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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

2009-04-27张万杰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年2期
关键词:东北军

张万杰

[摘要]中国共产党员刘澜波(东北籍)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西安事变”后,他受周恩来的委派,将东北流亡同胞团结组织起来,创建了东北救亡总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将会址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关怀下,他团结各界东北同胞,动员社会力量,使东北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融入全国抗战洪流之中,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关键词]刘澜波;东北救亡运动;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军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2—0219—06

全面抗战的爆发,激起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北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员刘澜波的领导下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刘澜波一直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目前史学界对于刘澜波在武汉时期救亡活动的研究。,仅限于对他与东北救亡总会的介绍。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予以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加强与社会各界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澜波(1904—1982),原国家电力工业部部长,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受中共北方局派遣,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推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实现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被迫东调,西北“三位一体”被肢解。为争取东北军早日走上抗日战场,仅仅从东北军内部做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团结”,用民众的力量“推动蒋介石兑现他的诺言”。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在北平宣告成立。刘澜波为“中共东总党组”书记,负责领导“东总”工作。由于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刘澜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11月20日,将“东总”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国民党政府也努力抗战,全国的救亡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刘澜波利用这一良好契机,开始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建抗日救亡大业。

(一)团结“东总”内部成员共赴抗日救亡伟业

“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外围群众团体,领导成员都是有影响、有威望的东北人。在国统区,“东总”的许多事情常常由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有着复杂的关系的民主人士出面进行交涉、协商。刘澜波充分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自觉地发挥各自优势来开展救亡工作。

1938年1月19日,他在武昌召开的“东总”主席团会议上宣布建立分会,并指派高崇民、陈先舟、于毅夫、栗又文、张希尧等人分赴西安、济南、成都、延安、河南等地建立分会。虽然“东总”并未申请立案,但由于刘澜波的幕后领导,高崇民、王化一的出面斡旋,戴笠对“东总”的存在加以默许,才能使“东总”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达5年之久。

(二)与国民党当局在救亡工作中寻求合作

刘澜波意识到,“东总”在国统区开展救亡工作,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他积极与国民党当局加强联系,努力与国民党的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寻求合作。

1938年2月18日,中日两国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战,中国空军击落11架日机,但我方有5名飞行员壮烈殉国。“东总”党组决定组织一次追悼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并委派阎宝航、于毅夫和陈先舟等人主动联络“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手举办追悼大会。2月20日,追悼东北阵亡将士大会如期召开,蒋介石送来挽联,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了追悼大会,与会群众千余人。这次会议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两个对立的派别系统——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国民党御用组织在国共携手抗日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一次抗日救亡活动,是刘澜波按照党的指示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一次实际行动。1938年春节,“东总”与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又联合召集东北同乡在汉口召开了“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并邀请了莫柳忱、邹岳楼、赵希坚等著名人士,大会表演的救亡节目给与会人士以极大震撼,东北群众要求复土还乡的心情更加迫切。在这种强烈的抗日气氛中,“东总”与东北协会等国民党团体抛弃前嫌,共同开展救亡运动。与国民党团体的合作,使刘澜波等“东总”成员深切地感到,因为得到政府的扶持与帮助,各项工作的开展更为顺畅、方便,更具有合法性,为此“东总”不断创造与它们合作的机会。

(三)积极同社会各救亡团体加强联系

刘澜波在救亡工作中发现,虽然在武汉的救亡团体很多,但由于没有密切联系,使救亡工作存在许多重复与挂漏现象,而且它们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也参差不齐。如果将它们联系起来,在交流中汲取各自的经验与教训,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更能步调一致,推动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此,他领导“东总”成员积极与各救亡团体加强联系。

