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军

摘 要随着商品经济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后符号化时代已悄然而至，并引发了当代中国的教育危机。本文对后符号化的时代内涵和产生原因进行深刻分析，于此基础上探求主体价值的构建、知识力量的锻造、创造能力的培养等当代教育所存在的潜在危机。

关键词后符号时代背景 中国教育 危机 思想

作为社会文化创造和文明传播的重要形式，符号已成为人类语言表达的重要工具和文化传递的主要手段。在后符号化时代的今天，符号的各项功能已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教育的内容及形式，并构成了“文化、符号、人”三位一体的教育特征。大众在对教育信息进行编码、解码、消费符号的过程中，会出现符号异化的行为，深刻地影响大众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判断，潜在地构成了中国当前教育取向的功利化、商业化的巨大危机。

一、后符号时代的内涵与构成解读

符号是个人对世界产生认知的中介。所谓“符号化”确切有两层内涵：其一，人类创造符号的活动，即活动主体将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的符号，并赋予符号相应的内涵；其二，符号化指人类主体运用符号创造文明的活动，即主体运用符号来认知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符号化不仅仅能够促使人类主体通过非符号化的映像产生对世界的反应，而且能够推动主体充分运用各类符号的潜能、实现事物价值的创新。[1]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主体和符号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创造和历史进步。随着后符号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以规范化的符号为逻辑，克服自身惰性，转换思维模式，以此来实现自我认知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曾提出了“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的观点，对符号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地肯定。

符号化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人类思维认知进步的同时，也形成了符号的异化现象。所谓“后符号化”指人们在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化运作，使得符号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主体，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强的反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符号化及其异化等现象充斥于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当中，构成了当前社会的物质沦陷和精神危机。“在一个大众媒介十分活跃、商品生产格外发达、商品推销和广告无孔不入的时代，生活的丰富性似乎就等于符号的丰富性……但是，其符号的丰富却达到了过剩的水平……每个人都超负荷地享受符号的成果。”[2]

由于后符号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符号异化”现象，符号和主体地位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符号反客为主，由工具演变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类则丧失了主体地位，变为被动的、受制于符号的“被支配力量”。简言之，符号关系逐步代替了人的关系，整个时代则充斥着“拜物教”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主体缺失、信息爆炸、价值观多元、创造力萎缩、文化迷茫等“后符号时代”特征。

二、后符号时代中国教育危机突显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和普及，网络信息、媒体广告等媒介信息的曝光度越来越高，符号异化现象日渐突出。作为人类文化符号传播、传承和创新的场所，教育受到后符号化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

1.符号中人的异化：教育主体的自我迷失

（1）符号化的自我分裂：学生知识分子身份的缺失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追求物质、精神萎缩的符号信息充斥着整个社会，并侵蚀着中国当今的教育体系。据媒体统计，韩国人每年读书为人均7本、日本为40本、俄罗斯为55本，然而中国人年均读书仅为0.7本，阅读量少得可怜。该现象的产生与后符号社会中的教育主体迷失密不可分。学生们在碎片式符号之中造成的自我分裂是教育主体迷失的最显著特征。在后符号化时代，学生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份被琐碎分割，最终演变为“知道分子”。所谓“知道分子”是指学生虽然能够识别和认知多种符号，但是却不能掌握符号背后的真实意思和潜在体系，无法将符号进行结构化处理和系统性推演，最终使得自身变为了碎片式信息中的“异化人”。[3]

作为一个具有开放体系的场所，学校无时无刻不被各类信息符号所包围。除了传统的PC端互联网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让学生们暴露于异化符号之中，学生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接受和发送各类信息。伴随着经济大繁荣而产生的符号信息，包裹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消费理念，赚足了学生的眼球。例如，某些社交类网站或交互性社交工具出于自身运营和盈利的目的，每天向学生推送大量的资讯或广告。这些符号在覆盖了学生的衣食住行的同时，还包含了明星绯闻、负面新闻等内容。这些符号无孔不入，让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带上了具有潜在观念的符号烙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类带有消费性、商业化的符号对教育活动中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细碎地分割，让学生迷失在海量符号之中，忽视了自身选择和判断符号的能力，最终造成了教育主体的迷失。

（2）教育主体之间关系符号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

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和应用，学生群体在后符号社会已彻底“沦陷”，并常以符号的身份出现在人际交往之中。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交际，学生本身的社交身份、交往属性等都被无意识地注入了各类符号的标签，极大地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形成和深化。

在后符号化社会的人际交往当中，学生们通常带着“假面具”或“隐身衣”参与人际活动，将自己包装成为具有某种特性的“符号”。一方面，这些符号有效地把主体保护起来，让学生通过虚拟媒介大胆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满足自我表达、自我倾诉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身处“符号面具”背后，学生对于被倾诉对象的身份和真实形象并不清楚，不能构成充分的信任。然而，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必要条件，缺乏信任的交际最终会造成符号关系的僭越。后符号时代的人际交往形式虽然让学生在短期内获得了表面上的交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对人际交往的困惑，使学生丧失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甚至会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让真实的人际交往更加疏远。[4]

