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摘 要：中国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图文并茂的《中国花文化史》，不仅是一部系统地探寻中国花史的发展历程及花文化内涵和外延轨迹的专著，也是一部从文化价值系统层面引导和提升读者认知中国花文化史价值的随笔性读物，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史上一个学术空白。

关键词：花文化；历史研究；中国花文化；书评

Abstract：The Chinese flower culture encompasses all the roles that the plants can play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beco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fully illustrated pag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lower Culture not only explor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a's flower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Chinese flower culture in a systematical way，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raise its readers'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 in Chinese flower history from the cultural value perspective， meanwhile， it fills a gap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flower culture ； historical study ； Chinese flower culture ； book review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92（4）

百态千姿地呈现于大自然界的花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不仅是四时八节、良辰嘉会的植物美景，更是色、香、味、形可品可赏的精神乐事，早已在文化层面深度浸淫了人们的精神家园。晚唐诗人鱼玄机诗云：“春花秋月入诗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珠帘不曾下，长移一榻对山眠。”原来脑海中有了花朝月夕乃至花前月下的美好记忆，即使清冷山居，也不会感到心灵上有甚孤寂了。

其实“花朝月夕”，在中国原非一句虚语和套话，其中都有着特定的寓意。所谓“花朝”，指的是农历二月十五日清晨，而“月夕”则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阳春花开早，仲秋月夜圆，所指皆一年一遇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寄托着人生美好的文化寓意。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宫中和民间每遇“花朝节”，都会有祭拜花神、赏玩花灯、踏青游园、扑蝶游艺、莳花植木、种瓜挑菜、占卜年成、簪花戴草、乞巧发愿、对歌求偶、赏红挂彩、香市庙会乃至饮百花酒、劝农勉桑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百花风雨泪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正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所咏叹的“花朝节”七绝诗。至于“花前月下”，古往今来，隐喻的都是男恋女爱的缠绵故事。

遗憾的是，随着百余年来农业社会在中国的不断解体，在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国民间的花文化传统却越来越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为改变这一积弱之势，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系教授兼中国花文化研究会会长周武忠先生，借鉴并拓展《广群芳谱》（汪灏编撰，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和《中国花经》（陈俊愉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的著述传统，以沉潜专注二十年的工夫，写作了《中国花文化史》（海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一书。该书以七十五万字，凡十三章、共五十六节的图文体量，另加《中国花卉发展大事记》、《中国花卉典籍》、《中国名人与花卉》、《中国传统花卉食品》等五个附录，集中展现中国古今花文化发生发展史的全貌，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史上一个学术空白（图1）。

作者指出：“花文化并非‘花卉和‘文化的简单组合，而是人与植物关系的自然流露。中国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引言》），而赏花的前提是知花，首先要懂得花之“道”，尤其是作为“一个爱花的民族”的子民，更要学会并善于从色、香、姿、韵四方面来品味和欣赏，因为“任何一种花木所能产生的美感，都是基于其自然特性之上的，因此，认识花卉是欣赏花卉美的前提。”而“结合花卉本身的自然美和人文之善的意识形态，以花的形、色、香、德隐喻人的品性或人生追求，主导了中国近3000年的花艺文化观。”（第三章《四时幽赏》）这一认知和发现，正是本书立论的重要基础。

为此，在以题为《花·华·花文化》的本书引言开篇后，作者别具匠心地规划了十三个主题内容，依次是：《千载流芳：中国花文化概览》、《滋兰树蕙：中国的花卉资源》、《四时幽赏：中国的用花艺术》、《莳花艺卉：花卉与中国园林》、《花朝月夕：花卉与中国民俗》、《含英咀华：花卉与民众健康》、《笔下生花：花卉与中国文学》、《水墨丹青：花卉与中国艺术》、《拈花微笑：花卉与儒释道》、《群芳会聚：花卉与中国典籍》、《名花倾城：中国国花与市花》、《屐痕处处：花文化与中国旅游》、《继往开来：中国花卉文化产业》，从而系统地探寻了中国花史的发展历程及花文化内涵和外延的轨迹，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花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文并茂的《中国花文化史》，不是一部旨在讲解植物科技内涵的花史专著，而是一部从文化价值系统层面，引导和提升读者认知中国花文化史价值的随笔性读物，因此，作者在对各章标题作仔细推敲和精心设计之后，其著述的重点，自然集中在如何融会贯通中国花文化内容的方方面面，以充分凸现“花与人”和“人与花”之间的精神关系发展史。

浏览本书后不难发现，作者机巧地运用了先总叙、后分述的学术写作手法，从而在时间上从古及今地串联起了有关的花人花事，把在普通的观赏价值之外，花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分主题地解析于世。如前三章，基本上是对中国花卉资源、中国人用花艺术及其文化背景的概述，然后从第四章《莳花艺卉》开始，以九章分论中国花与古典园林与古书典籍，与文学、艺术，与儒、释、道教，与民俗、养生、旅游，与中国国花和市花，直至与花卉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篇章，则以数百千字的导言来概述主题，引领全篇。如：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丰富的国度之一，亦为世界花卉栽培的发源地。中国人驯化、培育、利用花卉的历史极其悠久。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就不断地被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被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与花（包括花卉和花木）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以花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花文化。（第一章《千载流芳》）

民俗，就是世代相传的民间生活习俗……中国人素有爱花的习惯。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中悠游了数千年，始终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看待自然，甚至赋予自然花草以人类的灵魂，期许个人的造化能与心目中的花草相映照、互比美。人们心目中的种种花草意象，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又由于本身具有的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入药治病等实际功用，花卉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游艺娱乐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久而久之，积淀成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花朝月夕》）