1938年6月5日,时与潮社召集东北留汉青年40余人,举行“东北青年与抗战建国”座谈会,刘澜波代表“东总”参加,发表了《东北青年的“亲爱”与“精诚”》的讲话,提出了东北青年的特殊任务,“要为收复东北失地的最后一寸,和重建我们的光华灿烂的新东北而坚(艰)苦的,长期的奋斗;一直到我们的目的到达和任务的完成”,并呼吁召集东北同乡定期、经常地讨论工作。“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纪念大会是“东总”与妇女团体、学生团体、各种民众组织、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联合举行的。刘澜波动员一部分“东总”会员参加,会上各团体一致表示“决不妥协”、“抗战到底”,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同日,华北文化界举行“七七”纪念座谈会,刘澜波指派于毅夫、张希尧参加。于毅夫代表“东总”对华北青年在抗战中起到的先锋模范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通过游击队的发展鼓舞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通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东总”逐渐将这些救亡团体团结、组织起来,在各团体中的影响也日益壮大,有“武汉各救亡团体中公认的老大哥”之称。

二、关注东北军的发展,鼓励与支持东北军抗战

刘澜波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一直在东北军中工作,所以对东北军有着特殊的感情。“东总”迁到武汉后,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支持着东北军将领的抗日斗争,并设法开展营救张学良的斗争。

(一)不失时机地做东北军将领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从他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日时起,刘澜波就担任其秘书,为其出谋划策。后来,不管是他入关任骑二师师长,还是为骑兵军副军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刘澜波一直伴其左右。在刘澜波的影响下,1936年8月,黄显声被中共东北特支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显声毅然拉出部分队伍,“在漳河前线

打了一场硬仗”,重创日军。接着他果断地收容退兵五六千人,准备再战,在作战中产生了同共产党合作,发展东北军,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想法。自从刘澜波受周恩来指派去筹建“东总”后,两人就没有相见,黄显声在抗日方针上缺少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所以迫切希望通过刘澜波能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以提供抗日的指导。1938年1月,刘澜波以“东总”名义,传达了周恩来邀请他到武汉的指示。黄显声接到信后,对部队做好安置交代,便只身赶赴武汉与刘澜波晤面。在刘澜波的安排下,周恩来和黄显声、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及“东总”部分主席团成员在汉口一家旅馆见面。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华北危亡的形势和中国抗战前途,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使黄显声和与会者备受鼓舞。按周恩来的指示,黄显声留在武汉,和张学思一起设法营救张学良。这样,刘澜波又有机会和黄显声交流共事,他不仅支持和协助黄显声把流亡武汉的东北军部属和东北流亡人士组成“东干队”100人开赴延安,北上抗日,而且与黄显声共同策划把秘密存放在虢镇及旧属熊正平处的精锐武器,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全地运到了延安。

东北军参加抗战后,刘澜波关心着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思想状况。他首先来到抗战前线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吕正操团,向吕转达中共北方局关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同时派出顾绍雄、赵濯华到该部工作,以吕团为核心建立“东总”冀中分会,配合吕正操部抗战。在他们的配合下,吕部深入到冀西一带,组织了5万多人的抗日队伍,保卫着河北16县的广大地区。刘澜波还多次深入到东北军中,找六六七团团长万毅谈话,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早在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时,刘澜波就将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团长万毅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指引他坚决走上抗日的道路。刘澜波及时将他的培养情况向上级党组反映,在他的建议下,万毅由谷牧、张文海介绍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率部在徐州会战时攻打圣宫山,重创日军;连云港抗敌登陆,率部坚守孙家山,收复大桅尖土地;袭击陇海路和津浦路,俘获日军远山芳雄少将,战绩卓著。另外,刘澜波还做过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等人的思想工作,鼓励、支持他们抗战,常恩多、刘多荃等东北军将领在抗日战场上,都有杰出的表现。

(二)支持张学思、黄显声营救张学良

营救张学良将军为“东总”成立时的三大任务之一。“东总”迁到武汉后,为争取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周恩来与刘澜波商议,认为由东北军的张学思与黄显声两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于是,刘澜波积极支持张学思、黄显声开展营救活动。

