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硕

内容提要以“拓跋鲜卑”或“鲜卑拓跋部”作为北魏创立者的族称是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不过这些近代学界提出的概念并非当时所有的习称。“拓跋”一词在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都是作为姓氏使用的，当时普遍使用的族称只是“鲜卑”。用以与其他鲜卑部族相区分的族称也不是“拓跋”，而是“索头”。“索头”称号最初也不是贬称，其起源与地名相关，与鲜卑系族称的命名逻辑一致。只是“索头”称号随着历史的衍化而原始语意消解，“拓跋”的词义则逐渐泛化并取代了这一原始族称。

关键词拓跋鲜卑索头族称姓氏

〔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83-09

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中，“拓跋鲜卑”或“鲜卑拓跋部”都是绕不过去的概念。学界一般认为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一般民族史和北魏断代史的学者均作类似界定，前者如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59页。后者如杜士铎：《北魏史》，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8页。与“北部鲜卑”在《晋书》中才有出现不同，“拓跋”和“鲜卑”这两个语词在传世文献中非常常见，但将二者合称“拓跋鲜卑”或者“鲜卑拓跋部”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对通用的“拓跋鲜卑”、“鲜卑拓跋部”等概念，一般都是作为北部鲜卑的族名处理而习以为常，但对于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则应当依据史实重新检讨，并对其性质进行重估。

一、关于“拓跋”的性质：问题的提出

清末周济在所著《晋略·刘琨传》的论赞中较早使用了“拓跋鲜卑”一词指代猗卢一系的势力，周济：《晋略》，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2页。但限于史论的体例，周氏并没有点明这一语词有何特殊的涵义。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拓跋鲜卑”或“鲜卑拓跋部”的语词并未普遍使用，如吕思勉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称号“拓跋氏”，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87页。并在其后的《两晋南北朝史》中沿用这一指称；同出版于1934年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则称为“后魏拓跋氏”或简称“拓跋氏”；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版，第84～90页。出版于1935年的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使用的也是“拓跋氏”这一称号。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年，第45页。这三部著作都对拓跋氏属于鲜卑族的史事加以说明，但都没有明确以“拓跋”、“鲜卑”连称作为其族称。唐长孺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中，多数都称作“拓跋部落”，也偶见有称“拓跋族”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第185～239页。直到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才对“拓跋鲜卑”的语义范畴进行了界定：“拓跋鲜卑，正确地说，应当包括北魏建国以前的拓跋部、建国之前的拓跋魏，还有建立南凉的秃发部，一称河西鲜卑等等”。B11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37、247页。其后的各种民族史著作中，“拓跋鲜卑”的概念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鲜卑拓跋部”、“拓跋部”、“拓跋族”的称法也多有出现。学界一般都默认，“拓跋鲜卑”的称号明确了将拓跋作为鲜卑族的一部，“拓跋”成为一种部族名称。

不过，无论是“拓跋鲜卑”还是“拓跋部”或“拓跋族”的称法，都不见于今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传统史料可见的称号是“拓跋氏”，不过“氏”往往可以作姓氏解，与后世的学术范畴下的族称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如《魏书》称柔然“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9页。《周书》称突厥“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中华书局，1971年，第907页。人们一般也不会将柔然看作“郁久闾部”或“郁久闾族”，将突厥看作“阿史那部”或者“阿史那族”。那么“拓跋”一词的性质究竟与“郁久闾”或者“阿史那”有何异同，也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现存史料中关于“拓跋”及其性质的记载，“拓跋”一词在史书中有不同的写法，如讬跋、托跋、拓拔等，系同一词的不同音译。下文出现，除史料原文外，悉从“拓跋”。最原始者主要来源于《魏书》和南朝的《宋书·索虏传》以及《南齐书·魏虏传》。《魏书·序记》记载：“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宋书·索虏传》称：“索头虏姓讬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宋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南齐书·魏虏传》称“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后文又解释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83、993页。《魏书》的说法可看作北魏自己的观点，而《宋书》《南齐书》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他者的认识。这两种说法为《北史》《通典》《元和姓纂》《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史书所杂采引用，后出史书往往只有文字上的微小差异，其史源则无疑都是出自这两种说法。史家阐释“拓跋”语义所引用的主要论据，也都离不开这几条材料。很明显，从这些史料的字面意义来看，其所指向的一个事实只是“拓跋”是北魏统治者的姓，而没有直接指明他们的姓来源于他们的族名。

