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占军

齐世荣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自1990年我有幸被先生纳入门下，屈指一算，已逾26 载。今年是先生九十华诞，原本同门计划搞个聚会给先生祝寿，但谁知年前先生竟因恶疾突然离世……这个噩耗引发的震惊和懵懂，恍忽就在昨天。当时想写些文字寄托哀思，但一时间头绪纷乱，竟不知如何下笔。如今先生诞辰日已近，却无法再见到恩师，每思及此，不禁悲从中来。以往追随先生问学的亲身经历如过电影般历历在目，先生一生为学为师的独特风采亦一一重现眼前。不过限于弟子的眼界，本文只能敬述点滴有关恩师为学为师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以致纪念。

一

我是1990年9月正式成为齐先生的门下弟子的，但对先生的大名却早在上中学时就知道。因为当时我们用的高级中学课本《世界历史》是改革开放后编写的全新教材，齐先生作为世界现代史部分的主要参编者之一名列书中，这可谓我和先生师生缘分的开始。事实上，我对历史的兴趣始自高中阶段，教我们历史课的林老师是最初的启蒙者，他见多识广，曾介绍说齐先生原来当过中学老师，现在是北京师范学院的教授，很有学问云云。那时我对国内史学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主观上认为能编写全国通用的高中历史教材的人必定是了不起的大历史学家。因此，我在1986年高考时三个志愿都填写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并最终以全校文科第一的考分如愿以偿。要说本科阶段就有要追随先生求学的心思未免过于夸张，但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争取做一名像先生那样的大学老师的目标还是有的。

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在毕业前以连年获得奖学金的优异成绩获得了86 级唯一的保送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在选择硕士阶段的专业方向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齐先生指导的世界现代史。第一次和先生正式见面是在1990年4月的一个下午，在原来的东风楼（现已拆除）四层东侧历史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先生对我进行了面试。由于平时见过先生高大威严的样子，又听说过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严，因此在等候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定。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见面后先生态度很和蔼，他让我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只是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如外语什么程度？ 是否过了六级？ 课外读过哪些世界现代史方面的书？ 读外文书速度如何等等，待我一一作答后，先生只是说了句“好，就这样了”便起身离去。令我终生感到幸运的是，通过这次短暂的面试，终蒙先生不弃，获得了忝列门墙的机会。从1990年9月开始，我正式师从先生攻读世界现代史方向的硕士学位，1993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做历史编辑，后于1995年初调回历史系任教。这期间，我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经过严格的考试，在1994年又幸运地得以继续跟随先生在职攻读现代国际关系史方向的博士学位，直至1998年毕业。

在长达7-8年的学习过程中，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学习先生传授的知识、体悟先生治学的方法，通过一件件大事小事，渐渐地对于先生的治学风格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先生贯通中西的学识和教书育人的风范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

先生年青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诸位先生，老一辈学者贯通中西的史料功底和融会贯通的治史风格对先生影响很大，这首先体现在他独特的授课内容上。当时先生开设了一门名为《史学方法》的专业必修课。记得第一次上课先生就论及陈寅恪等大师的著述及其治史料的经验，并要求我们课后到图书馆去把课堂上提及的著述都借来看，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先生强调史料是治史的基础，研究中国史和外国史都一样，必须重视史料学的知识。作为世界史的研究生决不能只关注外国史而忽视中国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因为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必须立足于为中国服务，不懂中国史就无法进行中西比较。由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是个很年轻的学科，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整理方面都还需要完善，中国治史前辈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认真借鉴。为了帮助我们记全笔记以便课后能够按图索骥，先生的讲稿课后都会留给我们参考一段时间。因此，上述课的笔记我都记得比较完整，其中引用古今中外资料的丰富程度着实令人敬佩。

伴随先生身边的时光流逝的很快，不知不觉先生已年过八旬。2010年的一天，先生把我叫去家里，指着一摞书和复印资料对我说，他上年纪了，写不动大文章了，这些资料都是他以前收集来的，希望我能够充分利用，写一些有分量的论文。听到先生这么说我心里隐隐地有些感伤，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忽然想起当时市面上正流行翻版民国时期的老教材，故灵机一动对先生说，当初听您讲的关于史料学的课印象深刻，那种中西贯通的讲法现在已经鲜有人能做到。能否把讲稿整理出来出版，我相信对后学会有帮助的。先生闻言说，原来的讲稿都有，不过要发表还需要好好补充修改才行。先生说到做到，半年后，便送我一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内有《谈小说的史料价值》一文；此后，《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略说文字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等文章相继发表，平均一年一篇，直至2014年《史料五讲》一书问世。先生以治世界近现代史闻名于当代，而在此书中展示了他在中国历史及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功底。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专家的高度好评，用瞿林东先生的话说就是：“论述问题，征引繁富，可谓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使其所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先生晚年以八十高龄，仍笔耕不辍，历时五年把自己的史料心得流传后人，这种“该罢休时不罢休”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

