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寅

赵宋立国之后，沿袭前朝陪都之制，先后以河南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这三京皆设留守司，作为留守司的组成机构，也相应地设置了御史台，全称为“留守司御史台”，多简称为“留司御史台”或“留台”。“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即为这三京御史台的总称。目前，关于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研究，主要以龚延明和张祥云为主。龚氏的《宋代官制辞典》设立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北京留守司御史台”等词条，对相关词条的职能、简称、别称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解释。①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85-386页。张氏所著《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对“西京留司御史台”的设置、职能、政治生活等方面均有涉及，但失之简略，还有待深入。②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9页。然而，有关这一机构的性质及相关内容仍然比较模糊，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这一机构的设置过程及发展、职掌、长官选任、地位等方面进行讨论，力求明晰其中的诸多关节。

一、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置及发展

在陪都设立御史台，沿袭的是唐代制度。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重心基本上位于东都洛阳，东都御史台大概就设置于此时。①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东都御史台起初以御史中丞为长官，“自中丞已下，元额七员；中丞一员，侍御史一员，殿中侍御史二员，监察御史二员”②王溥撰：《唐会要》卷60《东都留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3-1234页。。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后，东都御史台的地位逐渐降低。其年“三月，以权知御史中丞崔元略为东都留台。自后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共主留台之务，而三院御史亦不尝备焉”③《唐会要》卷60《东都留台》，第1234页。。五代之时，后梁、后唐并未以唐东都为模范，完善陪都的相关机构。后晋灭后唐之后，以开封为首都，洛阳为西京，并于此设立分司机构及御史台。与唐后期相似，西京御史台只有三院御史，且不齐备。此后，后汉、后周、北宋都沿袭了这一制度。④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55页。

要说明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立过程，就必须对这三京地位的确立有所交待。宋初以河南府为西京，继承的是后周既有的制度。因为宋太祖“行禅代礼”之后即将周帝、周太后“迁居西京”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此后并未有以河南府为西京之类的诏书，史籍中亦无此类记载。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也为后周所有，宋亦袭之。需要说明的则是应天府和大名府陪都地位的确立及其机构的完善。以西京河南府为例，留守司的组成机构中不仅有御史台，还有国子监、司礼院以及一些供奉太祖、太宗御像的宫观。换言之，三京留守司的组织机构及陪都地位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

应天府原名宋州，宋太祖赵匡胤做过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其治所即在宋州。因此，宋州被视为宋朝的龙兴之所。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升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在去祭祀老子的途中，经过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丙辰，第1864页。。史料所及，宋真宗升应天府为南京后，并无多少举措来完善其陪都地位。直到宋仁宗即位后，才逐步完善了南京留守司的组织结构及其它事宜。如：天圣四年（1026）十月丙申，“奉真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⑦李焘：《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月丙申，第2425页。；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⑧李焘：《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午，第3516页。；御史台为庆历五年九月所置。其后，又修南京鸿庆宫三圣御容殿⑨李焘：《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二月丙辰，第3855页。，并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张方平为南京鸿庆宫奉安三圣御容礼仪使⑩李焘：《长编》卷160，庆历七年六月辛亥，第3876页。，“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南京鸿庆宫”⑪李焘：《长编》卷161，庆历七年七月癸未，第3881页。。至此，南京留守司的机构和相关事宜的配备基本完成。

大名府能成为北京，与宋辽之间的紧张关系息息相关。庆历二年（1142）二月，契丹增兵于宋辽边境，并遣使索取关南地。宰相吕夷简以为“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遂“建大名府为北京”⑫李焘：《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戊午，第3260页。。宋辽之间的紧张关系经过富弼使辽的“增币交涉”，以及余靖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之后，宋朝才转危为安⑬陶晋生：《宋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页。。而在局势缓解之后的庆历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台”。与西京、南京相比，北京的建设只是权宜之计，其国防意义是首要的。

上述以南、北二京的确立过程为主线，为这两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设置大致勾勒出了一幅时代背景。其实，这两京御史台设置的时间相差不多，一在庆历五年，一在庆历七年，这说明庆历年间重视陪都的建设，完善了各陪都的职能，突出其地位，使之与一般州郡相异。而这一完善过程，包括陪都御史台的设置，无疑是以唐东都的建制为模板。

