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齐世荣先生毕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所采取的绥靖政策，是促成二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些结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在继续追问前者为什么发动侵略战争，后者为什么实行绥靖政策等方面，仍然可以做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做一简要说明，并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并以此文纪念齐世荣先生逝世一周年。

一、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运动

“法西斯”一词来源于拉丁文“Fasces”，原意是中间插着一把战斧的一束棍棒，是古罗马帝国高级长官的一种权力标志，在他们出巡时其扈从每人肩负一束，寓意人民必须服从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否则立即绳以斧钺。今天，“法西斯”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它是独裁、暴政、恶行和侵略战争的代名词。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大战带来的社会大动乱及其造成的破坏和引发的危机，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激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红色”革命的深深恐惧，以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安排所激起的新的不满与冲突，才产生了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这一运动几乎同时产生于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最终在这些国家成了气候，先后掌握了国家政权，并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另一场战争大灾难。

在国际范围内，法西斯运动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1923年，这是法西斯运动的“滋生期”。其主要表现是：1919年3月，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米兰成立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该政党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于1922年10月在意大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1919年8月，日本出现第一个民间法西斯社团“犹存社”。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留学的三个军人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订立密约，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第二天东条英机加入。“巴登巴登密约”是为日本军部法西斯运动的开始。1920年2月，希特勒宣布把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为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开始。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但很快失败。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1929-1936年，这是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也是法西斯主义及法西斯运动的“泛滥期”。其主要表现是：在纳粹德国，纳粹党员从1928年的10万人，发展到1932年3月的100万人，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81万张，增加到1932年的1374.5万张，1933年1月，纳粹党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在日本，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燃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场战火，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开始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局部抗战。1936年5月，以广田弘毅内阁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为标志，日本法西斯政权初步确立。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开始的标志。中国的全国抗战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不再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而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从局部战争不断发展为世界大战的过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二战的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二战在亚洲的开始；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是二战在欧洲的开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是二战在欧洲的扩大；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使二战发展到真正的全球阶段。意大利则于1935年10月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当时称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在世界上燃起了另一场战火，并于1936年5月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

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运动作为20世纪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它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对它的概括极为困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界一直以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话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无论法西斯戴的是哪些假面具，无论它是以哪些形式出现，无论它用哪些方法获得政权——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獗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最恶毒的敌人”；“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②《季米特洛夫选集》，高宗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46页。这两段话，抓住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指明了当时世界人民面临的危险和威胁，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指出了国际斗争的主要打击方向，成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理论指导，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是植物体内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的抗逆性[22]。与对照组相比，70 ～ 280 μmol/L硝基苯酚处理5 d 后，水稻幼苗根系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含量显著增加，且在280 μmol/L硝基苯酚处理后达到最大值，分别是对照的1.4倍和3.1倍。而560 μmol/L 硝基苯酚处理5 d后，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下降且低于对照，可溶性糖含量也下降至对照水平(表1)。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研究，作出了两点重要贡献。

第一，对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定义：

“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期间，主要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潮的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执政的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它是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右翼狂热运动，同原有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成政治联盟所建立的反动政权，代表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老统治集团的利益。第二，它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发点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第三，它是以极权制取代民主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①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序论第10页。这个定义，指出了法西斯运动的阶级实质，揭示出法西斯政权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另一方面，学者深入到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内部，通过对德国的纳粹体制、意大利的极权体制、日本的“国防国家体制”的全面确立过程和运行机制的详细探讨，揭示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特点，以及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与行动。②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祥超在《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专门对意大利法西斯做了论述。