在高度符号化、信息化的社会当中，为了实现充分的自我构建，每个学生都开始以“商品逻辑”来考虑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学生们会认为“我只有考更多的证书才有价值”、“我只有年薪过百万才能在社会中立足”等等。由于来源于后符号社会中的商品思维，这些观念让学生的交际认知带有买卖性的特征，过度强调竞争，缺乏情感符号，引发紧张、疏远、恶化的人际关系，造成思想道德教育的潜在危机。

2.后符号时代中的知识异化：教育力量的贬值

（1）施教者“符号化”：教师价值的功利性沦陷

在西方，“符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学者认定为特征性现象之一。著名学者柏拉图曾在《克拉底鲁篇》中对语言的起源、功能和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释，将符号作为一种“指代物”，对后世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古代《周易》运用符号来记载和推演出自然奥秘和人生哲学，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哲学体系。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为创造的符号世界和真实存在的事物之间形成了必然联系，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符号认知理论。但无论是西方著名学者还是中国古代先哲，对符号的理解有着共同的认知：符号并非事物本身，而是通过约定俗成的名称或标志来代表某一项事物及其意义，即符号是针对某个对象而形成的指代性和观念性的存在。[5]

“符号”产生的初衷是为了传递、记录和创造文化，而并非是用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消费。随着商品社会的不断发展，“符号”逐渐成为了社会运行的主体，并被打上了功利性、商业化的烙印。无论是教育主体还是受教育主体，他们都是通过符号来完成自身的消费和被消费。例如，教育工作原本是一项颇具使命感的工作，教师承担着“传教、授业、解惑”的角色，并为自身的教育成果而感到幸福快乐。然而，在后符号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薪水多少、地位高低却成为人们评价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职业价值和工作体验完全由商品社会的编码所决定。很多教师不再因教学而感到快乐和满足，而是将这项工作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背离了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本性，最终导致师德沦丧、师生关系恶化等。

（2）知识本身符号化：教育产品商品化的沦陷

在后符号时代，符号变为商品，而商品只有变为符号才能够被高效地使用和消费。为了迎合消费型社会的需求，无论是物质商品还是精神产品都要实现自身的“符号化”经营。例如，我们所接触到的电影、电视节目、绘画、写作等艺术作品都是被“定价”为商品，评价精神文化作品的唯一标准并非是传统的艺术风格或思想价值，而变成了售价、发行量或销售额等交换价值。

以往大多数的家长都会根据孩子爱好和兴趣为他们报各类特长班，现今家长为孩子报特长班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学生的爱好培养和素养教育变成了投资行为。近年来，学区房在房地产市场上高价热售，甚至在房地产遇冷的整体背景下也炙手可热。实际上，学区房已成为社会知识买卖的场所，是后符号时代中“教育的附属品”。千余年来，人类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并建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然而在后符号时代中，“知识功利化”进程对教育产生了莫大的伤害，带有浓重商业符号的教育投资行为造成了教育价值的严重缺失。

3.符号中的创造力萎缩：教育作用的贬值

卡西尔曾在《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中提出：“人是宇宙间唯一会自觉地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由此可见，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便是创造和使用各类符号。历史上，图腾、文字、岩画等符号的出现都是人们对现实世界所做出的反应。当今社会，符号的功能越来越完善、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在使用符号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其制约。在现代社会的教育活动当中，符号不再是由主体控制的信息，而是以鬼魅般的力量控制了人的思考与创造。人类在后符号社会借助各类现代媒介构建起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认知基础。但是受到符号异化的影响，教育主体被大量的无用符号淹没，分裂成了若干个分散的镜像，丧失了系统的分析能力，成为了符号的“驯化物”，最终造成了创造能力的萎缩。同时，“符号大爆炸”也让人们时刻都感到紧张，从而使得他们忽视了自身的情感和力量，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符号的附庸和奴隶，并最终丧失自我创新的能力。[6]

根据相关调查，18～35岁之间的网民占到网民总数的86%，而18岁以下的网民占到了3%以上；在移动互联网的占有比例中，18岁以上的移动客户端用户群体占到了9%以上。在互联上网社会，符号已借助各类先进的媒介和技术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操控，改变了以往以强制形式获取信息的行为模式。人们可以在网页中找到无穷的信息和海量的链接，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廉，加速了生活节奏，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这样的便捷促使“一元化”思维的构建，滋生学生和教师的惰性，导致当代中国教育创造力的下降。

因而，在后符号时代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技术革新，同时也要关注多样符号对学生和教师创造力的消极影响。在充分发挥网络符号积极作用的同时，相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被教育者利用各类媒介实现自我革新和知识创造。

“当代社会的符号泛滥，已形成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找不到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我们面临的将是符号危机越演越烈，到一定时刻，它将威胁到人类文化本身的生存。”（赵毅衡《异化符号消费：当代文化的符号泛滥危机》）符号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文明质的飞跃，但符号的异化却阻碍了主体的自我完善，发生了中国当代教育的潜在危机，并威胁到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正视符号与教育的关系，积极发挥教育主体的地位，促进人与符号和谐共存，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社会符号异化发展的分析[J].学术论坛，2008（2）.

[2] 李建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阈中的人的全面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袁文彬.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叙事——简评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批判[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7（4）.

[5] 万资姿.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J].湖南社会科学，2008（2）.

[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J].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 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