在专题论述方面，作者力求在客观陈述现象、总结史实的基础上，能够突出提炼其所包含的中华文化意象。如通过对宋代男子在良辰佳节簪花习俗的考察，指出这是中国先民“辟邪求吉”的一种愿望体现，“自远古起，人们就认为某些植物有着禳灾避祸、祛除不洁、带来吉祥的特别功能。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们视为能带来吉祥的祥瑞之物。”（第五章《花朝月夕》）通过对有关花卉入药疗病、入馔养生和窨茶、护肤现象的考察，指出这是以中华传统医药原理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始终与儒、释、道的精神世界相呼应，最终形成养生与怡情并举的特点。”（第六章《含英咀华》）

在本书中，作者还随机引据了《诗经》《离骚》中有关先民秉兰佩花的记载，及屈原、陶渊明、李白、周敦颐、李渔、林语堂等古今历史文化名人的鉴赏案例，以证说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常常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而庭院和书室中的花卉，则往往成为其情志趣尚的重要载体。如松、竹、梅被古人称为“岁寒三友”，表示历经磨难仍忠贞不渝的友谊和不畏艰苦环境的坚贞情操；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则是以梅之高洁、兰之清幽、竹之亮节、菊之傲霜来表白人格和情操，这是以其植物品性来比德、言志和祈愿，使这四种植物实现了人文性的升华，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复杂的情感因素。“园林花木的精神内涵和吉祥寓意，是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的艺术特质，也使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语素变得更加丰满。”（图2）

作者通过对历代文人学士以花卉为题材的诗歌、词赋、小说、戏剧等的考察，指出这些丰富而精彩的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中国每一个文化的心，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花卉文学的传统。”（第七章《笔下生花》）通过对中国花鸟画的考察，则指出“无论是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还是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的水墨花卉，均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名家辈出，技法独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苑中的一枝奇葩。”（第八章《水墨丹青》）

西谚云：“授人以花，手有余香。”在文化交流史上，奇花异卉还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和不同文化底蕴的人，实现沟通、交流和理解的最佳载体之一。日本植物学者中尾佐助教授（なかおさすけ，1916—1993年）在《花与民族文化》一书中说，早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花文化已成为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而邻近的中国作为日本花文化的前辈，其当时的花文化已十分辉煌”。至于线装百卷本的《广群芳谱》，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日本商船更曾多次将之捎带入境。另有史料表明，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到公元1918年，接受英国维奇花木公司的派遣，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E.H.Wilson，1876—1930年）曾不远万里，在二十年间五次来华搜集中国野生观赏植物，达千余个品种之多。他在192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花园之母》中表示，“欧美的花园、公园中，不可能没有中国产的观赏植物。或者说，没有中国产的观赏植物的种植，就不能成为优美的花园、公园了。”

为此周武忠先生行文所及，有时还能够在空间上将南北方、中西部乃至中国与海外的花人花事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以拓展中国花文化史的人文视野。例如：

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同时也是一个生活起居的空间，要求它有供应饮食的职能……采摘、品尝时鲜美果，是园居生活的一种乐趣；酿制花果食品，是又一番田园风土情趣的活动。这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中国古典园林中这种“花园自供”现象，与当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提倡的“自给性园艺”（self sufficiency），不正好是古今中西园林艺术相互映照、殊途同归的一个佳例吗？（第四章《莳花艺卉》）

中国是花的故乡，远古人类敬畏变化莫测的大自然，而花卉以其春华秋实、草枯木荣的生活轮回与流逝，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人类的敬畏与崇拜。随着这种崇拜的发展，花卉被人格化并神化，从而有了“花神”。中国传说中最早的“花神”是女夷……杨贵妃（杏花花神）、西施（荷花花神）、李白（牡丹花神）、陶渊明（菊花花神）等，是在民间深受尊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成为特定花卉的象征，并被奉为“花神”，其美好的形象或高尚的道德，也随着花神文化的流传而得到传承。（第五章《花朝月夕》）

至于本书第九章《拈花微笑》中，作者以“儒学与花卉”、“佛教与花卉”、“道教与花卉”三节，纵谈儒、释、道学与花卉之间的关系，虽然较诸其他各章篇幅不大，但可谓匠心独运，别具只眼。他通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道教、佛教浓厚的宗教思想氛围不同，儒学花木思想与精神似乎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得更为紧密，也因而更具有普适性，得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影响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花文化史》是周先生早年专著《中国花卉文化》（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的主题拓展和内容深化版。当年《中国花卉文化》问世时，就被称为“我国花卉文化项目研究的第一本书”。当代著名园艺、园林家汪菊洲先生（1913—1996年）在序言中敏锐地发现，该书从“花是大自然的精华”开始，进入到属于精神文化深层的花卉审美；从“中国，迷人的花卉王国”，深入到中国花卉文化的物化形态，尤其是“中国名花古今谈”一章，“更着力于历史上形成‘十大名花审美的精神文化方面。”如今，在《中国花文化史》中，这一文化视角和学术方法，被作者作了比较充分的发扬和光大。

在《中国花文化史》后记中，周先生概略地回顾了他于1994年应邀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24届国际园艺科学大会，并在回国后呼吁成立中国花文化研究会的种种心路历程，然后总结陈说道：“健全的花文化体系可以引领花卉文化消费，促进花卉市场健康发展。创意设计新颖、优质的花文化产品，发展花文化旅游，可以丰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质，让花卉在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其著述本书的学术原旨表白无遗。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人们一定会在精神层面上，更富有知识性和学理性地认同花的人文价值和中国花的文化传统，并积极参与以“人与花，花与人”为主题的花文化事业和产业，让“美的花，花的美”在生活中发挥出更好的效用和更美的魅力来。

责任编辑：王凌宇