第二，对20世纪30-40年代中期的日本是不是法西斯国家，做出了判断。中国学者认为：日本既是军国主义国家，也是法西斯国家，尽管日本的法西斯与德国、意大利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纵观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过程，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近代天皇制，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在日本，军部是法西斯化的核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军部起到德、意法西斯政党的作用；在军部自身法西斯化之后，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军事集团，军部与宫廷、官僚、财阀等其他权势集团相结合，依靠发动战争等外部事件的刺激，取得对国家政权的支配地位，逐步推进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体制演变。也就是说，日本经历了先外后内（即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下结合（即利用下层激进法西斯运动暴力事件的压力，并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实现法西斯化。它不是完全否定天皇制体制，而是以渐进方式，逐步将从属于君主立宪范畴的近代天皇制转向天皇制法西斯体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形式和特征，但其国家政权的实质已经法西斯化，是另一种极权主义。③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7、8章；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章。对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日本是不是法西斯国家的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争论很大。一些学者承认当年的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但不是法西斯国家。对于这种现象，究其学术上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定概念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体制与德、意法西斯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前者没有后者所具有的政党和领袖、以及群众运动等形式），因此在历史比较方法上出现了错误的结果。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法西斯政权的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无限扩张的本质，导致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帝国主义是法西斯国家发动二战的深厚根源

100年前，即1916年6月，正当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列宁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一书。该书于1917年9月出版。在这本书中，列宁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类进入20世纪时，世界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他高度概括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各资本主义大国发展到垄断阶段，各国在垄断基础上的竞争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社会生产和资本的规模越出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整个世界经济融为一个经济机体而整个世界又被瓜分完毕，几个最富有的大国对全世界的统治、控制与争夺等等。正是这些发展特点，为资本主义大国争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内容。它们不仅要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还要独占这些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证明了列宁论断的准确。

今天，当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问题时，就会看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帝国主义国家的极端形式法西斯国家来说，这种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更为明显。墨索里尼所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帝国扩张与战争政策，他曾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关于《法西斯主义》词条中写道：“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得最高统治权的趋向……是生命力的表现。”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9页。希特勒从其种族主义而生出的“生存空间论”，具有潜在的无限扩张性。这种要使空间去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理论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不断进行扩张直到最后占领整个地球，而这就意味着不断的对外战争。希特勒曾认为，只有“当一国（种族上最优秀的那一国）取得了完全而无可争辩的霸权时”，世界和平才会到来。②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欧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何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本书的第一章有对希特勒的种族论和空间论的十分清楚的说明。日本法西斯同样如此。曾三次任日本首相、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早在1918年12月就发表文章，肯定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正当要求，并宣称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应该像德国一样要求打破现状，并且“从我们自己的前途出发建立新的国际和平秩序”。③参见矢部貞治：《近卫文麿》，東京：讀賣新聞社，1976年版，第84-86页；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 Longman Inc.，1987，pp.38-39.1931年，时任“满铁”副总裁的众议员松冈洋右煽动性地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号，④松冈洋右：《動し满蒙》，東京：先進社，1931年版，第112页。而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关键人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则叫嚣：“切实拥有支那以增强国力，真正掌握东洋和平之关键，就能完成未来争霸世界的战争准备。”⑤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戦爭原因研究部编：《通向太平洋戦爭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102页。

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对“最高统治权”的追求，希特勒以无限“生存空间”为依托的扩张野心，以及日本要征服亚洲最终争霸世界的目标，都是要用战争的手段与一战的获利者英、法、美等国进行全球争夺。它们的战争目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此，垄断是世界大战最深厚的根源这一列宁的论断，对发动二战的法西斯国家来说，也是正确而准确的。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是法西斯国家敢于向英法美等国挑战的原因之一。已有的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政局动荡和经济混乱的结束，以及外国首先是美国资本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德国，德国的经济获得迅速恢复与发展，到1928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仅次于美国而占到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2%，超过英国和法国而位居世界第二。⑥张炳杰、黄宜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1919-1939年的德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如果从1929-1938年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情况来看，他们之间力量的消长情况更为明显：美国从43.3%下降到28.7%；苏联从5.0% 上升到17.6%；德国从11.1% 上升到13.2%；英国从9.4% 下降到9.2%；法国从6.6%下降到4.5%；日本从2.5%上升到3.8%；意大利从3.3%下降到2.9%，德国已经接近英法两国之和。⑦根据［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表30。正是由于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它们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