留守司御史台亦有自己的府衙。“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⑭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页。因官阶高低有差，其长官分别为“判某京留守司御史台”、“权判某京留守司御史台”、“管勾某京留守司御史台公事”、“权管勾某京留守司御史台公事”，或俗称“留台御史”。属吏则有令史、知班、驱使官、书吏各一人①《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53页。。即留守司御史台机关的组成人员，只有一名长官和几个属吏。到宋神宗熙宁二年时，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令三京留司御史台添权判或管勾官一员，仍差大卿监并职司以上差遣人”，“以待卿监监司之老者”；同时，留守司国子监亦增人员。②同上。对此变端，宋人徐度认为：“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③徐度：《却扫编》卷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其后，陈均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亦指出：“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毋限员。”④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5页。不论如何，原来只有一名长官和几名属吏的留台，在神宗时增加了员额。而且其地位也逐渐降低，“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⑤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也就是说，随着宫观官的大量设立，其俸禄又厚，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地位在不断降低，养老的高级官员多任宫观官，而不愿任职留司御史台，最后竟然沦落到与属吏相似的地步。南宋时，三京皆陷于金，留守司御史台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掌

据研究，唐代东都御史台不仅可以监察百官，特别是在东都的官员，也可负责洛阳的治安，代行司法之权，还可以监督财权、司法、郊庙百祀等。⑥参见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第142-157页。五代时期的西京御史台的职权与唐代相似，主要负责对洛阳及周边地区官员、分司官的监察。⑦参见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155页。而且，其管辖的事务繁剧，甚至侵涉了一些地方官府的职权。如陶穀在后晋时任过西京留台御史，他曾上疏曰：“臣任监察御史日，留台西京。窃见台司详断者，至于夫妇之间，小小争讼，动引支证，淹滞积时。及坊市死亡丧葬，又须台司判状；奴婢病亡，又须检验。人吏贪狡，因此邀求，动经旬时，不遂埋瘗。是臣目击，尝嫉弊讹者。”当时朝廷责令有司处理各自的相关事务。⑧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发号令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0页。可见，五代时由于留台管辖太过广泛，百姓小事且由其掌，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恐怕是自唐以来，留台司法权扩张的恶果。

宋代留守司御史台的权限大不如前，时人多以之为闲职，这从宋人的记述中可以获知。宋人徐度在论及吴育、刘原父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南京留守司御史台时，说其“职闲无事”。⑨徐度：《却掃编》卷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珪举荐李徽之，当时李正要赴任南京留司御史台。王珪认为像李徽之这样的人才不加以任用，却“置之闲废之地”。⑩《历代名臣奏议》卷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2页。这说明，王珪以为留台之职为“闲废之地”，只一虚位而已。又如宋神宗即位之初，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有违礼节，由此引发台谏官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外纷纷”。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的韩维上书，以为当使双方在朝堂上辩论，以平息纷扰，并且说“若臣所言幸蒙施用，则事辨之后，乞罢臣职任，授一小州，或留台闲官”。⑪韩维：《南阳集》卷24《论宰相与中丞得失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6 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3页；另见《历代名臣奏议》卷176，第2311页。借用此段材料的重点不在于展现台谏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在于表明韩维将留台看作是闲职，这是北宋士大夫比较普遍的观念。叶梦得说留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⑫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即叶梦得以为留台为闲职，且已经形成无所职掌的惯例。

不仅士大夫如此认为，朝廷正式公文上亦表达出留台为闲职的意思。如王安石在给李柬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的制书上，说李柬之“力辞显荣，退就闲职”，又说“别都执宪，地清务简”。①王安石：《临川文集》卷49《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刑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制》，四部丛刊本。王安石的意思是，李柬之放弃了在开封的荣华，而选择了陪都御史台这个清水衙门。但这并不仅仅是王安石个人意思的表露，也并非一般士大夫的观念，它既然见诸公文，那就是朝廷的共识，即官方的日常观念。