张学思为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早在1934年,张学思就加入了共产党,但不久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初,张学思从南京中央军校步兵科毕业,任东北军一三○师见习排长。1937年8月,张学思在济南参加了“东总”,并重新人党,受“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的直接领导。刘澜波希望他能联系东北军各界人士,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这样,张学思与黄显声一起,共同为营救张学良而四处奔走。他们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做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莫德惠等人的工作。应他俩的请求,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张学良,王树翰与莫德惠要求面蒋遭拒。黄显声去找宋子文,甚至托人去找宋美龄来做工作,也是毫无结果。最后,黄显声与张学思向蒋介石提出愿以他俩的自由换取张学良一个人的自由,蒋介石还是不加理会,营救工作一度受挫。

(三)协助东北军将领组建抗日武装

刘澜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安排张学思营救张学良的同时,还让他去华北组织抗日武装。刘澜波与张学思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军队的计划。张学思在河南郾城很快召集了百余人的队伍,将这支队伍定名为“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当五十三军与日军激战之时,刘澜波告诉张学思设法与确山的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联系,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将其集中在河南竹沟镇。但是,由于华北抗战局势恶化,计划未能实现,周恩来与刘澜波认真研究后,决定将这批人分赴延安,让张学思去香港。

刘澜波关注着走向抗日战场上的东北军,特别是东北挺进军这支队伍。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委任原黑龙江省代省长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率部在绥远抗战。东北军骑兵第二军所辖六师刘桂五部也参加了挺进军。刘澜波闻讯,经请示周恩来,立即派出栗又文、邹大鹏、徐寿轩、关梦觉等去大同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处协助工作。东北挺进军从绥远、陕西一带挺进到晋察地区,一直十分活跃。参加东北挺进军的刘桂五,也是在刘澜波的重点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1938年4月22日,他在固阳县黄油干子战役中不幸牺牲。消息传来,刘澜波悲痛万分,立即赶往东总宣传队正在表演救亡话剧的“东总”会址武昌明月桥会场,当众宣布了这一不幸消息,沉痛悼念刘桂五和牺牲官兵。与会者表示将继承刘桂五未竟的事业,同日本侵略军战斗到底。

(四)呼吁抚恤与救济东北官兵及家属

随着战区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抚恤与救济东北军抗敌阵亡将士与眷属成为重大问题。刘澜波从同平汉线上回来的朋友谈话中得知,流落流亡在河南信阳、许昌、郾城、襄城、南阳、绥平、叶县等地的东北失业民众和阵亡将士眷属,已超过千数百户之多,而其中无依无靠、饥寒交迫者竟有五六百家。襄城一地,“一两天不能举火者有之,辗转寄食者有之,与人姘度者有之,以非人类所有忍受的皮肉零卖。而养活老注者有之,因贫病之交逼,而死亡者亦不少见”。所以,刘澜波认为应该给予抚恤与救济,施以组织与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的有计划的生产救济和教养。他建议东北人士与东北救亡团体成立一个“东北流亡民众教养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在政府的领导下,为东北流亡民众阵亡将士眷属进行设计、调查、筹款、救济和教育的工作。这些呼吁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他们纷纷捐款捐物,对东北官兵及眷属进行救济。后来,国民政府拨款80万元对难民进行救济时,“东总”所提出的“优先顾及东北军人家属的提议”被采纳,解决了一部分东北军眷属的生活问题。

三、扩大抗日救亡宣传,支援全国抗战

“东总”迁到武汉后,宣传部部长为于毅夫,副部长为关梦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东总”宣传部配合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有利形势,深入群众,以各种形式公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一)组织宣传队,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募捐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澜波领导“东总”配合国共共同抗战的有利形势,深入群众,以各种形势进行抗日宣传。其中“东总”的宣传队极富影响。《新华日报》曾高度评价这支宣传队,“在每一次武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总看见东北救亡总会的话剧团在街头活跃着,用他们巧妙的化装宣传吸引住无数的群众”。宣传队的歌曲“沈阳花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最受群众欢迎,话剧团也编演一些抗日题材的话剧等。在宣传中,“东总”宣传队还为支持抗战进行募捐。如发起“七七献金”活动、“草鞋运动”、“征募棉衣医药品”运动等,运送给前线。