三、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国家发动二战的内在动力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归属、忠诚的情感与意识之上的，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⑧C.T.Onion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reprint 1996，about-ism.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至少有以下三种功能：（1）加强对本民族起源和民族家园的认同；（2）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3）提供维系和丰富本民族的价值观体系。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实践运动，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取向：（1）创立民族国家；（2）维护和提高民族国家的声望；（3）对外扩张。①M.Reijai， Political Ideology： A Comparative Approach，New York： Westport，1991，p.25.但第三种取向是一种非理性的蜕变的民族主义行动。

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民族主义从西欧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力和利益的进步性，而是向恶性发展，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从而把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实践运动的第三个取向——侵略扩张，发展到了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的纲领具有突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宣称“法西斯主义为民族而奋斗，它的目标是实现意大利人民的荣耀”②萨尔沃·马斯泰罗尔：《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华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这种荣耀的具体表现就是要重振古罗马帝国的霸业，强调意大利“要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与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重视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③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87页。德国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则深深植根于种族主义，宣扬雅利安种族是对人类进步作出显著贡献的惟一民族，理应统治世界，而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都视为劣等民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仅要求建立把所有雅利安人的后代德意志种族和说德语的民族都包括在内的大德意志国家④以纳粹党的标志为例，希特勒采用长期以来在一些民族主义团体中被用作雅利安德意志精神象征而闻名的带钩十字“卐”（Hankenkreuz）作为纳粹党的标志，并亲自设计了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上一个硕大黑色“卐”字的纳粹党旗，以吸引民众。据说“卐”字是古代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的图腾崇拜，意为太阳。，而且要首先向东方发展，“建立在劣等民族的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统治民族的帝国”。⑤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朱立人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宣扬日本的国体“万世一系”，“万国无比”，并把这种宣传引入对外事务，宣扬“国兼六合，八纮一宇”，以此煽动对外侵略战争。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蜕变的极端民族主义进一步与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意大利法西斯极权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并最终驱使他们发动了再一次使生灵涂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去实现希特勒的建立拥有无限“生存空间”的第三个千年德意志帝国、墨索里尼的恢复古罗马帝国以及日本法西斯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有机联系

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胜利成果中生长出来的，是从运用这些胜利成果的方式中生长出来的”⑥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正是第一次大战，使得欧洲社会不可能在旧基础上重建。这次战争‘为未来洗好了牌’；它造成一种人们无法维持国内国际稳定的局面，从而下一次大战终于不可避免”。⑦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陈绍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页。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上，这些看法颇具启发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因果关系上的继承性，正是二战在起源上的重要特点之一。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可以概括出以下两点。

（一）法西斯国家的建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根源，即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世界作出的和平安排之中。具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尔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①Richard Lamb， The Drift to War 1922-1939，London： W.H.Allen ＆ Co.Plc，1989，p.3.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大量的资料和不断做出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罪责应当由双方承担。在一战期间上台执政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承认，当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滑过沸腾的大锅的边缘而掉进了1914年的战争之中”。②David Llord George， War Memoirs，Vol.1，London： Ivor Nicholson ＆ Watson，1933，p.52.然而战胜国却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凡尔赛条约》第231条中明确规定德国及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就给战胜国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它至少造成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是关于战争的罪责问题，它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强烈复仇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挑起的，如果说到战争的罪责，那么双方都难逃干系。但是战胜国却根据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原则，以维护战胜国的利益为根本宗旨，在《凡尔赛条约》第231条中明确规定德国及其盟国应当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这自然就给它们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这一条款，战胜国对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极为苛刻，不仅包括政治、军事、领土方面的严惩措施，而且以赔款为代表的经济上的掠夺更是骇人听闻。因此，以《凡尔赛条约》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方案，对战败国来说是一个“强制的和平”，而且“其强制的成份比近代以来的任何早于它的和平条约的强制成份都更为明显”，因此这个“从德国勒索而来的签字画押在道义上对德国没有约束力”，不仅如此，它还在战败国中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③E.H.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Hong Kong： MacMillan Press LTD，p.5.德国虽然被迫接受了《凡尔赛条约》，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该条约充满仇恨。巴黎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与此同时，新生的魏玛共和国也由于被迫接受了《凡尔赛条约》而成为被仇恨的对象，从而造成了共和国的脆弱。人们怀念帝国，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正如瑞士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所说：“公众对‘强加’的和约的愤激情绪转向军国主义轨道，从长远来看是最危险的。它不仅威胁世界安宁，也威胁德意志共和国的生存。”④（瑞士）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上卷，高年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4页。实际上，正是在整个德国社会各阶层中不断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持续高涨的复仇主义，形成了纳粹党发展的土壤，并成为30年代希特勒得以上台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一战结束前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本来是德国历史的进步，但无论是德国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这个共和国十分反感。右派认为它是在对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左派则认为它是镇压了11月革命的结果。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签订《凡尔赛条约》，左派谴责它是帝国主义的和约，右派则站在德帝国主义复仇的立场上，认为谁签订和约，谁就是民族的罪人。然而战胜国只要求这个共和国承担战争罪责，裁减军备，割地赔款，并对其进行经济制裁，而对于加速德国的民主化进程却置若罔闻，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共和国更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帝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这种社会状态，同样是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的合适土壤。