近代学者中最早将“拓跋”姓氏与族称联系起来的大约是伯希和。他在《支那名称之起源》一文中解释丘处机记载伊犁称中国为“桃花石”时说，中国载籍尚保存元魏的土姓，而译写其音曰拓跋（Thak-bat）。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跋，即“桃花石”的别译。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0～41页。在伯希和这里，“拓跋”既是北魏的帝姓，也是西域民族对北魏王朝的称号。不过，伯希和的逻辑，仍旧是认为“拓跋”先是北魏皇族的土姓，在北魏统治中国以后才在中亚被引申为中国的专称。此后，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开始提出了“拓跋民族”这样的概念，明确以“拓跋”为族称，可算作其后以“拓跋鲜卑”作为族名的滥觞，没有将“拓跋”与“鲜卑”合称盖因为其论点就是证实拓跋为东胡之后，鲜卑之别部。[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5页。

白鸟氏之后，学者对“拓跋”一词的涵义产生了多种解释，但大多数都没有脱离白鸟氏将“拓跋”作为族称的解释逻辑。如马长寿先生认为“‘拓跋是鲜卑父匈奴母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族名”。B11林幹先生认为“‘拓跋一名，乃驻牧于大鲜卑山的鲜卑人自远祖以来的自称”。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页。何光岳先生则说：“拓跋部，后为拓跋氏，实即‘土伯之转音，盖始均发明牛耕，为土伯之称，而之后杜氏，也号土伯”。何光岳：《东胡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6页。罗新先生则认为“‘拓跋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这种名号包含官号和官称两个部分），后来竟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统治家族的家族姓氏”。⑩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70页。以上四种观点对“拓跋”的语义解释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拓跋”的性质是当时就存在的族名作为一个默认的前提，何光岳和罗新还明确提出是先有拓跋部族，后有拓跋氏。

在对“拓跋”本身语义的解释方面，罗新先生的研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过他并没有考证“拓跋”一词凝固成为部族名称和成为该部族统治家族的家族姓氏的时间，二者之间逻辑也仍有可以继续申说之处。在中国古代，“姓”和“族”是经常混用的概念，不过现代民族学视野下的“族称”并非如此。需要明确的事实是，一个成型的部落或者部落联合体，为了与他族进行区分，某种相对固定的族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姓氏作为一种区分自然人的标志却不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般的社会关系中，即使不使用姓氏而只使用名字，也可以达到区分自然人的目的。张学军：《论姓名的界定、特征、功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韩国学者朴汉济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姓氏观念与汉族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不仅极易得姓，同时又可随意换姓”。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在我国现今的少数民族中，就有傣族、蒙古族、裕祜族、藏族、维吾尔族、高山族等十多个民族采用有名无姓的单名制。职慧勇主编：《中国民族文化百科》，中央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709页。满洲人在进入中原之前，通常也是只称名而不使用姓氏的。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汉军武将石廷柱》，《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4期。“族称”和“姓氏”二者并不能当作确凿无疑的事实等同起来，二者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拓跋”一词究竟是何种性质，还是需要由当时的史料出发，进一步厘清事实的本来面目。

二、族称还是姓氏：“拓跋”一词的产生时间与用法

要确定“拓跋”一词的性质究竟属于姓氏还是族称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检讨该词在史料中的运用。其一是寻找最早的用例确定该词在史料中出现的时代，其二是检讨该词在较早的史料中出现的前后语境以确定其性质。