先生治学的眼界极高，且很重视学以致用。他的著述涉及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世界通史等多个领域，成果丰硕，见解深刻。尤为难得的是，其著述从来都是针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或全局性的实际问题，决不放无的之矢。作为先生的弟子，我平时注意收集先生发表的各种文字，先生治学选题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经历了激情燃烧岁月的那一代人，先生骨子里饱含着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因此，他的学术关注和论著指向往往与时代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而非仅仅拘泥于个人的研究兴趣。例如19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 周年之际，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联邦德国的斯图加特召开，先生作为首次参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专题报告，针对西方学界长期忽视二战期间中国抗战贡献的实际情况，第一次从世界全局的宏观视角，论述了中国战场的存在及其长期抗战对于牵制和消耗日本侵略者、配合与支援反法西斯盟国取得最终胜利等方面所做出的实际贡献。这篇论文运用了中日英美等多国一手史料，论证扎实有力，获得了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其观点至今依然是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抗战贡献的代表性看法。在我读硕士期间，先生曾多次在上课的时候以这篇论文为例，谈及从世界史视角研究中国史的可能性、谈及掌握外语对于运用一手史料的必要性，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需要多国史料互证的重要性等等，把他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中。

此外，针对苏联解体前后社会上对于十月革命道路选择的混乱认识，先生先后发表了《论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 周年》等文章；针对国家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时代要求，他应邀给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课，阐述历史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之路，先后编写了《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十五世纪以来九强兴衰史》（2 册）、《二十世纪的历史巨变》，主编了《强国兴衰史丛书》、《帝国史译丛》系列丛书等等，上述种种，充分展示了老一代历史学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学以致用的现实关怀。

四

在治学方面，先生博学睿智，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对于学生也一样。他容不得对学问的丝毫懈怠和马虎，对于学生的论文都是认真审阅批注，而且常常还要核对引注的原文，发现问题绝不姑息，这一点在同门中是众所周知的。我第一次被先生狠批就是因为硕士论文的标点符号，因此印象极为深刻。事情发生在1993年初，我硕士毕业前夕，由于知道先生对于论文的审核极为严格，因此我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时非常小心，在资料收集、行文结构、引证规范等各个方面均严格按照先生的要求，生怕在大的问题上有疏漏。不过当时电脑还不普及，因此学生的毕业论文一般都是手写的初稿，我提交先生的论文稿也是自己誊写的，结果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记得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桌上的稿子，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认真，其中一句我终生难忘：“标点符号都写不好，怎么当研究生！”原来稿纸上所有逗号，我都习惯性地点成了点，先生用红笔圈改了多处，在旁边空白划了个大大的叉字，还附上几个大大的惊叹号！

起初我对于先生的批评表面上接受，心里却有点不以为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直到后来先生上课期间多次提到“研究历史必须要养成严谨的学风”，“精细认真的习惯有助于培养见微知著的能力”后才有所醒悟。记得他曾在课上就二战爆发前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否附有秘密议定书一事提问我们：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未被证实之前，如何从条约本身发现端倪？ 见我们面面相觑，先生拿出他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找出条约文本，指着最后一句“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说，这句就能说明问题。因为一般的国际条约签署后并不立即生效，还要等待国会的批准。如《凡尔赛和约》，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期间作为主要缔造者已正式签了字，但最终却因国会没有批准，而在美国没有生效。那么“互不侵犯条约”是否例外呢？ 先生说他对比了其他同时期的类似条约，都没有立即生效的。这就说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特别增加的这一句，幕后肯定别有深意：一方面说明时间紧急，有某种重大的需求要求立即生效，另一方面也说明苏德之间就这种重大的需求已经事先达成了完全的一致。事后证明，德国既定的9月1日进攻波兰的计划和苏德之间关于东欧和波罗的海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共识是增加该句的背景。课后我按先生说的一查，果然如此。苏联在战后坚决否认秘密议定书的存在，以致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论。先生在此事被证实前的1980年即将该秘密议定书全文编入《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附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显示了其对于历史判断的高度自信和勇气。当时我对先生这种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的严谨学风便极为钦佩，自己开始指导研究生后，对当初先生“小题大做”的深意又有了更深的体会。时值今日，看到有些学生一而再地犯马虎的错误，我就常常引用自己因标点符号挨先生训斥的故事，告诫学生们养成细致认真的治学习惯的重要性。

