设书记、副书记等职务，对商圈内的各党组织也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它们一般的称谓有“商圈党建共建联席会”、“商圈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等，属于联络性机构的性质，通过常规性的党建工作会议机制发挥协调指导作用。苏州观前商圈党建活动联盟、南京湖南路商圈党建联席会、西安长乐西路商圈党建联席会、北京西单商业区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和西安未央路商圈区域化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委员会都属于此类。

如果从“有无正式的党组织结构”和“有无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这两个维度，对组建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模式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四个象限，即有正式的党组织结构并且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I)、有正式的党组织结构但无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II)、无正式的党组织结构而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III)和无正式的党组织结构并且无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IV)。把实际存在的三种组建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模式放入这个二维度模型分析图(见图3)中可以发现，除了“无正式的党组织结构而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依托”(III)这个象限尚未找到现实存在的案例之外，其他三种都存在现实案例。虽然类型III在现实中暂时缺失，尚无经验材料解释其缺失原因，但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予以观察与探讨。

图3　组建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模式

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是城市党委应对城市商圈党建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而主动进行的组织调适创新设计。这种工作模式，完全摆脱了对单位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等已有组织类型的依赖，根据商圈自身发展的现实特点自主组建，组建形式灵活，工作目标明确。相比于社区党建架构中的社区党委，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其集中于基层党建事务的专注性。社区党委要领导社区居委会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大量工作部署，相比于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保障等“硬性任务”，党建工作较难考核实际工作成绩，因此社区党委往往难以集中精力开展党建工作，工作力度不足。而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专注于党建工作，没有其他过多的基层治理事务负担。

(二)商圈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强化

在城市商圈党建中，私营企业主、管理技术人员是党建工作的对象。由于党组织并不掌握非公有部门的生产资料和人事任命权，为有效回应非公有部门的利益需求，提升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商圈内的基层党组织采取了强化自身服务功能的创新措施，以图再造“服务型党组织”，从而呼应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

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通常会建立“商圈党员服务中心”，为党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这是再造服务型党组织最重要的策略。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集聚的区域，要……统一建设区域性、开放性、综合性的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5年最新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也提出，要“在社会组织相对集中的区域统筹建设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比如宁波天一商圈综合党委建立的“天一广场党员服务中心”，由海曙区和江厦街道具体负责筹建，宁波市级财政负担工程建设成本，工作人员既有从江厦街道党工委借调来的事业编制干部，也有海曙区委统一招考的专职党务工作者。服务中心有宽敞的活动场所，并借鉴了现代商务会所的设计风格，提供会务接待等各种服务，因此被称为“红色会所”。2009年建立以来，服务中心对商圈内的党员进行了摸底调查，掌握了商圈内党员和党组织的基本信息以及党员对商圈党建的期望和要求，由此制定商圈党建发展策略。服务中心为党会、党课活动提供场所，动员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兴趣小组和联谊娱乐活动，组织职业培训活动和会务接待服务，协助企业招聘工作，提供行政审批事项咨询和法律咨询，协调劳资关系，派出党建指导员到党组织薄弱的企业发展党员和培育党组织，并提供党组织转接和挂靠服务。服务中心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党员管理和组织党员活动，比如开设QQ群、手机短信平台、党建博客和微博等。同时还开发了“党员通”软件，用于发布党内通知、提交思想汇报和缴纳党费等，也用于企业运行状况、人事情况和税收情况以及企业党组织运行情况的管理。

此类“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近年来城市商圈党建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在南通、苏州、扬州、南京、杭州、长沙、哈尔滨、西安、成都、北京和厦门等地都有所体现。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可以突破单个组织的限制，依托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建立跨产业、跨行业、跨组织的横向组织联系，动员党员经营户开展诚信经营活动，使商圈党建工作紧密地嵌入商圈治理和商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当中。商圈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成为非公有制部门发展的新的推动力，也成为强化党组织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商圈党建工作，属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范畴，是一些城市的党委在党建工作中的创新。为了推动对该议题的进一步研究，笔者尝试对“城市商圈党建”进行探索性的概念界定，提出“城市商圈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地区所探索的“区域化党建”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它在街道党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商业/商务设施和机构密集的大型现代城市空间为工作地点，以非公有制部门中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为主要工作对象，以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为主要组织依托，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为主要工作手段，进行党员发展、教育、服务和动员，以两新组织单建、行业/楼宇联建等方式培育和重组基层党组织，并与商圈内的管理委员会、商会、物业公司等其他治理机构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整合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寻求党建工作创新与商圈治理创新协同推进。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调适阶段，单一执政党必须调整与技术-管理官僚、各类社会利益集团、批判性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大众团体这四类新社会力量的关系，并在新的社会体系中重新定位自己。面对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社会阶层的日益多元化和流动性增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显著重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党建策略。商圈党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调适阶段主动调整与非公有部门中的企业主和管理技术人员这些新社会利益集团以及新社会组织等地方大众团体关系的新策略。通过组织重构与渗透(建立枢纽型商圈党建机构)、功能创新与整合(建立服务型党组织)两种具体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与城市商圈中的新社会利益集团和地方大众团体的新型联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社会利益集团和地方大众团体也可以通过表现政治服从而获得新形式的利益表达机会和渠道(见图4)。这些党建工作手段，比较有效的应对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空间集聚效应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回应了非公有制部门的发展对公共服务和群众型政党发展的新要求，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精神和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也成为执政党重塑自身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的重要表现。

图4　城市商圈党建中的政党调适逻辑

城市商圈党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研究议题，它为政党调适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分析视角和理论观点。对城市商圈基层党组织建设策略及其功效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地域/空间为依托的党组织重构策略的研究，将丰富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调适理论，有助于更加深入的理解列宁主义政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型与调适性问题以及政党-社会-市场关系的演化。然而商圈党建工作的具体实践效果(如商圈党组织的具体运转效果、商圈内党员对商圈党建工作的认识和评价、商圈党建中党员发展的总体情况等)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研究，而商圈党建乃至整个地域/空间视角的党建工作模式的长期发展趋势，还需要长时段的观察。□

(责任编辑：熊觉)

中图分类号：D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3-0077-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流动性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与治理绩效研究”(编号：15CSH07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政党社会学的理论谱系与中国研究”(编号：15QD24)。本研究同时得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政策与战略研究院(UC San Diego School of Global Policy & Strategy)“21世纪中国项目”(the 21st Century China Program)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研究和政治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5-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