“拓跋”得姓的时间，《魏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按照《魏书·官氏志》的说法，“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其后又加入叔父之裔乙旃氏、疏属车焜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05页。既然献帝时代明确了帝室十姓的区分，应当就在此时拓跋先人也获得了某种姓氏。不过，《三国志》裴注引《魏书》记乌桓风俗云：“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与乌桓同出、风俗类似的拓跋先人，是否已经以“拓跋”这一语词作为固定的姓氏还不能明确。又，前引《序纪》说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则似乎暗示“拓跋”姓出自尊黄帝为祖先、确立“土德说”之时。北魏尊黄帝为祖先，确立“土德说”的时间，在《魏书》中有明确的记载，《礼志一》云：“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4页。据《魏书·太祖纪》，此事发生在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闰十一月。《魏书》卷2《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34页。那么，作为姓氏的“拓跋”之号到底是早出还是晚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明确。

罗新先生业已注意到，拓跋鲜卑与中原政权的早期交往中，“拓跋”的名号在《晋书》等史料中完全没有出现，包括刘琨的各种上书中也绝无出现。⑩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如果进一步追寻，可以发现《晋书》中的“拓跋”用例只有两处，即卷67《郗恢传》和卷118《姚兴载记》，都是出现在“魏主拓跋珪”这一词组中。除此之外，“拓跋”一词在史书上最早出现就是沈约的《宋书》了。对当时的北魏君主，《宋书》一般也在其名前加上“拓（托）跋”姓，如称道武帝“拓跋珪”或“托跋开”，称明元帝“拓跋木末”或者“拓跋嗣”之类。与《晋书》一致的是，《宋书》上出现的“拓跋”“托跋”用例，最早者也是用在拓跋珪身上。

从语义的角度上说，《宋书》除《索虏传》介绍“索头虏姓托跋氏”以外，所有用例都是用在人名中，当是作为姓氏无疑。另外，对北魏帝氏十姓中的长孙氏，亦多加“拓跋”姓，如称长孙嵩为“托跋嵩”、长孙道生为“托跋道生”。但对出自帝氏十姓的其他人，则不见有加“拓跋”姓者。遍寻《宋书》《南齐书》以及《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南北朝文献的用例，“拓跋”都是作为姓氏与名连用，绝无作为族称者，也不见有以“拓跋”指代北魏政权者。

长孙氏在《宋书》中被冠以“拓跋”姓还有可以深究之处。《魏书·官氏志》载献帝邻“七分国人”，以“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校勘记认为：“《魏书官氏志疏证》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七、通鉴卷一一九、卷一四〇云：‘拓跋氏当作拔拔氏。《北朝胡姓考》引元宏《吊比干碑阴题名》有‘拔拔臻，证此‘拓跋为‘拔拔之讹”。《魏书》卷113《官氏志》，校勘记〔二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3019页。《魏书》校勘记的判断可能稍显武断，《宋书》称长孙氏为“拓跋”的史料可成为这一判断的反证。不过，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所引孝文帝《吊比干碑阴题名》有“拔拔臻”也是确凿无疑的，可见长孙氏在迁洛之前确实曾称拔拔氏。按《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6页。此“献文帝”显然有讹，核之《魏书·官氏志》则衍一“文”字，当为献帝之第三兄；“跋氏”则当为“拔拔氏”之别译。这段材料明确了由“拓跋氏”改“拔拔氏”再改“长孙氏”的情况，与《宋书》所见完全吻合。从时间上说，北魏与刘宋初步接触时长孙氏很可能仍旧以拓跋氏为姓，在北魏建立以后的某个时候才被改为拔拔氏，此其一。

其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长孙氏出自拓拔郁律。生二子：长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什翼犍即后魏道武皇帝祖也。后魏法，七分其国人，以兄弟分统之。沙莫雄为南部大人，后改名仁，号为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国大将军、北平宣王。道武以嵩宗室之长，改为长孙氏”。《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二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9页。这段史料晚出，也很少为学界所采信，但却与《宋书》所见的长孙氏与“拓跋”姓较晚才分离的情况颇为吻合，其史源或许是当时的族谱。这则史料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长孙氏是郁律之子沙莫雄之后，而郁律活动的时间已经在东晋以后了；长孙氏也没有在献帝邻时脱离拓跋姓，而在道武时代之后。只是改称“长孙氏”当在孝文帝时期，也可能是道武帝改其“拓跋”为“拔拔”而被称作后来的“长孙”，或系史官删省史料偶有讹脱所致。可以肯定，北魏帝氏诸姓与拓跋姓的分离并不如《魏书·官氏志》所载，是在献帝邻时期“七分国人”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的。沙莫雄“号为拓拔氏”的记载与“拓跋”名号在《晋书》《宋书》等史料中直到拓跋珪才出现的情况，可以推断以拓跋为姓很有可能也不是献帝邻时期确定的，而是晚至东晋时期才确定下来的。