但是，跟随先生久了，就会发现先生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往往只是针对错误的，对于好学、上进的学生则有着更多的帮助和关爱。我在读硕士初期就萌发了想继续跟随恩师学习的想法。当他得知我有意报考他的博士继续深造后，他要求我再选学一门外语，说要想研究国际关系史，只懂英语不够，起码要懂两门，否则无法利用一手史料进行两国互证。在问清我的意向后，他推荐我到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插班学习，后来又帮助我联系了一位法语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师对于自己学生的关爱和支持。

在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先生要求我首先要站稳讲堂，讲好课，其次再读博。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承担了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世界现代史史料学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日益深刻地体悟到了先生所说的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乐趣。在这期间，我曾应约为《炎黄春秋》写了一篇《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也连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生得知后特意把我叫去，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但离“好”还有距离，要我不要自满，要继续努力。记得当时先生的原话是：“要我说好，还差得远呢。”2006年起我开始担任历史系科研副主任，2007年改系建院后又先后担任学院科研副院长和党委书记，这期间先生时常结合自己的经验提醒我，行政会耽误不少时间，要合理安排，不要丢掉了学问，也别脱离教学。先生常说：“一个好（大学）教师应当在教学、科研两方面都作出优秀成绩。”管理工作是为大家服务，只是阶段性的工作，最终还是要回归学术，因此学术研究应该是个人的终身目标。这些叮嘱我谨记在心。

五

“将相无种，事在人为”这八个字是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对于学校创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精辟总结。其实这更是他个人长期治学、管理的经验总结，相对于世界史学科来说尤为贴切。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今天在国内位居前列，与先生等奠基前辈的这种自信和努力进取是分不开的。

伴随先生身边，时时能感受到他身上所拥有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大气，2014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0 周年，我当时任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如何筹备相关活动自然是分内之事，由于前期每年教师节前后都组织摄影展，因此想搞一次书画摄影展。我找到先生，希望他带头做点贡献。先生欣然答应，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将相无种，事在人为”。他对我讲这是他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创业者的真实感悟。在他任系主任和校长期间，曾经遇到无数困难，但由于心中怀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高度自信，既不盲目迷信权威，也不畏惧困难，而是用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推动各项事业的开展。他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对自己有高度的自信心，又要甘于踏踏实实地努力进取。我想，这八个字就是先生在治学方面那种大气和自信的由来。

这种自信和大气，使得先生在面对任何困难，乃至生死考验时都能从容不迫。2015年11月5日傍晚，先生的女儿齐卫华打电话告诉我先生突发病症，跌倒昏迷，已送中日友好医院急救。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因为尽管先生近年来身体消瘦明显，但每问及他的身体状况，都得到非常乐观的回答。看情况紧急，我立即将情况向学校领导和郝春文院长做了汇报。当晚我和刘新成教授及其夫人王勤榕老师一起赶去医院探望并协助联系床位，半夜方回。次日上午再次到医院，仰卧在病床上的先生已经清醒，看到我脸上微微露出笑容。我担心先生头脑是否清醒，便故意问先生：“您知道我是谁吗？”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顿了一下，微笑着说了两个字：“废话。”这是先生对我最后的“训斥”。虽说被批了，但我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紧张的样子，先生缓缓地挥挥手连说了两遍“这算不了什么”。卫华姐说先生早在一年前就查出了癌症，但当时瞒着没有告诉别人，这次住院也不让惊动别人。以后几天，我先后到上海和台湾出差，只能从电话短信中了解先生病情。回京后又和师兄王祖茂一起去探望过先生，当时看先生身体虽虚弱但还能说笑，并不时关注新编中学教材的进展情况，精神状态还好。我以为先生可以度过这一劫，至少能坚持三个月到过年。但谁知到了12月3日早上6 点58 分，竟接到了卫华姐的短信，说先生凌晨6：15去世了！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惊得我很长时间都不知所措，我不敢相信那个睿智自信、笑对病魔的恩师竟然会走的如此突然！

敬爱的恩师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亲身开拓并终身致力的世界史学科，离开了他服务了一生的首都师范大学和历史学院，离开了他始终关心与提携的学界朋友和学生们。作为先生的亲传弟子，把先生毕生积累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思想传承下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总结和提炼先生对于世界史研究的独到心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那需要后人细致、认真的梳理、体验和领悟方能将之继承与传承下去……我们会努力的，先生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