“清闲”是宋人对留台的记述中留给后人的印象，其实不全尽然。在宋初，它还是有监察权的。如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十二月，“凤翔节度使符彦卿被病，肩舆赴镇，至西京，上言其疾亟，诏许就医洛阳。假满百日，受俸如故，为御史所纠，请下留台鞫问。上以彦卿姻旧，特释之，但罢其节度”②《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第237页。。其中所言的御史应为留台御史，“留台”也应为西京留守司御史台。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宋代史料中所言的“留台”都是指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若皇帝不在开封，那么在开封的御史台也称“留台”。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九月，宋真宗离开开封，“以兵部侍郎向敏中权东京留守，翰林侍讲学士邢昺权判留司御史台”③《宋会要辑稿》礼22之15，第890页。。再如大中祥符二年，“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权东京留守，龙图阁待制孙奭权判留司御史台，查道权判留司尚书都省”④《宋会要辑稿》礼28之48，第1043页。。皇帝既然不在首都，那么首都就会成立一套留守政府的班子，而此时的留司御史台也即是原来的御史台，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名称相似，也简称“留台”罢了。⑤但以往研究者在引用此条史料时，并未加以辩证，而是直接作为西京留台行使监察权的事例。如勾利军：《唐宋分司机构与社会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又如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1页。再接前言，开宝二年十二月，宋太祖并未离京⑥参见《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第30页。，因此可以断言，此时的留台确指西京留台。这就说明，在宋立国之初，西京留台还保留有一定的监察权，但这是五代留台权力的惯性使然，并非有宋一代的制度。随着宋初转运使的设立及其职权的扩张，留台的监察权渐渐归其所有，大概在真宗时即完全丧失了其原有的监察权力。

虽为闲职，却也有所执掌。史料中只言其“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⑦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3《职官考七·御史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5页；《宋史》卷164《职官志四》，第3873页。

“拜表”、“行香”是两种重要的仪式，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拜表”之制为：

宋朝之制，每正、冬不受朝。及郡国大庆瑞、奉上尊号、请行大礼，宰臣率文武（郡）［群］臣或并内诸司使、三班、诸军将校、蕃夷酋长、僧道、耆老等诣东上閤门拜表，西京留守率留守司百官五日一上表起居。车驾巡幸，东宫、留守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⑧《宋会要辑稿》仪制7之1，第1950页。

又西京留守拜表仪制，留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质明，并集长寿寺立班，置表于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赐服及大庆瑞并如之。或令分司官赍诣行在，或止驿付南京留司，约用此制。若巡幸，东京则留司百官亦五日一上表起居，并集大相国寺。⑨《宋史》卷120《礼志二十三》，第2818页。

“行香”则是在皇家的重要节日，如国忌（如皇帝忌日）、祠忌（重要祭祀）、帝后生辰等，官员们要赴太庙、寺院（如大相国寺），宫观（如上清宫、天庆观）等场所举行上香仪式，以达到哀悼或祈祷的目的。如：建隆元年正月十七日，“于大相国寺建道场以祝寿，至日，上寿退，百僚诣寺行香”⑩《宋史》卷112《礼志十五》，第2671页。。宋真宗时，“以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⑪《宋史》卷112《礼志十五》，第2680页。。

在东京开封举行的“拜表行香”活动，由御史台纠察官员不合礼节的行为。在陪都，“拜表、行香”事宜则由留守司御史台来主管，如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八月，西京留司御史台上奏：“太宗圣容奉安应天禅院，自来忌日就广爱寺行香。将来忌日，欲就本院设斋，诣圣容殿行香，其诸忌仍旧广爱寺。”①《宋会要辑稿》礼42之5，第1410页。即是留司御史台措置行香事宜。换言之，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掌是组织拜表、行香的系列活动。

司马光“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其中所言的“法令”当是留台的职掌，即拜表、行香，纠举其中的违纪之举。结合上文所述，留台的职权除了组织拜表、行香事宜之外，也负责纠举在这些活动中违反礼节的官员。同时也可以认为，留台并不享有对三京地区的完整监察权。