北魏鲜卑人姓氏的产生可能发生在较晚的历史时期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旁证支持。《宋书·张畅传》记载张畅与北魏使臣李孝伯的对答云“畅因问虏使姓，答云：‘我是鲜卑，无姓。且道亦不可。畅又问：‘君居何任？答云：‘鲜卑官位不同，不可辄道，然亦足与君相敌耳。”《宋书》卷59《张畅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0页。这次对答发生在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宋魏战场上，李孝伯虽是河北大族，但在南北交战之际也站在北魏的立场而自称“鲜卑”。李孝伯的答语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直到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后，“鲜卑无姓”可能仍旧是一种普遍现象，否则李孝伯的答语就没有说服力了。需要指出的是，“鲜卑无姓”的情形与东晋以后北魏皇室就已经开始使用“拓跋”姓氏的情况并不矛盾。实际上，拓跋氏的姓、名的确定都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很有可能是皇室开始使用姓氏，逐渐推广到所有的鲜卑族人，到太武帝仍有部分人处于“鲜卑无姓”的情况。罗新先生指出，从太武帝时期开始的鲜卑名华夏化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罗新先生指出：“在拓跋鲜卑姓、名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中，皇室走在宗室贵族之前，宗室贵族走在一般部族名众之前”。参见罗新：《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144～149页。

既然“拓跋”一词晚出，而且在当时的史料中全部都是作为姓氏使用，那么该词的渊源是由族称还是其他方式演变而来的呢？从姓氏起源的角度来说，部族名称当然可以演变成为这个部族共同的姓氏，但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也可以直接演变为这个家族的姓氏，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符合逻辑。按照前揭罗新先生的研究，“拓跋”一词的语意正是部落首领所拥有的包含官号和官称的职务名称。如果部族首领的职务名称变成了一个部落共同的族称，那么这个名号在部族内部便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神圣性，也失去了区分“帝室”与“他姓”血缘等级关系的意义。另外，假如“拓跋”称号已经成为部族共同的族称，部族首领要确立这一族称作为自己姓氏，也不容易将其“兄弟”直接排除于部族之外而赐以他姓，更有可能是整个部族都将这一族称作为姓氏。“拓跋”一词先成为族称后演变为姓氏的说法，这些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看来都是难以说通的。

三、“祥瑞说”还是“地名说”：鲜卑系族称的命名逻辑

既然“拓跋”是晚出的姓氏，并非由族称变化而来，那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时段中，北部鲜卑的族称究竟是什么呢？某种族称在史料中留下的痕迹大约有三种情况，第一是自称，第二是他称，第三是后世的追述。当然这三种情况下的称法可能不完全一样，也可能同时有多种称法，仍旧需要从史料出发进行具体分析。

在当时的史料中，北魏统治者所自称的族称也留有痕迹。虽然《宋书》对北魏统治者习惯称之为“索虏”，但也记录了一些直接引文，可以反映出当时北魏统治者的自称。如《索虏传》收录拓跋焘写给宋文帝的信中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魏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7～2348页。显然拓跋焘自称“鲜卑”；前引《张畅传》记载的北魏使臣李孝伯也站在北魏的立场而自称“鲜卑”。见诸《宋书》的北魏自称，大体是站在王朝的立场上自称为“大魏”，站在族属的立场上自称“鲜卑”，二者并行不悖。