另外，对于现状深感不满的国家，并不只限于战败国。日本和意大利虽然算是胜利的一方，心中也总是因为分赃不均而耿耿于怀。意大利为盟国未能全部兑现战时签订的伦敦密约中所许诺给它的战利品而十分不快，日本则由于华盛顿体系对它在远东扩张野心的一定限制而始终不悦。因此一战后的和平十分短暂。特别是当30年代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西方国家仍然坚持巴黎和会所定下的敌视苏联的基调，致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在二战前建立，并因此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⑤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吴万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一章。

（二）绥靖政策的形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

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绥靖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并成为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界在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开展了对英法等国绥靖政策（也包括美国中立法）的研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什么是绥靖政策”这一命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并接受了齐世荣先生对绥靖政策给出的定义：绥靖政策是衰落的英、法帝国主义，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了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①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0世纪70-80年代，齐世荣先生连续发表6 篇重要的有关绥靖政策的研究论文，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先行者，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论文均收入《绥靖政策研究》一书中。

实际上，绥靖政策作为20世纪30年代指导英国和法国的基本外交政策，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且英、法也有差异；美国的政策表现和形成原因与英法也不尽相同。

对英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残酷性所引起的战后和平主义的盛行，②有关和平运动的具体情况，参见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4-19页。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在保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修正《凡尔赛条约》以平复德国的不满，从而通过英德协调形成英德法意四大国主宰欧洲的局面并恢复欧洲的均势，世界经济萧条和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英国经济的虚弱以及当权者无视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而一味削减国防开支，还有不可忽视的英国所面临的全球战略困境，都是绥靖政策在英国形成的重要因素。③这里所说的英国的全球战略困境，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是英国受到其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有力牵制，前者拒绝为任何欧洲的问题而冒战争的风险，后者则以其方兴未艾的民族独立运动而分散了英国的精力并使之难以招架；其二是英国在东西方同时面对德、意、日三个敌人，形成了英国的战略选择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关于绥靖政策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上述因素的论述，可参见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林书武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Margaret George， The Warped Vis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3-1939，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5；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N.H.Gibbs， Grand Strategy，Volume I， Rearmament Policy，London： HMSO.1976；R.A.C.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93； Frank McDonoug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aul W.Doer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年； Igor Lukes ＆ Erik Goldstein eds.， The Munich Crisis，1938： Prelude to World War II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London： Frank Cass，1999；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等等。

对法国来说，世界性萧条对其经济所产生的恶性影响，政坛斗争的异常激烈而使国家的政治无稳定可言，右翼对左翼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而导致亲纳粹势力的发展，消极防御战略以及对英国的一味依赖所造成的战略瘫痪，则是法国之所以选择绥靖政策的重要原因。④法国的战略瘫痪表现在：在洛迦诺公约签订后不久就开始修筑的马其诺防线，不仅强烈地体现了法国在自己的边界内坐等战争到来的消极防御战略，而且使德国可以大举东进而无需顾虑两线作战之险；与此同时英国却并不可靠。关于法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原因，可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下集，尹元耀等译，海口：海南出版公司，1990年版；Anthony P.Adamthwaite，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6-1939，London： Frank Cass，1977.