然而，“纠举违失”并不仅限于拜表、行香。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上奏，建议“留府群官、使臣乘马不得带缨”，朝廷从其所请③《宋史》卷150《舆服志二》，第3513页。。因为这些官员乘马“带缨”违反了舆服制度，留台之意当在纠举其谬。再如司马光在权判留司御史台任上弹奏“比部员外郎、崇义公、分司西京柴咏管勾周陵，祭祀不遵依式，无肃恭之心”，朝廷“乃诏留守司劾咏罪以闻”。④《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乙亥，第5560页。这则是纠举不能按照礼制履行职责的官员。因此可以认为，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职权多与礼制相关，其职掌的目的在于保障朝廷礼制在陪都地区的实现，至于陪都官员的其它事宜则不在其举劾之内。

综上所言，宋代留守司御史台的监察权在逐步减弱，从立国之初继承五代完整的地方监察权逐渐变为只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的闲职，而且其“纠举违失”仅限于礼制方面。由于史料所限，其权力消弭的脉络不得详知。

三、长官的选任

“三京留守司御史台：西京于分司官内差一员权阙，或特差官权判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权掌；后北京置台，专差官领。今则三京皆有正官领之。”⑤《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4，第2735、2736页。这段史料将宋初三京留台长官的情况作了大致说明，即在北京留台设置之前，西京一般由分司官权兼，或有专职官员；南京留台设置之初，则由应天府留守或通判兼掌。北京留台设置后，设专职官员职掌。其所谓“今”指代何时，史无明言。据后文所列三京留台长官情况简表，其实在宋仁宗皇祐时已经在三京都设专职官员来职掌留台了。据此可以认为，在宋仁宗朝之前，三京留台长官一般由它官兼领，在庆历七年设置北京留司御史台后，则皆设专职官员主管各留台之事。笔者据个人视域所及的史料，抽取出若干担任过三京留台长官官员的基本情况编制成下表。

表1 三京留守司御史台长官情况简表⑥说明：由于表中某些项目无法考证，如时间、官资等，其项内容加“？”，表明此为推测之结果；某些项目无法推测，则作“不详”。另，表中官品，元丰之前参考李昌宪的《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载氏著《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元丰后参考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词典》中的各官称条目；表中“集贤院学士”并无品阶，其本官又不可考，其品阶是根据任此贴职的最低官资要求推断所得。“去向”指的是此人任职留台之后的去向，因官员任留台长官之后迁转的官资难以考察，此项以表明担任留台闲职之后仍有升迁之望。

①“卒于任”，表明其在留守司御史台长官这一职位上去世，后同。②此为元丰改制之后的官阶，据《长编》卷345，元丰七年五月辛酉：“朝散大夫、直集贤院、权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台范纯仁权知河中府”，第8289页。名称虽异，但官品相当。

针对三京留台长官的官资要求，以下两段史料进行了涉及，兹列举于下：

天禧四年四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晁迥进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迥累表引年求解近职。他官止云权，迥以三品故云判。③《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

三京留司御史台。管勾台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以上《续国朝会要》）④《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

结合表1，并从这两段材料可以看出：熙宁之后，三京留台长官的官资大致经历了从高到低的变化，同时，其长官人数从一人变为两人甚至更多。天禧四年，晁迥以正三品的工部尚书任西京留台长官，这或许是前所未有的，以高官资任较低的差遣，因此称为“判”。三品之下的官员若任此职，则要加“权”字。这是宋真宗朝的情况。至于第二段史料，则要先定其年代。因其后有“以上《续国朝会要》”的史源说明，此部会要当为元丰时所修；而且其言“管勾台事各一人”，故知其当为宋神宗熙宁二年时所增名额入后的情形。因此，这段史料所言的是宋神宗熙宁二年之后的官资要求。其言“以朝官以上充”，据宋官制，正八品之上方可称为朝官；而且，从表1 可以看出，熙宁之后，多以六品、七品担任留台长官，相应地，五品以上的官员则减少。此后，可以多人同时担任同一职务。如表1所示，熙宁四年，至少有张方平、王陶任南京留台长官，李宥也可能任此职。这种变化，正是前引叶梦得所言宫观官人数增加之后的结果。