关于鲜卑的得名，《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曰：“鲜卑亦东胡之馀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837页。《后汉书·鲜卑传》所载略同。京都大学藏唐抄本《翰苑》注引《风俗通》则称：“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工亡出，依鲜卑山，后逐繁息，因以为号。”[唐]张楚金撰、[唐]雍公叡注：《翰苑》，《辽海丛书》第4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2515页。不过，白鸟库吉认为“鲜卑”实际上与“犀纰”“师比”等词词义相同，都是胡语音译，其本意为“瑞兽”，仅有祥瑞之义而与山名无干。[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7～55页。基于“鲜卑”语意，学界拓跋氏自称鲜卑的原因问题颇有讨论。曹永年先生认为，拓跋鲜卑的统治集团，自君临北方以后，总是将自己这个集团看得高人一等。它把宇文鲜卑称作“匈奴”，把慕容鲜卑称作“徒何”，而企图独占鲜卑的称号。曹永年：《柔然源于杂胡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罗新先生亦持此说，参见氏著：《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文史》2013年第2期。也有学者依据《南齐书·魏虏传》的“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一句记载，进一步认为拓跋氏自称“鲜卑”当始于猗卢，此前并不自称为鲜卑。拓跋氏自称鲜卑以后，便自居鲜卑正胤，将东部鲜卑称为“东部”或“徒何”。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吉林大学考古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16页。大体上，学界均认为“鲜卑”之号是一种褒称。不过，与“鲜卑”名号在草原民族中具有的广泛号召力不同，以他称形式出现的“鲜卑”一词，至少在被翻译成为汉语之后已经贬称化了。《翰苑》注引《汉名臣奏》曰：“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始皇谓入鲜少者，卑者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⑥[唐]张楚金撰、[唐]雍公叡注：《翰苑》，《辽海丛书》第4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2515、2514页。此说虽似荒诞，但正如“匈奴”的“奴”字、“索虏”的“虏”字类似，“鲜卑”作他称时也被赋予了一种贬称的色彩。陶克涛从字义解释说，“鲜卑”的“卑”字同“婢”，即视北族为奴婢，并称这可能是汉族封建史家民族自大、民族优越感的又一症候。参见陶克涛：《毡乡春秋·拓跋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另外一点是，“鲜卑”一词至少在两汉之际已经在汉文文献中使用，亦即是说该词在华夷之辨的语境下被贴上“野蛮”、“卑下”一类标签已经数百年之久了。

两晋时期的史料可以证明，拓跋氏被称为“鲜卑”的时间，肯定在“君临北方”之前，也绝非出自猗卢的创造。拓跋先祖最早出现在史料中的他称即是“鲜卑”，而且获得了西晋官方的确认。《晋书》对于拓跋珪之前的各代君长，有使用“鲜卑”作为修饰语的情况，如“鲜卑力微”、“鲜卑猗卢”；也有以“索头”作为修饰语的，如“索头郁鞠”。其中最早者是魏晋之际的力微。《晋书》虽为唐修，但这些称谓应该还是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敦煌出土的残本《晋纪》有如下一段：“及至猗卢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姬澹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不识礼，难以法御。今内牧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91～192页。云云，这里的“鲜卑”应当指的就是猗卢的残余势力。《魏书·卫操传》附载卫雄、姬澹事，亦有“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琨闻之大悦，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魏书》卷23《卫操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03页。可为参证。《晋纪》是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史料，“鲜卑”的族称也与《晋书》的记载完全吻合。另一个直接证据是1956年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蛮汉山南部沙虎子沟的一处窖藏出土了一批可能为西晋初年封发的官印，包括“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两方与鲜卑有关的官印。同处还出土了一件四兽型金饰牌，上阴刻“猗金”3个汉字，“猗”即是《魏书·序纪》中的桓帝猗。从文物的情况推断，无疑是“西晋时期拓拔鲜卑所遗留的”。李逸友：《内蒙古出土古代官印的新资料》，《文物》1961年第9期；张景明：《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猗接受西晋政府“鲜卑”字号的官印，可见拓跋氏的先祖被称为“鲜卑”早在西晋时期就已经获得中央政府的确认了。

