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兼任总司令，由副总司令张学良全权代理，准备对陕北的红军进行“清剿”。这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实行了东征。随后又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甘后，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首先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红军又发动了宁夏战役。这期间，蒋介石一直调兵遣将，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此时，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已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统战关系。张学良在多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不成的情况下，与杨虎城一道，乘蒋介石亲至西安部署“剿共”军事行动的时候，扣留了蒋介石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举也成就了国共关系走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将中国推上了对外一致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暗中“通共” 蒋介石置若罔闻

作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毅然决然地做出扣押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决定，这个中原因，恐怕还要从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说起。

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第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双方通过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红一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就有十几份。而李克农更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令，来往于洛川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之间三次之多。正是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进而，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做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也肯定张学良是“民族革命派”。于是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就张学良而言，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对蒋继续表现出忠心不二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对蒋的电报指示，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5月12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他都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

对于张学良的暗中“通共”，蒋介石其实早有情报，但因为张是张作霖的儿子，年纪又轻，东北易帜及中原大战帮蒋甚多，蒋与张私交甚好，对张一向十分信任，绝不相信张能投共。因此，很多时候他对这类消息多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见面时每每会晓以道理，略加提醒。蒋介石在与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谈话中就表达过他对张的这种信任，称：“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

蒋介石这个时候不能对地方军阀势力太过干涉，一个关键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还远未完成对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工作。他虽然在建立一统政权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他要面对的内部威胁仍多。因此，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他也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信任和依靠张学良，以免给其他反蒋派留下可乘之机。

当然，蒋介石这时也在利用复兴社等特务组织，加强对西北地区各派军队的监控，以防中共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秘密活动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至少，从他得到的消息来看，东北军虽然问题很重，但有张学良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大问题。何况他10月下旬才刚刚到过西安，并没有遭遇任何危险。

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蒋介石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张学良率部援绥的抗日要求。这时，他以为张学良的态度开始动摇，自己必须赶快亲临西安，一来“震慑”东北军各级将领，二来彻底解决东北军暗通红军的问题：要么全力参与“剿共”，要么将东北军调离西北。

因为蒋介石毫不怀疑张学良的忠诚，因此，到了西安后，明明在张学良的地盘上，他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是自投虎口，把走投无路的张学良逼上了“梁山”。

由剑拔弩张到缓和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等军政要员40余人，将他们软禁于西安，同时发表八项抗日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日晨，张学良便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同日，他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表示：“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中共中央立即做出了反应，一面于当天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西安事变而出现的危险局面。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明确了这次事变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开始声援张学良，并基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和部署，积极配合张学良提出的军事行动建议。

南京方面也对西安事变做出了强烈反应。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12日当晚紧急召集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一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在焦头烂额地寻找着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何应钦主战，宋美龄主和。17日，中央军讨伐令下。

事情走到这一地步，要想不打都不可能了。20日，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也清楚地表明了准备与南京决一死战的决心。面对这种情况，红军也不能不移师东来，将部分主力调去紧靠西安的咸阳，准备在不得已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结合成“三位一体”，共同作战。

事变发生一周多，全国各界舆论明显地反对扣蒋行动，各地派系亦无人敢出头支持张、杨的做法，故南京中央军武力解决的气焰很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战而胜之的可能性非常小。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等。在这封电报中，中共还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12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但此时，中共领导人尚未就对蒋介石的政策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等人主张放蒋以求得时局的转换，而还有一些领导人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当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来电，明确指示：考虑到蒋介石是当今中国抗日力量最重要的领导人，因此西安事变的做法严重不妥，务必要和平解决。尽管由于技术原因，这封电报的内容没有译出，但通过收听广播等途径，中共领导人还是了解到苏联对事变的基本态度。已在西安的周恩来是按照和平解决的方针处理这一事变的。然而，此时和平解决的前景并不清晰。毛泽东认为，必须切实打几个大胜仗，打胜蒋系军队，和平解决的机会才会到来。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进一步讨论，最终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20日，共产国际再次来电，此时中共领导层已形成了统一认识。

从中共中央21日参照共产国际的提议进一步提出的和谈条件可以看出，中共态度有了重大改变。新的提议即使与张、杨之八项条件比，也有不小的让步。比如，中共中央不仅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的问题，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不仅取消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的提议，而且认为不必坚持召开只起监督作用的“救国会议”；其他如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条件中也均未特别提及。其态度之日趋缓和，可见一斑。

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部长、蒋介石妻舅宋子文，也抢在南京“讨伐军”全面进攻之前飞到西安来，这一情况与中共政策转变形成积极互动，戏剧性地改变了原本危险的局面。

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共产党，都对宋子文颇抱好感。20日，宋子文飞到西安，次日毛泽东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立即见宋，商谈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

22日，宋子文携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再到西安，张、杨和周恩来等与两宋展开了紧张的谈判。宋子文的全力调处与推动，再加上宋美龄在蒋身边力劝，一直态度强硬的蒋介石终于有所松动了。蒋介石最后表示：“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

转换时局的和平谈判

张学良破釜沉舟发动事变，是有自己的理想的。通过大幅度退让来争和平前景，并不是张学良最初所希望的。因此，尽管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比较缓和的建议，但西安方面新提出的条件却仍旧相当强硬。它包括：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恩来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抗日政府。”

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乐观。周恩来也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的条件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关于以承认事实上的“三位一体”为释蒋前提的问题，很快也就变得不必要了。2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后，中共中央致电西安方面称，为便于争取南京以及其他地方势力，希望暂时不要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形式。接到这封电报后，张学良、杨虎城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恩来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

24日，蒋介石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只要与西安方面六条略加对照，即可看出，除西安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蒋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蒋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已一一承诺。

有了蒋的“答复”，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比较23日蒋“答复”之六条，可知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之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西安方面的收获可以说超过预想的结果。再加上上午谈判后，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去南京谈判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

这一切表明，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大功告成了。

张学良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即使在南京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在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说：“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即使被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自信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杀敌”。甚至在最终得知再无回陕的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圜办法”。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事实证明，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这两点事实上难以实现以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也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就此，中国时局发生了大转换。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