其次，出任此职的官员，多非正常调任，绝大多数是因疾病或年老出任此职。表1所录的26名官员中，有12 位是因疾病或年老而出任此职的。除养老之人可能会老死于任外，在其病愈后，大多数官员又可以调离，重新出任其他比较重要的职位，如吴育、孙永等人。另有一些人在政治上失利时，亦会要求去留台任职。如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无果后要求任职西京留台①参见《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辛酉，第5340页。，张方平亦在变法形势下出任南京留守司御史台②参见《东都事略》卷74《张方平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 册，第479页。，待形势有变，亦可出任他职。另外，有些官员则是由于被处罚才出任此职的，如表中所列的沈康、鲜于侁。

对于“带禁职”出任留台者，宋敏求指出：“晁文元公（晁迥），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吴育），皇祐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祐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③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其中所谓“禁职”，即诸殿学士，如集贤院学士等。为何要以这样显要的身份去出任这般闲职？ 皇祐四年八月，资政殿学士吴育因疾请求皇帝准许其“权领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说：“闻吴育以力学损心，以成此疾。且育文行可以为人师表，方欲召归讲席，以备顾问，而忽有此请，宜特从之。”又说：“若止守本官，则俸入差减。可特授集贤院学士，以就全给。”④《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20、21，第2544、2545页。仁宗最后这句话最为关键，之所以令吴育以集贤院学士这样的身份去西京任职，就是为了能够给他多点补贴，以显示皇恩之厚。晁迥先升官再出任西京留台，也是这个道理。

从上表亦可看出，官员出任留台长官，主要有三种情形，即皇帝恩典（养老、养病）、正常除授与处罚之职。结合北宋官员除授制度，留台长官的选任，主要有特旨除授和堂除两种情况。前者由皇帝亲自任命，后者则由中书门下（元丰后为中书省）授命。养老、养病之高官，多由皇帝下旨除授，以显得对老臣的重视。如前文所言晁迥、吴育等人带禁职出任留台长官。中下级官员则只需堂除。如熙宁三年正月有诏：“应乞留司御史台差遣除两制以上临时取旨外，余候到阙体量定差。”即两制以上的官员需要皇帝特旨除授即可到职，其他官员需要待阙之后才能任职。元祐三年十一月，三省建议“左藏库、三京留司御史台、商税院、进奏院，并中书省差”，朝廷从之⑤《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9，第2402页；《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丙午，第10122页。。因此，从上表可知：正常出任留台长官的，多由堂除；皇帝恩典则由特旨除授；至于被罚之官，则由其品阶决定，待制以上亦特旨，以下则堂除。

当然，同其他差遣一样，留台长官亦有任数所限。⑥参见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5-136页。其任数以年龄和官阶高低为准。宋徽宗之前以六十岁为准，六十以上不能超过三任；徽宗时则以七十岁为准，七十以上者不能超过三任，“七十以上曾任侍御史者两任，寺监长官及职司中散大夫以上一任”⑦《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9，第2753页。。

四、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性质和地位

本文开篇即言留守司御史台是三京留守司的组成部分，但就现存史籍而言，往往将其置于御史台的条目下加以记述。如现存的《宋会要辑稿》中，“三京留守司御史台”作为一个条目置于御史台之下，孙逢吉的《职官分纪》也将其置于御史台之下，后世所编的《宋史·职官志》亦是如此。据此，龚延明编著的《宋代官制辞典》亦将“留守司御史台”的相关词条置于“御史台门”之下。而研究宋代监察制度的学者在论及御史台的体制及职能时，往往忽略之，并没有将其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⑧如：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张祥云则将其作为留守司的组成机构来论述的。