与“鲜卑”族名与“鲜卑山”对应的命名逻辑相一致，史书对于鲜卑系的族名来源记载多偏向于以地名族的说法，这便是《翰苑》所谓“依山构绪，接流东胡之源”。⑥如《魏书》记鲜卑慕容氏、段氏的族名为“徒何”，乃因其“徙于徒何之青山”。按“徒何”又称“徒河”，《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徒河县，同郡“狐苏县”条并云“唐就水至徒河入海”；《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5页。《通典》云“汉徒河县之青山在郡城东百九十里”。《通典》卷178《州郡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4716页。清人丁谦指“徒河”地名且与水名有关，云“徒河之名，始见《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有徒河县，《魏书》作徒何，又称托护真水，《隋书》作吐纥臣水，《唐书》作土护臣水，《辽史》则作土河，以余考之，均即是《水经注》之滥真水，今大凌河北源图尔根河也。” 丁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492页。无论如何，“徒河”的族名也是与地名分不开的。又，《三国志·乌丸传》裴注引《魏书》云“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馀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三国志》卷30《乌丸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832页。《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同。按《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拓跋氏与乌桓的关系，可能来得比徒何部慕容氏还要密切，田余庆先生说拓跋百年发育所经历的三大转折，实际上也是拓跋、乌桓共生历史的演化过程，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9年，第188页。盖得其实。史料认为“乌桓”的得名方式，也与“鲜卑”类似源于地名，也是这一得名逻辑的一种旁证。尚可称者还有与早期拓跋氏关系密切的白部和（素和）氏。《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条胡注云：“鲜卑有白部。后汉时鲜卑居白山者。最为强盛，后因曰白部。”《资治通鉴》卷104晋太元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3278页。按《后汉书·乌桓传》云乌桓“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82页。胡三省所指“白山”或即此。若胡三省此“白山”与后世白部渊源别有史料依据的话，亦是因地得名的一个旁证；若此渊源出自胡三省的推断，则也当是基于鲜卑系族称得名方式的习惯推断而来，胡氏亦以此种得名方式为当时惯例。

回到《魏书》的记载，《序纪》称“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卷1《序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这一记载与《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吻合。太武帝时期仍旧汲汲于寻找“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的鲜卑石室，并派出使臣进行祭祀。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4期。这些事实至少表明，北魏官方认可“鲜卑”族号的来源是发源于大鲜卑山的地名。若如白鸟氏所说，“鲜卑”一词在鲜卑语中本就是祥瑞之名，那么北魏统治者何以放弃“祥瑞说”，而要接受汉人传统文献中的“地名说”作为族名来源的解释，在逻辑上就不易解释。毕竟《魏书》并不忌讳以“北俗”对族姓来源的解释，典型者就是“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事实上，《魏书》对鲜卑语义的解释所涉及的是历史诠释问题，可能还不全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而有意如此的。“鲜卑”毕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称谓，以“大鲜卑山”作为鲜卑的族源，也是早已有之，本无需辩驳或者确认。拓跋氏被称作“鲜卑”，北魏立国之前也早已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鲜卑源于大鲜卑山的传说也已根深蒂固，北魏官方只是进行了确认而已。从逻辑上说，以祥瑞或尊号作为族称，使用同一种语言、有共同信仰的族群可能会使用类似的名号而彼此之间难以区分；以地名族则具备一个优势，就是便于各个族群以起源地和聚居地彼此进行有效区分。毕竟汉末以来，鲜卑“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837页。除辽东以外，鲜卑还遍布塞北、河西。要准确区分这些数量庞大的部族，最方便的方式便是以所处地理方位来识别了。史料所见的以地名族方式极为普遍，反映的可能就是当时鲜卑族系诸部族称渊源的事实。

四、“拓跋鲜卑”、“北部鲜卑”还是“索头鲜卑”：有关他称的性质

明确了“鲜卑”族称的命名逻辑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鲜卑本身是多个部族的总称，但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对鲜卑内部各个部族的区分，在当时仍旧是需要明确的现实问题。鲜卑内部诸部族的称号应该仍旧有他称和自称的区分，他称主要是便于诸如汉人政权对各部的具体区分，而自称更有可能是鲜卑各部之间的自我区分。既然“拓跋”一词不见于东晋之前的史料，那么当时对于该部的具体称号又是什么呢？