对美国来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凡尔赛体系的强烈不满而导致的普遍孤立主义情绪，战后国内的和平主义与反战运动，经济大危机使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经济恢复和社会救济以缓和国内局势，以及担心过于介入欧洲的政治而将美国再次拖入战火，是30年代中立法被提出并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⑤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与中立法，可参见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下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上下册，李庆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历史已经证明，绥靖政策并不是维护和平之举，而是纵容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促使二战提前爆发的错误政策。早在1948年，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就指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①他还认为，英法推行绥靖政策是为了维护和平，绥靖主义者是“以和平的名义、绥靖的名义宽恕德国的不义和侵略”。参见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5页，第212页，第22页。

与此同时，学者也认为，英国在东方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并没有达到在西方对德国的绥靖政策那样的程度，即没有最终出卖中国的领土利益，因此不存在“远东慕尼黑”。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英国所要牺牲的对象不同。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决不会走投降主义的道路，也决不会任人摆布，蒋介石也并不想做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中国坚持的全国抗战，使中国避免沦为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②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结束语。

五、二战起源的渐进性特点和战争的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经历了一个从局部战争向全面大战爆发的10年发展过程。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燃起第一场战火，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1939年9月欧战爆发，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再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各主要大国才完全卷入进去，打成了一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战。正因为二战有这样一个从区域性局部战争到全球战争的发展过程，因此，如果战前各国人民能够联合起来，在每一场局部战争中尽可能地遏制侵略者的野心，打乱它们的侵略计划，并阻止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就有可能制止大战的再度发生，即使爆发也会被限制在较小的规模之内。但是，当时的反法西斯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而，当我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这段历史时，有一个现象是必须提出并值得特别重视的，那就是第一场在亚洲燃起的战火是经过整整10年才演变为亚太地区的全面战争的。这里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最终打破了日本要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并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其长期难以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从而延缓了战争的扩大并大大有助于其他国家的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1941年5月27日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计划接近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③The Department of State ed.， Peace and War，Washington D.C.，GPO，1943，p.666.曾经一向对中国的抗战表示轻视的丘吉尔，也不得不在1942年4月18日写道：“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④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上部第一分册，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我们“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⑤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斯大林也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⑥《人民日报》，1951年5月3日。这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所作出的最为重大而突出的贡献之一。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但并非所有的帝国主义大国在任何时候都热衷于发动战争，尤其是破坏性极大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事实。正是它们首先点燃了侵略的战火，把恐怖统治、种族灭绝和民族奴役强加于亚洲、欧洲和世界人民头上，把人类强行拖进了又一场更大的全球性的空前浩劫。至于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国和各被压迫国家与民族，还是英法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苏联，它们或是被侵略被奴役而奋起反抗，以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或是想尽办法去避免战争，然而最终都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而被投入了战争的旋涡。所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的动机来说，其性质是帝国主义的。

不仅如此，二战爆发后，美英苏中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还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暂时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结成了大同盟，直到把法西斯国家打得无条件投降。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墨索里尼曾明确宣布：“法西斯主义坚决否定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那种学说”，要“给予整个民主主义思想总体以严重的打击”，“对自由主义学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还声称：“如果说19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时代”，那么“可以认为，20世纪是一个权力的世纪，一个右派的世纪，一个法西斯世纪”。①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第88页。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制、共产主义和犹太种族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而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更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共本质。因此，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美、英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来说，这都是一场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之战，也是一场信仰之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最终的战争目的和性质来说，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无论如何，人类终于依靠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置于次要地位，以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合作与战略协同，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集团，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