就宋人的记述而言，往往将其看作是御史台的分支。如前揭宋敏求所言“近岁皆以禁职分台”，此处之“分台”指留台，即御史台在陪都的分台；另如前引王安石给李柬之所拟的制书中，有“别都执宪”一语，指的亦是御史台在陪都的分支机构。不仅如此，苏颂在其所拟的《西京留司御史台正名知班驱使官王德明可将仕郎守蓬山县主簿勒留》一制中，开篇即言王德明“隶名宪府，给事西台”①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外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4页。。“宪府”即御史台，“西台”为西京留台，其言外之意当是，王氏的编制在御史台，其职务则在西京留台，亦说明其认为留台是御史台的一部分。又如王珪在其所拟的《赐知潞州李柬之乞西京留台不允诏》中有“宪台别印，非朕惜之”②王珪：《华阳集》卷18《赐知潞州李柬之乞西京留台不允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8页。一语，由此也可认为，其将西京留台视为御史台的别所，两者都属于御史台系统。宋人的这种看法，应该继承的是唐人的观念。如文初所述，唐代的东都留台是名符其实的御史台分台，甚至一度超过御史台的地位。唐人习称洛阳为东台③程大昌在《演繁露》卷7中有曰：“其俗呼在京为西台者，唐都长安于洛阳为西，而洛阳亦有留台，故长安名西台，而洛阳为东台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宋人则习称洛阳为西台。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将这一传承说得很明白：“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号为西台。”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1页。再如毕仲衍任过西京留台长官，名其集曰“西台集”；李建中亦当西京留台长官，其号亦称李西台。⑤参见佚名编，桂第子译注：《宣和书谱》卷12，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据宋人所述可以认为，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名义上属于御史台系统，但由于其并无完整的监察权，实际上并非是开封御史台的外派机构，而成为陪都留守司的组成部分。如同留守司及其组成机构一样，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拥有监察权的转运使司，“具有和御史台相似的职能”，并且“在对官员的监察上，形成了转运使和御史台内外有别的明确分工”，因此有了“外台”的称号。⑥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

留台既为闲职，那么，如何认识留台权力在宋代的消弭呢？

首先，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宋代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缩影⑦如勾利军：《唐宋分司机构与社会变迁》；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第131页。他们仅仅指出此点，并未加以分析。。在将地方财权、军权集中的同时，作为留台所享有的监察权亦要收归中央。其实，伴随着留台权力消弭的过程，正是地方监司各种权力完善的过程。以西京河南府而论，其监察权主要归于其所在的京西路监司所有，再有中央御史台的监察，而这些权力在唐、五代时期大多是归属于东都或称西京御史台的。当主要监察权力消失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标志性权力，多以礼制方面为主。

其次，元丰改制之前所行官制即有“名不符实”的特点。如中书省、六部这些职能部门，其长官皆以他官来判或权；至于其职能，也多为一些次要的、礼制方面的细务。其实，留台权力的消弭，亦可以看作是这一制度更革下的一环，六部都不掌其权了，何待一小小的留台？

然而，亦因官、差遣分离的制度，留台权力的消弭也带了一些矛盾。留台权力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有，而且在北宋前、中期，其长官的官阶又经常高于三京留守或知府，当位高权少者遇到位卑权大者的时候，两者肯定要起冲突。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陈象舆自视官高，在立班时站在河南府知府赵湘之上，而且态度傲慢。因此受到京西路转运司的弹劾。朝廷因此下诏：“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今后行香拜表，不以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为首。”⑧《宋会要辑稿》职官17之38，第2753页。同时，以陈象舆为卫尉卿，分司西京，其缘由是：“河南府言象舆不职。”⑨《宋会要辑稿》职官46之3，第3415页。此时，河南府知府赵湘应该同时兼任西京留守。从这一风波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陈象舆可能不仅自视官高，他可以认为自己代表御史台在西京行使权力，况且此事归其所掌。第二，拜表行香归留守司御史台主管，其长官官阶又高于留守府长官，在象征身份的场合，双方发生争执也在情理之中。第三，这件事由本路转运司上报，也正说明对陪都官员的监察权归于其所在路的监司，留台并无监察权。第四，朝廷对此事的处理，表明留守司御史台是留守府的组成机构，留守才是陪都的行政长官，留台长官虽然官高，也应被视为留守的下属。

宋仁宗时，吴育曾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此事多见诸宋代史料中，当以叶梦得所记较早。叶氏记其事曰：

皇祐间，吴正肃公（吴育）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①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第52页。

王称在《东都事略》亦有记载：

（吴育）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分台旧不领民事，育在西京，河阳之民以张尧佐裁决稽积，多诣育。育判于纸尾，尧佐畏恐，即奉行。②王称：《东都事略》卷63《吴育传》，第402页。