从他称的角度来说，“北部鲜卑”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书·姚兴载记》，这大约是以东晋或者姚氏政权所处的方位来命名的。以方位来命名和区分鲜卑的不同部族是较早出现的方式，在《三国志》中便出现了“东部鲜卑”、“西部鲜卑”、“河西鲜卑”的称谓，直到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这些称号也多有出现。大约“北部鲜卑”的称法在魏晋时期也会出现，毕竟力微早在魏晋之际就活动在西晋政权的北方，只是史料缺载而已。不过，在鲜卑之前加上“北部”、“西部”、“东部”一类的方位词，应当是站在中央王朝的角度以方位来区分不同的鲜卑部族的名称，而不会是鲜卑各部自己命名的。这样命名的“北部”“西部”“东部”毕竟范围宽泛，因此以“北部鲜卑”的称号来指称拓跋氏祖先所属的部族，在当时恐怕也不是非常准确的做法。

现存史料中关于拓跋氏的族称还有一种称法，即来自于南方史料的称号“索头”或“索虏”。“索虏”是“索头”称号的简称加上“虏”这一表示贬称的标志组成的，首先需要加以辨析的是“索头”称号和“拓跋”之号的关系。与“拓跋”之号不见于早期史料不同，现存史料中称拓跋氏为“索头”的用例，却在刘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东晋初，慕容廆遣使封抽等上书陶侃，侃报书中有云：“西讨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晋书》卷108《慕容儁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1页。这里的“索头”指的就是拓跋氏，而段匹蝉部则被称为“段国”。此时拓跋氏与慕容氏有联姻关系，都是东晋赖以抵抗刘、石的力量，故陶侃特别提及这一族称。需要指出的是，“索头”称号与当时广泛使用的“鲜卑猗卢”一类名号，与陶侃称“索头”、“段国”不同，这也是极为正常的。因为包括索头、段部、慕容都属于鲜卑，陶侃需要对他们加以区分，肯定不能直接以“鲜卑”称呼之；其他场合则在“鲜卑”后直接加以人名，则已经具备区分意义。总之，“索头”是较“拓跋”姓氏更早出现的一种指代拓跋鲜卑的专名，至少在现存史料上反映出的情况皆是如此。

如所周知，隋唐之际的李大师指斥南北朝的史书“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北史》卷100《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索虏”的指称无疑是明显的贬义，而“索头”的名称，据《南齐书》所说，也是“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83页。“披发左衽”出自《论语·宪问》，乃是指代“夷狄”的标准用法，似乎“索头”一词也是贬称。不过，多有学者指出，这是出于南朝史官利用鲜卑发式缘饰而成，“索头”一词实是出于鲜卑语音译。梁祚腾：《“桑干”考》，《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从史料来说，《宋书》《晋书》的记载也能够成为《南齐书》说法的反证。《索虏传》称“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宋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明言“索头”是源于“各立名号”而非源于他称。又，前文所引《晋书》陶侃的书信，写信的年代正是拓跋氏对晋政权立有大功并需要继续利用的时期，似乎不需要特意贬斥其名，应当是表示拓跋部的部落名称而已。实际上，唐修《晋书》中多次出现以“索头”的名号称呼拓跋鲜卑的用例，但称“索头虏”或“索虏”的用例却一个也没有。在《晋书》的书法中可见一普遍现象，就是对拓跋魏的书法不用贬词。王鸣盛早已发现这一《晋书》纪事的特点，并据“魏王珪即尊位”条推断说“晋臣之词决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窃谓魏与各国不可以并论，此书书法亦自稳安，至于李延寿且以北为正矣。盖唐人承隋，故其词如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拓跋魏书法》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对王氏的观点，田余庆先生曾经从江左政权与拓跋部的关系角度作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辨正，指出“东晋官方文书，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至于后来出现变化的原因，是“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顺着田先生的提示，我们也可以推断“索头”这一称号在《晋书》被广泛使用，其原因就在于这一称号原来根本就不是贬词。