(二)组织慰问队、战地服务团,对抗战前线官兵进行慰问、鼓励

刘澜波等“东总”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将宣传工作停留在武汉群众中,他们希望将宣传工作做到前线去,帮助部队改进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合作。1938年春,“东总”组织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团长由“东总”党组成员张庆泰担任。1938年8月3日,服务团将要出发前往平汉陇海前线,刘澜波、于毅夫、于炳然亲自致辞欢送他们,鼓舞了战地服务团员赴前线工作的决心。他们从武汉到达冀中,一路上对抗战官兵进行了慰问演出,教唱抗日革命歌曲、举行联欢会等,曾受到了贺龙、吕正操的亲切接见,该团受到了极大鼓励。

(三)举办战时工作训练班,为抗战输送人才

刘澜波得知,全面抗战开始后,阵亡将士在30万以上,所以目前最迫切的工作为如何动员青年,建造有力的新军。故他将积极训练、培养并提拔大批干部以增进本会工作效能,即充实抗战力量作为“东总”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指示“东总”及分会负责人在武汉、西安、河南的几个东北人的中心居住区,努力设法去组织训练他们的干部。

1937年12月17日至30日,在刘澜波的领导下,“东总”在武汉举办了“战时服务训练班”。他们在流亡武汉的青年中选拔精锐,教员都是经过“东总”党组讨论请来的,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邓颖超、李涛等都讲过课。讲授课程有游击战术、民众运动、政治常识、时事问题、政治工作、宣传方法等,同时还讲一些爆破、谍报、救护、农村合作方面的常识,为抗战培养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才。“东总”这样的训练班共举办过3次,培训班毕业后,刘澜波、阎宝航等“东总”领导人依据各地抗战的需要,将他们分配到各大战区。“东总”训练班所受训的青年成绩优良,均介绍到前方工作。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战区纷纷派人向“东总”请要青年干部,而流亡青年在“东总”会址外排长队要求去前线,1938年7月25日的《新华日报》就专门对此情况进行了报道。为此,刘澜波召开“东总”党组会议,决定,“每日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举行救亡工作青年登记,加以审核之后,介绍以相当工作”,来满足各地战区的需要。据估计,仅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东北爱国青年经过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参加到各地区的不下千余人。

(四)创建《反攻》半月刊,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

1938年1月,刘澜波召开“东总”党组会议,决定创办“东总”会刊,之所以以《反攻》命名,是“为了促进全面的反攻,为了配合东北和国内的联合反攻”。《反攻》由宣传部主办,由“东总”常委卢广绩以社长的名义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宣传部长于毅夫兼总编辑,并成立一个包括刘澜波在内的53人的编委会。刘澜波经常以蓝渤为笔名撰写文章,如撰写《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纪念“九一八”七周年》、《我们要为抗战建国而奋斗》、《抚恤与救济》、《徐州撤退之后》等文章,鼓励东北同胞坚持抗战到底,收复故土。共产党员邓颖超、陆定一、胡绳,东北元老莫德惠、万福麟,国民党员孙科、冯玉祥,国内外知名人士茅盾、史沫特莱、绿川英子等人都曾为《反攻》撰写过文章,表明各自在抗战中的观点与主张,《反攻》半月刊实际上是国统区各党派共同议政及宣传抗战的舆论阵地之一。1938年的《新华日报》曾几次介绍过这个刊物。《反攻》发行近20万份,传播到各地,特别是游击区和前方,其影响与意义十分深远,人们把“《反攻》看作为东北人的旗帜,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旗帜,这个旗帜是战斗的”。后来抗战到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妥协退让的方针,反共倾向日益明显。周恩来和董必武曾指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要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东总”领导人正是遵循这个原则,即使在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的困难时期,也能克服艰难险阻,坚持到1945年才停刊。

总之,在武汉期间,刘澜波领导“东总”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救亡运动,不仅将东北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壮大了东北救亡团体、东北救亡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复土,以至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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