在北宋的三京留台长官中，只有吴育一人超出留台不涉民政、监察地方的惯例，故叶梦得说其“独举其职”。叶氏只是说民众对河南府的政务不满意，因此而告诉于留司御史台。王称则指出令民众不满意的郡政其实是地方积案太多，长官不能按时裁决。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留台早就不理民政，且其监察权限亦有鸡肋之感，为何民众会想起求诉于留台？ 但不论如何，吴育的行为显然是越权了。“独举其职”并不是指吴育的行为是称职，而是打破了惯例，是一种“非法”行为。叶梦得所说的“职”，恐怕是五代时留台所享有的司法权，即王称所言的“领民事”，而这种权力在北宋一直是没有的。

以往研究者多认为是由于吴育本人的强势③如赵旭认为：“三京留司台……能否发挥御史的监察作用全赖长官的主观愿望和个人素质。”（见氏著《唐宋法律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张祥云亦作同识，他认为因吴育较为强势，而留台权力的发挥与官员个人有关，朝廷并未明文限制留台权力的发挥。见氏著，第131页。，其实不尽然。如前文所论，留台作为闲职，有名无实，不仅没有民事权，其监察权亦不完整，这早已是宋人的共识。吴育所干涉河阳府司法之事，仍然是以一种监察权的履行，这一行为明显侵犯了京西路转运司的职权；而且其代张尧佐“判”案，明显是侵夺了河阳府的司法权；即使执法不公，当有提点刑狱司来纠察，吴育亦侵犯了提点刑狱司的权力。其实，吴育此举背后有一段政治隐情。张尧佐系仁宗温成皇后张氏的大伯父，而张氏为仁宗所宠。为了提高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张氏不断进用张尧佐，很快做到了三司使。这遭到了谏官包拯、陈升之、吴奎的激烈反对。御史中丞王举正甚至“留百官班，欲廷议”。在压力之下，张尧佐“以宣徽使判河阳”。史载张尧佐“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河阳之民所诉之事应该没有那么严重。故此事可能被吴育借题发挥，成为北宋士大夫限制外戚势力的一环。张尧佐很快被调任天平军。④《宋史》卷463《张尧佐传》，第13557-13558页。将吴育此举视作当时士大夫打击张尧佐的一环，从《宋史·张尧佐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张尧佐先后多次被台谏官弹劾，其差遣也一换再换，从中央到边缘，而吴育此举使其调任更加偏远的天平军，并很快去世，达到了士大夫们打击张氏外戚的目的。况且，吴育在西京留台任上，只此一事被记录下来，并没有履行类似的职权。由此可见，吴育此举明确是针对张尧佐的。因此，吴育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纠劾，而且博得了好名声。

权力虽然消弭，但其象征意义的职事还是有些用处的。北宋灭亡的次年，即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十月，宋人已有怀念因三京留台拜表之事所传达的赵宋王朝的威仪：

监察御史寇防宣谕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台，每于月旦率属拜表如宣诏，其余列郡附递以进，故三京之俗，号知礼义。今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几四方咸知尊君之义。戊午，诏从之。⑤熊克：《中兴小纪》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

此时据北宋灭亡刚一年有余，地方武装割据，康王赵构刚刚登极，并无什么威名。寇防出访四路，应该是为了宣谕赵构昭告天下的诏书，让各地的武装都知道大宋已有新主，但并非每处都尊赵构为新主。故而寇防拿出三京留台的故事，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确立新主的正统地位，以延续赵宋皇权权威。寇防此建议，也正说明了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作用在于，以拜表行香等方式传达了赵宋皇权的威仪，强化了陪都地区的政治秩序。

综上，三京留守司御史台其实有名无实，成为养老、养病、安置政治上失利或被罚大臣的场所，其职权以践行宋代礼制为主。这种有名无实的机构在北宋很多，往往成为时人所诟病的冗杂之症。北宋三京留守司御史台的权力虽然消弭，南宋更无此机构，但这一机构的形式并未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元上都亦有御史台这样的监察机构，且有实际职掌①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明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依然留有一套与中央相似的组织机构，执掌监察权力的都察院亦名列其中，而且权力颇大，职责颇广②参见陈影：《明代南京都察院初探》，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