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安

长征时期，不少女红军在队伍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们有的担任机要秘书，有的参与党团工作，有的在后方医院负责医疗或护理，她们凭借娴熟的工作技能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为革命撑起了半边天。其中涌现出很多巾帼英雄，例如邓颖超、蔡畅、张琴秋、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但相较于其他在机关和后勤部门工作的女红军而言，在作战部队中担任要职的张琴秋更加显得卓尔不群。1932年秋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时，12月至1933年2月，张琴秋接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她担任方面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是长征时职务最高的女红军。

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使张琴秋积极寻求救国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为她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学时期，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孔德。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恰好孔德也在上海，她们经常会面，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丈夫沈雁冰（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夏，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写信热情帮助，并先后寄去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学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是该校的教师。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琴秋与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等人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婚礼。婚后他们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100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

从莫斯科归国后，张琴秋立即投入到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中，并担任了要职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张琴秋和沈泽民也都回国了。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副书记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赴任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经过乔装打扮，历经艰难，1931年5月到达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中。张琴秋担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到来之前，大家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子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军号一响，张琴秋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一下子让人折服了。其实，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到了1932年秋，在蒋介石20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主张分散打游击，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沈泽民受王明的影响，思想较“左”，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

在沈泽民的坚持下，张国焘最后同意他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由于长期的劳累，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依依惜别，成了他们一生中见的最后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茅盾也这样说，但沈泽民不肯离开苏区。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1933年11月30日，沈泽民病逝，享年33岁。

在此期间，张琴秋与大军走新野，过邓县，一路血战，翻越巴山，从川陕边界向巴中进军，转战3000多里，最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转战途中，张琴秋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1月底，红四方面军组建新红二十五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吴焕先调任军长，张琴秋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工作。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张琴秋的政治工作时说：“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的作用。”

她常常深入新开辟的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几十年过后，当地许多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来自江南的、当官的女红军”，讲起话来“干脆利落，亲切动听”。此外，在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张琴秋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签署的告工农群众书。她坐过的那块大石头，如今被乡亲们亲切称作“女儿石”。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行动。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行军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极大不满。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12月9日，当部队西行至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停下来以后，各种意见都出来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余笃山和总部参谋处情报科科长王振华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张琴秋与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旷继勋以及余笃山、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便请教威信很高的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鉴于此，曾中生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准备交给张国焘。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琴秋去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毕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为密切。张琴秋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张琴秋和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转移，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根据地，尽快把今后的行动方针告诉中央。

在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红四方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挺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张国焘对于在小河口会议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以“肃反”为名，开始打击报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山、旷继勋等人杀害。一天，张国焘突然找张琴秋谈话，要她交代与他们的关系。张琴秋实事求是地谈了小河口给张国焘提意见一事的经过，在《我的声明书》中说：“我曾经同李特（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笔者注）同志谈过，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张国焘见她态度强硬，拒不认错，于1933年春撤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她到红江县（今通江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当时，有不少人都为张琴秋的撤职而不平。但她却刚正不阿，对于张国焘的打击，从不屈服。她胸怀宽广，一切以大局为重，她认为只要是党的工作，干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岗位。

不多久，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连同伤员，医院共有4000余人。在设备简陋、医药奇缺、粮食匮乏的困境中，率领医护人员拯救了许多人员的生命。有一次，因连日大雨，总医院无法给各分院运送药品，她一大早骑上大白马，不顾别人劝阻，亲自冒着大雨给分院送药。行至一条名为小平溪的河畔，只见水涨河宽，挡住去路，她却扬起鞭子，高擎缰绳，大喝一声，令白马腾空而起，冲进小溪，平安地登上对岸。后来，那条小溪被人们称作“跃马溪”。还有一次，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500名女战士，担任护送300名红军伤员的任务。到了苦草坝附近，她们遭到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川军突生哗变，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口，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后来，张琴秋调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长征时，她又被调回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

西征失利，张琴秋虎口脱险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约2.18万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复电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由于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西路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此时的张琴秋随部队连续转战，艰辛备尝。

在国民党军马步芳部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西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虽然大量杀伤敌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在祁连山分头突围时，张琴秋不幸落入敌手。“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她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参加短期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在抗大女生大队期间，张琴秋管理着5个分队七八百人的学习、训练和生活。当时延安经常遭日军飞机轰炸。女生大队地处清凉山，山高目标显，时刻都有遭到敌人空袭的可能。张琴秋沉着果断，以她多年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巧妙而周密的安排。每天一大早，她就指挥各分队学员带上干粮，分散到事先划分好的山沟中去上课。等到太阳落山时，响亮的号声又召唤她们回到学校住地。这么大一支队伍被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学习、训练的正常进行。

1939年7月，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同时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张琴秋不仅是位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而且也是出色的教育家。她充分调动女子大学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教师们一起安排制订教学计划。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她除自己兼课外，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深入课堂听课，收集意见，并及时将意见转达给教师，使女大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解放战争中，张琴秋担任了解放区妇联秘书长、常委，还随蔡畅出席了国际妇女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解放区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张琴秋以自己的超凡能力，在军中担任要职，是长征前后职务最高的红军女将领，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