北魏的史料也指向同样的结论。《水经注》卷十四云：“濡水又东南，索头水注之。水北出索头川，南流，迳广阳侨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於濡水。”熊会贞疏：“此水盖以索头之人得名”。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14濡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45～1246页。“索头川”“索头水”与“索头鲜卑”几种名号用同一个汉语词来表示，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它们来自同一个北族语词的音译，且北魏政权本身并不避讳“索头”这一称法。《水经注》本身在“索头虏”已经成为指摘北魏的专名以后成书，郦道元也仍旧记下“索头水”与“索头川”两个地名，也说明当时“索头”这一名号在北魏仍旧不会触犯忌讳。这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在北族语言体系中，“索头”一词原本就不是一个贬称，而是别有其义。更重要的一个线索是，“索头川”、“索头水”是地名，与前文所提示的鲜卑族系以地名族的族称来源逻辑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首次记载拓跋氏事便称“鲜卑索头部大人拓跋力微”，《资治通鉴》卷77魏景元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2459页。而力微在《晋书》中首次出现则称“鲜卑力微”。《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65页。这里，温公在处理文献时称“鲜卑索头部”而非“拓跋部”或仅称“鲜卑”，在“力微”这一人名之前加其姓“拓跋”。核诸《通鉴》，可发现温公对拓跋氏的称呼有一通例，即在受封代公之前，凡是涉及部落名者皆称“索头”，而以“拓跋”作为其姓。需要提及的是，温公在下文记拓跋先世君长时，均称“可汗”，另一处记载力微事时，也称其为“力微可汗”，胡注称“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资治通鉴》卷80晋咸康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2548页。温公之说长期以来得不到其他史料的参证，而杜佑《通典》明确说“可汗”之称始于柔然，《通典》卷196《边防典》，中华书局，1985年，第5378页。朱熹亦曾说“《木兰诗》只似唐人作，期间‘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朱子语类》卷140，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8页。不过，嘎仙洞石壁祝文的发现，证明了可汗称号在北魏就已经存在，温公之说实言之有据。有关可汗号的研究，参罗新：《可汗号之性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其实，温公以“索头”作为部落名而以“拓跋”作为可汗姓的区分，也可以说是《通鉴》信而有征的独特史料价值所在。

依据现有材料，可以推断“索头”或“索头鲜卑”的称号应当是较早就已作为拓跋氏祖先的部落名而被使用，而最开始也不是用作贬称。“北部鲜卑”则是出于汉人政权的视角而使用的他称，其指向主要在于方位而族属指称可能不甚准确。而近代以来作为族称广泛使用的“拓跋”则相对晚出，在当时只是作为索头部首领的姓氏而使用的。至于“拓跋部”和“拓跋族”这些在后世出现的称谓，当然更是后世的追认了。

结论

“拓跋鲜卑” 或者“鲜卑拓跋部”的称号虽然出于后世的追认，但仍然有其史实的依据，其关键在于“拓跋”一词的渊源流变。每一个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名实都会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发生衍化。由于北魏政权逐渐壮大成为南方政权的威胁，南朝以后“索头”的语义逐渐被贬义化，北魏政权本身又避讳部落时代的历史，因而这一族称的本义也就逐渐不为人知。唐宋以后，“拓跋氏”一词被标签化，经常被用以指称北魏政权以及建立政权之前的部落势力，一如“司马氏”经常被用来指称西晋建立前后司马氏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一样。又由于北魏的建立者属于华夷之辨背景下的胡族，“拓跋”的词义在后世逐渐泛化并取代了“索头”这一原始族称，成为特定的部族称谓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在“北部鲜卑”这一源于他称的称谓不够准确而“索头鲜卑”业已发生语义变化的情况下，使用“拓跋鲜卑”指称后来建立北魏的部族是一个比较准确和恰当的概念。恰当地使用后出的概念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应有之义。不过，也应该特别注意“拓跋鲜卑”和“拓跋部”、“拓跋族”这些概念都是不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的，当时所广泛使用的族称是“索头鲜卑”或“鲜卑索头部”。若将“拓跋鲜卑”等概念当作当时就存在的族称，就免不了会造成误读史料、错解史事，造成不必要的削足适履。如果要追寻这一部族原来的族称，则应该回到史料本身来解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